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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其已然之迹而诋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难。——苏轼《国学秋试策问二首》

  一

  2006年10月10日下午，我和龙翔在宁波参加一个座谈会， 突然接到重庆一家报社记者的电话，说我和戴耘创作的《超女纪念碑》在网上引发了争议，让我谈谈这件作品。我问，网上议论是肯定的多，还是否定的多？记者说，否定的多，这让我心里“格登”了一下。

  为什么是否定的多呢？我刚在北京（10月7日到9日）参加完宋庄艺术节及研讨会

，听到较多的是对作品的肯定。这件作品5月份还在深圳展览过一次2005超级女声4进3，也是如此。

  从宁波回杭州，由于正在给中国美院雕塑系研究生上课，顾不上到网上看看。第二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裤兜里手机开始一次次震动，不屈不饶。下来一看，几十个未接电话，11个各地电话号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码的。

  回到住处2004年超级女声，用座机接受电话采访，接了两三个电话，感到有些不对劲了。媒体的问题与艺术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关心的是“超女”，譬如：究竟是喜欢超女，还是反对超女？是不是哪位超女的粉丝？雕塑为什么只有李宇春和周笔畅，为什么漏掉张靓颖？晚上到网上看看究竟2004超级女声，一下子竟然懵住了，污言秽语，骂声滔滔，帖子铺天盖地，许多人干脆就是破口大骂。见过骂街的，没见过像这么骂街的。

  在一个论坛上，一位网民反复写“狗屎”两个字，翻了几页，还是这两个字，不知道写了多少个“狗屎”。也真够难为他的了。他心里到底充满了多少仇恨？

  从那天晚上起超级女声电视，我决定从此不再到网上看有关《超女纪念碑》的任何消息。

  戴耘也开始从深圳打来电话，向我通报各种消息。后来，关于此事的各种消息我主要是从戴耘那里得来的。开始我有点担心戴耘年轻抗不住，就安慰他，让他不要接收采访；同时就算有什么打官司的事情

2006超级女声视频，就由我一个人出面顶住好了，不要让两个人都陷进去。谁知戴耘很从容，也很冷静，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和应对措施。

  到后来，不同的声音多了，情况有所好转。在议论最热烈的时候2007超级女声，在搜索网站上，点击《超女纪念碑》，能检索到40多万个条目。

  有几家电视台发出邀请，希望作者能够出镜，面对观众进行讨论。还有一家平面媒体约我，愿意出资真的把《超女纪念碑》铸铜放大超级女声叶一茜，立在户外，以扩大影响。我知道，在媒体时代，个人在媒体导演下的任何行为都不过是装在它盘子里的菜，被消费的命运是肯定了的。于是，我开始拒绝媒体的任何采访和可能扩大事态的建议。

  俗话说，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击打能力随着骂声，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都被骂成这样了，还能坏到哪里去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卷入诉讼。尽管也有朋友打电话过来打气：要是真告你，你可就真出名了。我以为，这种建议绝对是馊点子。在那段时间，我一直小心翼翼，唯恐惹上官司。

  那么，关于《超女纪念碑》雕塑，人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大致有这么一些说法：

  1、最多发表意见的，是一些反对“超级女声”的人。他们许多人并没有看到作品，

甚至连照片都没见到过；他们也不知道《超女纪念碑》只是一件参展作品而已，并不是真的立了一个纪念碑。这些人的态度最激烈，也最盲目。他们反对超级女声，于是恨屋及乌，认为《超女纪念碑》是为超女树碑立传，玷污了纪念碑，败坏了艺术，鼓励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总之，他们把对“超级女声”的不满一股脑都发泄到这件作品上了。甚至也有所谓作家，雕塑家出来公开声讨，说作者追逐名利，贻误青年等等。

  2、也有一些肯定超女的人出来说话，他们也是从喜欢、赞成超女的角度看问题的。

他们肯定大众文化，认为超女体现了艺术民主，体现了老百姓的民主诉求，所以是可以为“超女”树碑立传的。持这种意见在文化、教育界也有一部分人。我有一个多年没有联系的老师，老教授了，专门打来长途电话，表示声援，还邀请我前去演讲；还有一些艺术界的朋友打电话，发短信表示声援。

  3、也有从艺术的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这方面意见也不一致。有人认为作者是

一种反讽，通过这件作品表达对“超女现象”的批判和调侃；也有人认为作者是在正面地塑造“超女”，用永久性的雕塑，肯定“超女”的历史地位。

  4、比较有意思的是“超女”和她们的代理公司，以及“超女”的粉丝们。有记者

采访一些参加过比赛的“超女”，她们都比较“谦虚”，说，我们还年轻，还不够资格；希望以后做出更大成绩了，再为我们做纪念碑。

  李宇春的代理公司表示作品侵犯了肖像权，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力。过了一段时间，口风又变了，说以前出来讲话的是公司底层人员，不代表公司意见，说社会关注“超女”现象是好事云云。周笔畅的公司则表示，用雕塑的方式表现“超女”，作为艺术创作，不便干预。

  相当多的“超女“粉丝坚决抵制这件作品，这种造型，这种方式，伤害了他们心中的偶像。

  以上这种种说法莫辨真伪，反正媒体上是众说纷纭。

  总体来看，这件作品两头不讨好：反对“超级女生现象”的人不喜欢，“超女”本身和大部分支持“超女”也不喜欢。

  那我得说说创作这个作品的经过了。

  二

  观看2005年“超女”决赛，纯粹是一个偶然的原因。

  我一般是不看电视的。2005年8月26日下午，打电话给一个朋友，约了好久，一直阴差阳错，没能一聚。谁知回复让我意外：晚上要看电视，“超级女声”总决赛，见面的事改日再说吧！

  什么节目，这么吸引人？出于好奇，我也打开了电视。结果，这台节目让我震撼，湖南电视台也让我刮目相看。后来得知，就这个晚上，电视台总共收到几百万张短信投票，并获得了中国电视空前的收视率。

  我看到了一种新的东西，这种东西需要我们冷静地思考，认真地对待。我凭直觉感到，不管愿意不愿意，不管存在什么问题，一个新的时代真的来了！这个时代也许可以描述为“草根的时代”、“世俗的时代”、“娱乐的时代”等等。

  9月份，和中规院深圳分院的朱荣远一起聊天，谈起共同策划过的一个项目，唐山公共艺术节，他说，这个项目还是有可能做的。说着说着，扯到了“超女”，我脱口说到，如果能做起来，我们合作，以真人为原型，做一个10米高，彩色的“超女纪念碑”，朱荣远听了很兴奋。

  后来这个项目并没有实施，但我对《超女纪念碑》的兴趣未减。这是因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艺术的公共性问题，以及大众文化、媒介文化和消费社会问题。2003年我在批评家论坛提出了“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的问题。2005年和鲁虹合作，专门以此为主题，主办了一届批评家论坛。“超女”现象，正好吻合了这种学术兴趣。我完全是把“超女”作为一个当代文化的个案来看待的。至于我自己，能够欣赏和接受“超女”们富于青春活力的演唱，但还没有着迷到成为粉丝的程度。

  到2006年3月，我院青年雕塑家戴耘策划了“界内界外”当代艺术展，我作学术主持，又一次和戴耘谈到了《超女纪念碑》，而戴耘2005年曾经做过一个“电视英雄纪念碑”的作品，评价很好，对《超女纪念碑》他也很感兴趣。于是，我们俩决定合作，共同创作这件作品，参加这个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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