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生态文学团队

美国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进展（下）

程相占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济南，250100)

（发表于《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保罗·戈比斯特（Paul Gobster）是美国农业部林务局北部研究站的社会科学家，试图贯通利奥波德的哲学观念与科欧的设计理论并将其应用于公园和森林景观的管理实践中。戈比斯特最初旨在理解休养观光者和当地居民如何感知森林的审美价值，旨在将这种知识转化为景观设计的指南。从1990年代早期开始，随着生态系统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日益被接受为森林管理的方法，他开始认识到：将生态健康和多样性最大化的实践有时会与将景观审美价值最大化的实践相冲突。例如，生态学家强调在林木采伐之后把小树枝、小碎片留下，目的是有助于森林再生；然而，景观设计师通常要求将那些树枝和碎片清除，因为游客不愿看到杂乱或肮脏的景象。为了理解并解决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之间的尖锐冲突，戈比斯特综合了审美哲学家、景观设计师以及心理学的相关成果，总结出一种森林景观管理的生态美学，1999年发表的论文《为了森林景观管理的生态美学》可为代表。[17]象利奥波德一样，戈比斯特的生态审美观扩展了“景观美”这个观念，使之超越了视觉风景的意义；他还认识到，对于“生态美”（ecological beauty）的感知通常需要生态过程的知识以及通过感应景观的时令变化而得到的直接体验。象科欧一样，戈比斯特也重视整体设计。在这些综合与发展中，戈比斯特提出了一套实践方法。他还为研究和理论倡导了一种框架，旨在将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结合起来，这主要体现在2007年发表的《共享的景观：美学与生态学有什么关系？》一文中。[18]简言之，戈比斯特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批判传统风景美学，论证了生态美学的基本要素和理论框架；二是揭示美学与生态学的内在关连，为生态美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出发点。我们这里只分析第一方面。

森林景观的审美价值和生态可持续性方面的价值是两种被高度重视的价值，但是在实际景观管理中，这两种价值有些时候却互相冲突。戈比斯特认为，造成这种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美学观念出了问题。通常情况下，森林景观就是“优美风景”的代名词，学术界普遍认为森林美学就是“风景美学”。这种美学观念如同景观画家一样经常将其所观看到的自然风格化，通过采用诸如平衡、比例、对称、秩序、生动、统一等一系列形式设计原理细心地构成风景。风景美学也是森林管理的美学基础。就象早期的风景画家和设计师一样，从事视觉管理实践的景观设计师经常采用形式设计概念，比如，线条、形式、颜色的变化以及肌理来描绘和处理森林景观的变化。依照这种流行的风景审美模式，森林管理经常强调对于理想自然的视觉的、风格化设计，研究者倾向于关注优美风景，在研究景观时经常向人们询问感知到的什么东西是“风景美”（scenic beauty）或“视觉质量”（visual quality）。这种审美观念忽视了景观的生态价值。

为了解决森林景观的审美价值和生态可持续性价值之间的冲突，戈比斯特基于当代生态观念而批判改造传统的美学观念。在研究、总结利奥波德大地美学的基础上，戈比斯特提出了自己的生态美学观并论证了这种新型生态审美观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为了认真比较了风景美学与生态美学，他采用了“景观感知过程”（landscape perception process）这一理念框架。从生态审美的要素角度着眼，景观感知过程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方面：个体，景观，人－景观互动(human-landscape interactions)，互动所引发的成果。戈比斯特就从这四方面对比两种美学观念：

（１）关于个体。风景美学认为，个体是感知的、情感的、激情的，个体的世界观是人类中心的，审美体验限定在视觉感官，个体偏好等于流行趣味；但是，在生态美学观念中，个体是认知的主体，审美体验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一种提纯的趣味”，其世界观是生物中心主义的、伦理的、“生态人文主义”，个体的所有感官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以及运动共同参与，个体的欣赏是精英式的。总之，生态审美需要重新定义如何“观看”景观以及人类在其中的位置。风景审美首要的是追寻对于优美风景的直接愉悦，不考虑景观的生态整体性（ecological integrity）；相反，在生态审美中，愉悦间接地来自理解景观、理解景观与其所属的生态系统“在生态学意义上的和谐一致”（ecologically fit）。两者的区别彻底改变人类与景观关系，从人类中心的观念改变为更加生物中心的观念。这种观念又改变人们对于景观的审美反应，使之从一种纯粹描述的反应走向一种性质上更有说明性或规范性的反应。这样的做法就象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表达的那样，将美学与生态学、伦理学连接了起来。这样，生态审美促使我们扩展我们对于审美价值的衡量标准，使之超越单纯的视觉偏好而走向更加全面的概念。

（2）关于景观。风景美学集中于优美风景的视觉、静态、单调、固定的形式因素，重视景观的图画性和引人注目的特征，持一种自然主义的（naturalistic）观念，注重景观的表面价值，认为景观是有界限的、框架性的特殊场所，重视整洁而纯洁的景观。与此相对，生态美学则是一种综合的、动态的、活动的、变化的、细微的、无风景的审美模式，它注重景观的象征意义，认为审美对象是无界限的整个森林，包括那些凌乱、肮脏部分。在生态美学中，审美愉悦来自于了解景观的诸多部分是如何与整体相连的，例如，稀有或珍贵的动植物是如何在未触及的生态系统中维持的。而这些动植物被西方学者称为“审美指示物种”（aesthetic indicator species）。[19]

（３）人－景观互动。风景美学是消极的、以对象为取向的，被动地接受现成物，基本上遵循刺激－反应模式；而生态美学则是活跃的、参与的、体验性的，包含着人与景观之间的对话，它要求我们积极地参与、融入到景观中而不是消极被动地观看景观。景观不再是一幅绘画或其它艺术对象，而是随着时令和季节变化而变化的活的景观。这使审美体验观念超越了康德和其他理论家的“无利害性”概念而走向伯林特的“融合”（engagement）观念。通过这些互动关系，我们与自己、与景观进行着“对话”，而对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４）成果。尽管对于优美风景的“简单印象”可以在短时内改变心情，但是，风景欣赏者一般只会维持现状；相反，生态审美扩展了人与自然的对话，这种对话又推动欣赏者的行动和参与，促成他们深层价值观念的改变。

结语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首先发现，美国生态美学的倡导者都不是职业美学家，他们从各自特殊的职业问题出发而走向了生态美学，其生态美学都有极强的实践性。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的相关政策法规。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美学成为美国森林景观规划管理的主要议题，许多政策法规都考虑到森林景观的审美价值，如《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案》、《1976年国家森林管理法案》和1974年频布的美国农业部林务局《视觉管理系统》等，都为保护、加强或恢复森林的审美质量设立了标准。这为美国学者的生态美学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其次，美国生态美学是在环境美学的影响下产生、在环境美学的促动下发展的，可以视为西方环境美学的一部分；第三，美国生态美学的基本观点都是在批判西方传统美学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是西方美学传统的当代更新与发展，为我们理解和反思西方美学史提供了新的理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