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士成(1836-1900)，字功亭，安徽合肥北乡（今岗集乡聂祠堂）人。幼年父死家境贫寒，与母亲相依为命。聂士成自小好行侠仗义，曾有一夏姓商贩被匪徒追杀，聂母设法将其藏匿，幸免于难。聂归家后热情相待，结为好友。不久，夏弃商从军，入湘军袁甲三部当兵。咸丰九年（1859年）升任哨官驻临淮关，写信邀聂一同从军，从此，聂士成投身军旅，开始了四十年戎马生涯。
聂士成从军后正值清廷镇压捻军起义，因作战英勇被补为把总。李鸿章创建淮军时，因籍贯关系聂士成被拨入淮系，隶属于淮军宿将刘铭传，后因在镇压东西捻军时屡建战功，累迁至总兵、提督，并被授予力勇巴图鲁勇名，与王孝祺、章高元并称淮军后起三名将。在治军方面，聂士成有着严格的纪律性，同时，他也大胆的吸收西方陆军的先进经验，他的部队，可以说是清朝末年中国为数不多的近代化部队。可惜由于清朝政治腐败，最终葬送了他的命运。
南击法寇
1884年，法国发动侵华战争，袭击基隆，妄图侵占中国台湾。驻守台湾的福建巡抚，督办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筹措不备，兵单粮匮，形势十分危急，屡电李鸿章请求救援。李鸿章决定遣800淮军前往支援，然淮军诸将皆怯战不前，无人应往。唯聂士成激于民族义愤，主动请缨，愿率部为援。
光绪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租乘英国“威利号”海轮，由山海关启航。原拟在台湾商埠登陆，不料法军已将前进道路封锁，聂士成率部攀藤援壁，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台湾南部登陆。
三月二日，法军集中优势兵力，强攻月牙隘口，近逼台北。正在这紧要关头，聂士成率部疾驰而来，立即与刘铭传策定“扼主六堵”战略，经浴血奋战，大败法军，将其赶出台湾海峡。战后，聂士成晋升为刘铭传部副将。
四月四日，中法签订《巴黎停战协定》，聂士成部撤回大连。
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宣布福建省台湾府改建为台湾省，以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不久，聂士成奉命返回北洋，统领庆军，驻节东北旅顺口。
甲午传捷
1891年北洋水师大阅后被调往芦台统领淮、练诸军，在任内因成功镇压热河“教匪”起义，擒斩“匪首”杨悦春，被赏穿黄马褂，易勇名为巴图隆阿。后改任山西太原镇总兵，仍留芦台治军。聂士成常率轻骑，巡阅东三省边境，考察地形，并将中俄、中朝边境上的山川险要，邻国的要塞驻军分布绘制成地图，以便知己知彼。聂士成领兵在辽东、河北一带驻防十多年，比较早地意识到来自沙俄和日本的侵略威胁。他曾亲率三名武备学堂学生和一名翻译巡游东北边陲8个月，行程23000里，视察防务，编制守土方略，测绘军事地图。他把沿途所见和自己的心得体会写成10余万字的《东游纪程》一书，认为沙俄“贪心不死，每思开扩土地”，而日本对朝鲜也是虎视眈眈，朝鲜与中国，如唇齿相依，“若有疏失，非独伊一国之危，亦我国之大患也。”
光绪十九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廷火速派兵协助平定。
六月五日，应朝鲜国王请求， 北洋大臣李鸿章令聂士成率部随提督叶志超奔赴朝鲜，聂士成率中国派遣军1500人进驻牙山。聂士成治军严厉，下令不准骚扰百姓。时值雨季，大雨滂沱，所部驻在漏雨的帐篷里，无一违犯军纪。朝鲜政府宴请中国军队，按朝鲜礼节，应有歌妓陪伴，聂士成每次都予拒绝，深受朝鲜百姓拥戴。此间，日本因早存吞并朝鲜和侵华野心，遂以保护驻朝公使返任和保护日侨为借口，出兵朝鲜1万余人，伺机行动。
六月二十三日，日军公然在丰岛海域突然袭击中国军舰“广乙”和“济远”号，并遣陆军4000余人，进攻牙山中国派遣军，正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统帅叶志超面对强大日军的进攻，坐立不安，六神无主。聂士成提出：“海道已梗，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胜，宜驰往据之，战而胜，可据为待援；不胜，犹得绕道出也。”叶志超迫不得已，同意聂士成意见，并令其阻击日军于成欢，屏障公州。其实他并不据公州设防为援，而是畏敌怯战，逃命平壤。
