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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建文回忆与张树庭的中学经历

(2010-10-05 13: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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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建文

张树庭

研讨会

初中

回忆

分类: 人物

 按:在张树庭的生日研讨会上,他初中同学侯建文做的讲演,这是他的文章,因为时间紧没有收在祝贺的文集中,我与侯先生商量在我的博客上发表。

 

一 位 老 者 的 回忆     

侯建文

2010.9.30  讲演于北京首都大酒店

(为节约时间,我就“照本宣科”了)

尊敬的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西安邮电学院退休教师,自1952年起至1993年退休,从教四十余载。我与张树庭教授是60多年前,抗日战争时期,设在陕西省洋县的国立第七中学的同学。他是初30班,我是初22班,比他高两届。我们同为1930年生,今年九月三十日是他的80诞辰,我的生日是1930115日,他早我36天,所以他又是我的兄长。我现在是“国立第七中学校友总会”的会长(全国共24个分会)。近二十年来,我与树庭一直保持着经常联系,互通生活与工作方面的信息,他曾来我家作客。树庭曾多次来陕与众多老校友欢聚,1995年曾受到陕西省贾治邦副省长(后调任林业部部长)的亲切会见。2001年我组织西北大学、西安亚太科学研究院、陕西食用菌协会、农业部陕西菌种场等单位,特邀树庭来西安讲学,并被西北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受到热烈欢迎,效果甚佳。

  组委会让我讲讲我们年青时的情况,我就和各位朋友谈谈心吧。

  1931年“九一八”日寇入侵中国,到1945年“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先后建立了数十所国立性质的中学,培养出众多栋梁之才。其中以成立先后次序命名的有22所;以特征、人名,地名命名的约有15所,如:国立女子中学、国立第一华侨中学、国立汉民中学、国立东北中学等;国立大学、学院的附属中学约45所,如中大附中等;还有一些进修班、先修班等也属国立性质的中学。这些国立中学都是以收容从沦陷区逃出的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师生为主。张树庭院士(蕈菌之父、国际药用菌之父)是从国立七中走出的三位院士中杰出的一位,他们是七中全体师生的骄傲!他待人诚恳,乐于助人,刻苦学习,申张正义,五十年代于台湾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后,即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长期任教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并先后到美国哈佛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及英国诺丁汉大学做真菌遗传学与细胞学研究。由于他多年地潜心研究,硕果累累,并不断向着更新、更高的目标前进。席泽宗院士(天文史学家)及侯锋院士(黄瓜育种专家、人称黄瓜王,是我的哥哥)是从七中走出的另外两位院士。又如,走出国立中学的学子:国立八中的朱鎔基、国立九中的邓稼先(两弹元勋)、中大附中的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国立六中的贺敬之(著名文学家)。。。。。。等等、等等,真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对祖国的热爱、对科技的执着、对事业的追求和对人民的尽责是他们共同的标帜与共誓。

    下面我想通过我和树庭共同生活过的国立七中的一些回忆,与各位沟通一下。

汉中距洋县不过百里,那里是国立七中所在地。国立一中和师大附中在城固,当时的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也在城固。我因三哥已在国立七中高中部(在洋县城里五云宫)学习,(解放前他去延安投奔了革命),故我和四哥侯锋也就申请去七中,于1944年被分发到七中一分校(在洋县城西30里的谢村镇智果寺)读初中,树庭也在该校学习。该校以山西省的流亡师生为主,也有少数外省师生在校工作与学习,我就是山东平度人。当时物资极其贫乏,学校经费奇缺,师生得不到家庭接济,工作、学习与生活十分艰苦。

    19458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学校沸腾了!由于日军的侵略,而被廹离乡背井,流落在外的苦 孩子们,终于盼到了扬眉吐气的日子了,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了!不会再当亡国奴了!那种激动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文字形容的!

    1945年我正好初中毕业,学校有各种传说:有的说国立中学要复员回原籍,七中不办了;也有的说七中要迁回山西等等,说法不一。在此情况下,放暑假时,学校说:愿到外地就读升学的,可以前去;如果七中继续在此办下去,愿回来的可以再回来。于是,我就返回西安,在二哥处,等待考高中的机会。当时,我的二哥在民乐园摆了个地摊,卖些小杂货,勉强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时间不长传来消息,得知由于山西时局不稳,七中暂不复员,仍在洋县办下去。于是我便返回了洋县,参加了高中入学考试,结果顺利地考取了。这样,我便回到了洋县城里五云宫--国立七中校本部,读高中了。回想起来,在七中初、高中的艰苦学习生活,对我日后的生活、学习、工作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打基础的作用。

