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东局”和“西局”

天津机器制造局俗称“天津机器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近代军用企业。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看到天津在“拱卫京畿”方面的作用，由总理衙门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请，一方面着手在直隶训练新军；另一方面在天津设局招募工匠，制造洋式军火器械。同治五年（1866年）由崇厚主持，委托曾任美国和丹麦领事官的英商密妥士（J·A·Meadows）操办，投资白银二十余万两，招聘英籍技师，从北京同文馆挑选旗丁数人，雇佣工人约一千四百到二千五百人，在天津城东十八里的贾家沽，建成火药局，称为东局，内有机房四十二座二百九十余间。同治七年（1868年）又在天津城南关外海光寺设置西局，专门制造器具如：开花炮弹、挖泥船、小汽艇、水压机船等；由候补府尹满人德椿任总办，密妥士为洋总办。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机器局正式开工，适值“天津教案”发生，该局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办，进行整顿和扩充，又先后增建洋式药库、饼药厂、洋枪厂、枪子厂、电气水雷局、炼钢厂等。为适应北洋水师和通讯的需要，附设水雷学堂和电报学堂，培养布雷、通讯等技术人才。经过扩充后的天津机器局，“巨栋层栌，广场列厅，迤逦相属，参错相望。东则帆樯沓来，水栅启闭；西则轮车转运，铁辙纵横。城堞炮台之制，井渠屋舍之观，与天津郡城遥相对峙，隐然海疆一重镇。”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军事企业。生产的军火，除供应北洋防务和淮军使用外，还供应河南、吉林、热河、察哈尔、黑龙江及江南等地。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机器局被焚毁。残剩的机器设备分散到市内各地，技术人员和工人分别进入各厂家、作坊，对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颇大作用。

大沽船坞

位于塘沽区大沽海神庙的大沽船坞，是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建造的。

清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筹办北洋水师，先后购置英、德制造的舰艇二十五艘。但是，当时如有船舰出现损坏或故障，需到闽、沪一带有船坞的地方修理，往返耗力费时。为使北洋水师船舰能就近修理，李鸿章奏请在天津建立船坞。

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奏议获准，即召集前任天津海关道员郑藻如、候补道许玲身，会同天津海关税务司英籍德国人德璀琳等，在大沽口筹建，占地一百一十亩，并任命罗丰禄为总办。同年五月，甲坞破土动工，全长300英尺，门长50英尺，水深17英尺，可修理3000吨级船只，一年半后竣工。与此同时，还兴建了轮机房、动力房、抽水房等，从国外购进动力机、抽水机、锅炉、汽锤等设备，以及机床二十余台。船坞内还有木工厂、码头、起重器、绘图楼等设施，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船舶修理基地。嗣后又相继建造了乙、丙、丁、戊、己等五个船坞，以及打铁厂、铸铁厂，锅炉厂、模件厂等，有工人六百余名，其中技术工人三百余名，多数来自闽、粤、浙一带。

该船坞不仅能修船，还能造船。从光绪八年（1882年）到二十六年（1900年），共制造装配轮船、挖泥船十八艘，河驳船一百四十五艘。从光绪十七年（1891年）起，还奉命制造军火，生产后膛快炮和水雷等。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俄国海军侵占大沽船坞，遭受严重破坏。辛亥革命后改名“海军部大沽造船所”，称为北洋政府的兵工厂。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该船坞基础上建成新河船厂，经四十年发展，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工程船舶制造厂之一。

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坐落在河北区中山路。这里原系天津大盐商张霖莹的思源庄。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以直隶总督驻天津，为提倡实业，修建成公园，内建劝工陈列所，故亦名劝业会公园。1912年经直隶省商业厅重修，易名天津公园，又称河北公园。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中山公园。

公园初建时规模颇大。入门处有观世音雕像，手持宝瓶，喷淋“甘露”。门楼上有国产自鸣钟，数里内可听到清脆报时之声。园内艺圃亭台，土石假山，树木繁密，并豢养禽兽动物。此外尚有图书馆、劝工商品陈列所、美术馆等，展览中外名画、古代雕刻及河北土产物品，是一处环境优美、内容丰富的游览休憩场所。

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赴京参加孙（中山）、黄（兴）、黎（元洪）会谈，途径天津，在此参加天津国民欢迎大会，并即席发表演说。1923年10月，孙中山再度来津，特意到公园巡视。1915年6月6日，天津各界在国内集会，反对袁世凯卖国求荣的“二十一条”，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说。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于方舟、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爱国青年，都把这里作为宣传和组织群众的重要活动场所。园内还矗立着两通庄严肃穆的纪念碑，一通纪念1926年震惊全国的“三·一八”运动中为国捐躯的魏士毅女士，另一通纪念1927年4月被军阀褚玉璞杀害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江震寰等十五名烈士。中山公园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烈士的感人事迹，深深激励着每个到园参观的游客。

张伯苓与南开学校

张伯苓（1876—1951），天津市人，名寿春，光绪十八年（1892年）入北洋水师学堂，光绪二十年毕业后入海军。时值朝鲜东学党之变，清政府出兵平乱，日本乘机寻衅，引起甲午战争。这次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参加作战的张伯苓，深深认识到国力不强就难以自存和发展，立志创办新学，培养人才，振兴中华。

当时，天津有位曾任贵州学政、辞官隐居的翰林严范孙，素慕张伯苓之名，特设私塾，延聘张伯苓以心血教授严家子弟。光绪二十九年，张、严二人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创办中学。翌年将严氏私塾与王奎章私塾合并，借用严家住宅偏院作校舍，办起私立中学堂，招生七十余人，取名“敬业中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严范孙、王奎章、徐世昌、卢木斋、严子均等集银二万六千两，在天津旧城西南的南开空地，兴建新校舍，并将校名改为“南开中学”。

宣统三年（1911年）天津提学使傅沅叔将天津客籍学堂和长芦中学堂并入南开中学，原两校经费均拨归南开中学使用，原私人创办的南开中学改为“公立南开中学”。1914年，直隶省工业专门学校和北洋法政学校附设中学办亦并入南开中学，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张伯苓遂决定创办高等学校。

1917年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并考察各私立大学的组织设施。1919年正式创办南开大学，开始设文、理、商三科，招收学生百余人。其时有江苏督军李纯向南开大学赠银币五十万元，张伯苓在八里台购地四百余亩，建造校舍，即今之南大校址。1928年又建南开小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开大学迁往昆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成西南联大，改国立，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天津。经1952年院系调整，成为文理科综合大学设有文、史、哲、经、法、数、理、化、生物等系，和一批研究机构，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