六月二十六日，日军向成欢发起进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聂士成临危不惧，沉着应战，多次击退日军的猛烈进攻。仅在小桥伏击战中，歼日军1000余人。后因弹药垂尽，后援无继，被迫率部败往公州。聂士成抵达公州，不见叶志超一兵一卒，大失所望，只得率部北撤，退往平壤。
九月十五日，日军兵分四路，猛攻平壤。坚守玄武门的左宝贵英勇牺牲。聂士成刚从公州到达，即配合马玉昆，卫汝贵分别击退东，西两路日军。身为全军统帅的叶志超，竟放弃职守，当夜狂奔500里弃城渡鸭绿江，逃退九连城。平壤中国派遣军遭日军猛烈进攻，形势危急。聂士成率部占据高山，潜入密林，果敢出击，在他的掩护下，平壤中国派遣军安全转移到虎耳山一带。
十月下旬，日军按既定预谋，集兵近5万余人，由公州渡过鸭绿江，分两路向中国境内进犯。沿江驻守的4万余清军，一战即溃，连山关、凤凰岭等战略要地一一失守。唯有2000人的聂士成部，守卫在虎耳山，岿然屹立。他率部冒雪苦战，奋力抗敌，战斗异常激烈。后因孤军无援，众寡悬殊，撤出阵地，转移至摩天岭。日军侵占鸭绿江下游沿江后，气焰更加嚣张，继续向摩天岭发起进攻。聂士成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凭高岭，匿丛林，或全鼓疑敌，或出其不意，神出鬼没，出奇制胜。他善用夜战，袭击日军。
十一月二十六日，他与从连山关撤退下来的友军相约，趁冰雪寒夜，亲率战骑偷袭连山关。日军从酣睡中惊醒，丢盔弃甲，仓皇退逃，一举夺回连山关击毙日将富刚三造，继而取得孔家店，长岭子战斗的胜利。可以说这是甲午战争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胜仗。
而当清军全线溃败的时候，只有聂士成的部队英勇向前，奋勇阻击日军的进攻，才使得几十万军队安然撤回了鸭绿江。聂部在甲午战争中有别于一般的清陆军部队，聂军作战顽强，杀敌勇猛，聂士成因功被授直隶提督（原直隶提督叶志超在甲午战中贪生怕死，被清廷下旨斩首）也正是在那场战斗中，聂士成大胆提拔了还是普通士卒的张作霖，后者则在二十年后成为了东北王。
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后，淮军遭到惨重打击，溃不成军。光绪二十二年， 清政府改革陆军军制训练新军，聂士成为使淮军重振军威，从直隶驻防军内挑选精干，组成武毅军马步队30营，共1.5万人。他一改清军旧制，按德军编制，装备、训练部队，使武毅军成为当时清军的一支劲旅。光绪二十四年，武毅军改为武卫前军，驻芦台，与宋庆、董福祥、袁世凯所部并称武卫四军。
内外交困
光绪二十五年，调赴涞水，保定等地，参加镇压义和团运动，剿杀义和团600余人。当时日、俄、英、法、美、德、意、奥等帝国主义国家，因中国甲午战争之败，视中国软弱可欺，联合制造侵华战争，瓜分中国。聂士成虽忠实执行清廷旨意，对义和团进行镇压，但对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名义，大量调兵来华表示忧心忡忡。曾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提出：“目前情形，外侮尤亟”，请求“严饬炮台各将领认真准备”；“兵轮雷艇，似宜饬令择要聚守，以备不虞”，建议作好反对外来侵略的准备。
1900年4月，聂士成奉清廷之命围剿义和团。到了6月，又奉清廷之命与义和团一起和洋人作战。这时，聂士成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他已经成为一个被朝廷不断指责、官员蓄意革除、义和团最为痛恨以及洋人最想消灭的人。一切都源于他对义和团的态度。作为一个多次与洋人交过手的将领，聂士成知道大清国不具备与列强抗衡的力量，而如果国内再动荡频起，只能令国家不可避免地衰弱下去。因此，从义和团兴起的那一天起，聂士成始终认为义和团不可能“灭洋扶清”，救国于危。他亲自观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表演，当场揭穿了农民们的把戏：先装枪弹，再装火药，发火之后，火药在前，只见烟火喷出，枪弹不是被火药推出的而是带出的，所以伤不了人。聂士成当场杀了那个搞骗术的农民。于是，当清廷为了对抗洋人而宣布义和团为“义民”时，义和团向清廷提出的惟一条件是：杀聂士成。