在那个年代,物资极其贫乏,物价暴涨,学校经费奇缺,教师待遇微薄,学生得不到家庭的接济,师生的生活十分艰苦。我们自己修建教室。宿舍、操场和校园。课本是由学校借给,两人一本,用完交回,以便下届同学再用。作业本都是自己买点毛边纸或麻纸装订。墨水用颜料自己冲配。买个笔尖绑在竹棍上作钢笔用。晚上,四人围在一盏桐油灯旁,自习在深夜。伙食十分简劣,一日两餐,一顿稀饭一顿汤面条,还经常“拉警报”(抢饭),隔几日才能吃一顿糙米饭或馒头。偶然能买个烧饼充饥,就算是“高级享受”了。当时学校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一日两餐两顿稀,小便几回肚里饥,八人一碗水煮菜,刻苦学习志不移。”这恰如当时的真实写照。同学们所穿的土衣衣服,补了又补,无补丁者极为罕见;对所穿草鞋,也十分爱惜,打球时脱下来赤脚上阵。夏日蚊虫多、气候潮湿,同学们无蚊帐,卫生条件又差,患疟疾、痢疾、疥疮、伤寒者甚多。但艰苦的生活却磨炼了师生们坚韧不拔的意志。正如当时校本部五云宫大门口的一幅对联所写:“秦岭西来,到此间气象展开,士品须从宏阔立;汉江东去,任终古波涛汹涌,文风力向上游争。”同学们领会,“宏阔立”就是要有“先忧后乐的胸怀,为抗日不怕吃苦”。“上游争”是指“要立志刻苦攻读,学到建设祖国的真本领。”

物资条件虽差,但七中的课余文体活动,却十分活跃。蓝、排、垒球场上奔腾欢跃,各类球赛不断。每年五月十七日校庆时,都要举行运动会,平时也都注意锻炼,增强体质。同学们自由结合,组织读书社、学社、墙报社、画报社等学术文艺团体,通过墙报,讲演会、辩论会等活动,作为交流思想、互相砥砺、切磋学习、练习写作的园地。学校里有歌咏队、话剧、京剧、蒲剧、豫剧等剧团和国乐社等,经常演出。话剧曾演出过:《雷雨》、《家》、《风雪夜归人》等名剧。戏曲和国乐演出时,师生同台献艺,大显身手。这一切,都大大活跃了紧张的学习空气,丰富了校园生活,陶冶了师生情操。

七中师生“同是天涯沦落人”,数年相聚,以校为家,建立了父母、兄弟、姐妹之情。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亲密无间,为患病同学买药,精心护理者屡见不鲜。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患难与共、同甘共苦、情深谊长、真挚纯朴,至今难以忘怀。树庭在校时的一位语文老师(罗老师)曾帮助过他,多年来直到他1995年回访母校时还在打听这位老师的下落,以图报答。多年来,到外地出差,总要挤出时间,看一看在当地的老同学,已成习惯。如今校友虽地处各方,但却思慕情殷,盼能早日相见,倾诉衷肠。

回顾我们这代人的一生,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建国后,又可分为文革前17年,文革10年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30年。使我们饱尝了:亡国奴生活、战争动乱生活、解放后当家作主的生活、文革期间的动乱生活和改革开放后的幸福生活。经过多种生活的磨练,对正确世界观的建立、找准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树立为选定的目标而奋斗的毅力十分重要。

我经过反复思考与对比之后,得出了一个基本看法,即: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领导了我国各族人民,走上了不断发展、改革开放、快速前进、依靠自力更生,力争外援、创造幸福生活的道路。总体来说,“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科学持续地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主导与精髓;改革必须是全方位的;经济改革是基础,政治、军事改革是关键,思想、意识改革是保证;所有具体改革,均应互相配合,不断完善。向着最先进的科技、文化,最先进的生产力,快步迈进!使绝大多数的人们,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同时我们的亲身体会告诉我们:青少年时期,能在较艰苦的条件下生活、学习和工作,对一个人的快速成长,并能在复杂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最终取得卓著成就,至关重要!就说这些了。

我们衷心祝愿树庭兄健康长寿合家幸福!

  我和老伴贾延女士(高级英语翻译)这次受树庭的热情邀请前来北京参加这次活动,我们十分高兴,机会难得,我和老伴是克服了身体等多方困难才成行的。感谢树庭兄和筹委会的各位朋友们!

谢谢!

  各位愉快健康幸福!

                       国立七中校友总会会长侯建文(撰于 20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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