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大地震，国内外共募得捐款几百亿，是个不小的数字，堪称天文数字。这笔钱怎么用，用在哪里，用在谁的身上？相信很多人会想到这个问题。为此，中央制订了有关文件，以确保捐款正当使用。

    在此之前，已经听说灾区一些地方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灾民一天只可领到食品若干，饮用水若干，而干部的亲属则近水楼台先得月，比较多地得到这些生活必需品。我在前些时日的博里，说到重建过程中“会听到不愉快的消息”，指的就是这类事情。按照中国国情，这类事情肯定会发生。我们期望当地政府把好关口，决不让某些官员败坏了人民政府的声誉，决不让贪官和奸商勾结起来，趁机发国难财。

    在之前的博文里，我写到“不要骂党，体制有弊端是文化的事。”有些人不理解，比如沈教授就认为与文化无关，是体制的事。他认为文化太杂，旅游文化，酒文化，厕所文化，哪个让你产生弊端了？他这是把大文化和小文化搞混了。体制产生于何处，还是产生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产生什么样的体制，就是这样。

    年轻人着急，看到现实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反复出现，难以根除，就骂街，就提出许多西方引进的药方，以期对症下药，恨不得一天就解决所有问题。殊不知中国的事情有特别雄厚的基础，也就是中国特色，西方的药方未必管用，弄不好反而会坏事。我们说改革到了攻坚阶级，也就是说改革已经触及到某些集团的利益，以及许多集团的共同利益，相信会遭到相当顽强的抵御。

    最近在看孙方之先生的《蒲学圣地西铺》，里面写到清代的一品尚书毕道远，为官一生，两袖清风，百姓有谚云：毕道远督仓场，百姓不吃发霉粮。他在京城享受紫禁城骑马的皇赐特权，回到家乡在父老面前却连驴子都不敢骑。饶是这样一个清官，在官场里也是难以大展身手，也要与利益集团角力，见机而行事。又看了沈敖大先生写的小说《少年徐阶》，清官徐阶一生也是颇多坎坷，欲行改革而遭到多方打压，死后还要背负不实之词的诋毁。

    而利益集团眼中的利，无非就是金钱。这东西太厉害了。谁能在金钱面前不哆嗦？所以，面对几百亿的赈灾款，每个公民都有权利问个明白：钱用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