朝廷里反对洋人的大员纷纷支持。而慈禧深知国家打仗无论如何还得靠聂士成这样的将领，因此下达的懿旨是让聂士成“戴罪立功”。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日，八国联军2000余人，在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下，由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并不断增兵天津，大沽口。聂士成要求将所部调回海防前线芦台，抗击外来侵略军。慈禧太后欲“利用义和团打洋人”，恐对其继续镇压“激起变故”，即同意聂士成的意见：令其率武卫前军将士开赴津塘铁路沿线杨村，军粮城一带，驻军道防，以俟动静。
六月十六日，当八国联军进犯北京行抵杨村火车站时，聂士成率所部和民团对其进行阻击和围攻，毙伤八国联军40余人。西摩尔被迫退回天津租界。
六月十七日，八国联军集24艘军舰，从海上和陆地向大沽炮台发起猛烈进攻，清守军提督罗荣先率部顽强抵抗，因炮台被击毁，大沽口失守。聂士成率部驰援途中，闻大沽口失守，急奔北塘。部署战守。八国联军占领大沽口后，纷纷登陆，迅即占领北塘。聂士成率部顽强抵抗，拉开了天津保卫战序幕。
喋血津门
在主战派的压力下，慈禧太后被迫以光绪帝名义，颁《宣战谕旨》，对八国联军正式宣战。由于慈禧太后为防止北京义和团夺取她的政权，早将保卫天津的兵力调去保卫北京城，天津守兵只有聂士成所部十几个营，不足万人，且防线很长，城防力量极为薄弱。面对十分严峻的天津防务局势，聂士成镇定自若，他向主持天津防务的直隶提督荣禄慷慨陈词：“今国衅即开，天津首当其冲，吾目未瞑，必尽吾职，不许外军履土。”“士成在一日，天津有一日”。临战前，他告别亲人，派人将老母送回故里，表示与侵略军决一死战。
六月二十一日，聂士成亲自指挥所部在北仓、穆庄一带，袭击八国联军西摩尔部，予以重创。当时在天津的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张德成，与聂士成虽有前隙，积怨很深，但因国难当头，能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聂士成部作战，携手抗击共同的敌人。正当聂士成率部与八国联军激战时，慈禧太后不分青红皂白，竟将大沽炮台失陷归罪于聂士成。
六月二十三日，颁发谕旨，将聂士成“革职留任”，令其“迅速将紫竹林洋人剿办，并迅速恢复大沽炮台，以赎前惩。”这本系荣禄优柔寡断，消极抗战所致，而慈禧太后却把责任推到聂士成身上，实属冤枉。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聂士成毫不气馁，忍辱负重，率部与八国联军展开殊死搏斗。在义和团协助下，四面包围，攻打天津租界紫竹林。
七月六日，聂士成与义和团首领商定，采取“三面进攻”之计，加强对紫竹林租界八国联军的攻击。聂士成率部从天津城南迂回至紫竹林租界西南，在小西门围墙土台上，安置火炮，向租界及跑马场猛烈轰击，“租界各洋行为毁坏者大半，每日丧生之人数，要不可以臆计。”
八日恶战十几次。据八国联军供认：“华人此次甚勇敢，为从来所未见。”“彼等之勇猛之处，较被围西人更胜矣！”
七、八日间，美、法等国援军赶到租界内。
九日凌晨八国联军6000人开始向驻守八里台的聂军反扑，由于兵力悬殊，聂军陷入联军重重包围之中聂士成沉着指挥，与联军激战2个多小时，后因弹药匮乏，聂士成率部突围至八里台附近，此时聂士成双腿均已负伤，营官宋占标劝他退下，聂士成奋然横刀跃马挺立桥头督战，并向左右说道“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丈夫矣”话音未落，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聂士成腹部被弹片击中，肠子流出体外数寸，聂士成依旧岿然不动，这时又被子弹洞穿头部、胸部，聂军门血流遍体，壮烈殉国。
聂公碑在“文革”期间惨遭破坏，直到1984年才在拓建八里台桥时，方将碑亭移位重建，但已非旧貌。1997年香港回归时曾在碑身后加刻了碑文。2000年天津市政府在这里做了规划并建成了游览区。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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