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由于采用以表意为主表音为辅的文字，因而学习汉语的人只要记住了一定量的字（这些汉字本身大多就是词，其数量约在3600左右）就基本上可以不花什么气力再记住数以亿计的词了。日本上智大学外语系教授、日本广播协会用语委员金田一春颜博士说认识“症、失、语”这三个字的中、日小学生初见“失语症”这一新名词时就能猜出是什么意思，但这个词的英文“如果不给美国的中、小学生解释”他们“就不懂它的意思。”

“人类已经历的语言，从构词学角度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人们只懂得赋予每一个别概念一个独特的语音形式（最初也只能如此，这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的任意性。笔者），……经过长期的构词实践，人们才找到合数个既有词根为一新词根的构词法”（师作文 1988）师作文把第一阶段的语言称为直根语，把第二阶段的语言称为须根语，并且指出直根语是“用不断增加新语素的办法适应词汇量的扩大。因为这种语言的音节是有限的。所以其词汇语音形式也只有随语素量的增加而不断拉长音节数。”这就制约了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语言不可能采用汉字一样的方块形文字，如果采用的话就势必导致大量的同义词，于是就不得不辅之以表意文字加以表意，朝鲜谚文便是一例。而“须根语是利用现成材料构造新词的，语素量少，相对来讲，其语音形式更简洁；并且意义相关的词有相同的语素，在语音形式上有明显的类比关系，变化有规律便于创新识记。须根语是直根语的发展，是更高级的语言类型。由直根语进入须根语，是人类智慧发展的丰碑。”

基于以上的分析，师作文总结出了拼音文字的两大特点：即“一、人类所能发出的不同质的音素都只有几十个，其单音节形式只有几百个，显然不能适应表达之需，因而屈折语、粘着语、很快成了多音节直根语。二、几乎在每个实词上都有表示语法意义的语音形式。”

由于人类早期的语言词汇量少，且几乎都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词，这类词人们在创造文字之前就在大脑中建立了音意间的任意性联系，故，人类早期的语言仅凭表音文字的形态就可以明示语义，依音拼词，甚为方便。在这里，表音字比表意字更具优越性。然而人类语言是不会永久停留在只有少量日常生活用词这一阶段的，随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日益丰富，人类语言中新词与日俱增，这就迫使所有的语言寻求新的构词法。针对这种情况，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策：没有拼音化的文字（如汉字）最初是采用音的四声变化，这样单音节的数量就成倍地增加了，然后便是采用同音假借的办法，但这些毕竟不是个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就在本字或借字上再添加上义符，最后新造字干脆采用了既表音又表意的形声造字法。而在这一阶段拼音文字则是主要靠扩展音节数量来生造新词。两种不同文字虽然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但人们发现这些措施仍然不能应付词汇量增加之需，于是最后都不得不采用了用原有词根（汉语由于一直沿着表意为主的方向发展，在合成构词法产生之前，单个的汉字都是一个独立的词，所以这些单个的词字既可以是词又可以作为构成新词的语素）合成新词的办法。这时，意音兼表的文字的优越性就显示出来了。

柴门霍夫在创制世界语时遇到的头一大难题便是词汇问题，他曾回忆说：“那些巨灵似的词典还不能让我安心。有一次，我偶然注意到我已见过多次的俄文字зцеъсаязкъа（门房）这个词，以后又注意到 коидытоязкаъа（粮店）这个招牌。这个зкаъа突然引起我的兴趣，它告诉了我，后缀可以提供一种可能：从一个词造成另一个词，而这个词，人就无须单独学习了”。“这些可怕而庞大的词典，开始在我的眼前迅速缩小下去。”柴门霍夫正是利用这种汉语早已采用的先进的造词法“借助40种形态结构使得他所创造的世界语能衍生出无穷的词汇来。可惜的是，采用拼音文字的语言因为在拼音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以致要有效地利用这种先进的造词法只得像柴门霍夫那样另起炉灶才行。

此外，汉语之所以能发展成简约性最强的语言可以说也与汉字的使用是分不开的。汉字的表意功能不仅局限于表示具体的概念，而且慢慢地在和汉语口语的结合中找到了一些表抽象概念的汉字（主要是通过同音假借）这就使得一些表示语法意义的形式或附加成份独立出来而成为表示语法意义的功能词（这在名词的数、动词的时态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一个“些”字加在名词前就表明了复数概念，一个“着”就把进行时的概念表明了，而且它也可以只起现在分词的作用）。而这类表抽象的语法意义的功能词的使用又促使汉语语法朝着进一步简化的方向发展。且看日语，日语有文字的历史不长，由于地域、文化、经济等原因而借用了汉字，但由于日语内在规律的要求（日语的口语与书面语存在很大差异，即口语多用敬体，敬体又有敬语和谦语之分，书面语多用简体等，而这些成系统的区别在汉语中是不存在的）使得它在长期发展中找到了适应日语这些特点的最佳书写系统汉字加假名（假名表音主要用于语法意义），如日语中表示“写”这个意义的“书く”中的“书”便是借用的汉字，“く”表示语法意义（即标明它前面的这个词是哪一类动词，在具体的语境下应怎样变化），而“书”仅表示脱离了语言环境的“写”。可以推断如果日语完全使用汉字，必然会促使其口语与书面语的统一，推动它向更简约的方向发展。

如前所述，汉字是以表意为主的文字，但它有表音的功能（特别是发展到形声字后）。如：姑、妈、娘、姨；潮、湖、涨；花、藤等等，这类形声字（又可称为意音字，在汉字中约占80％）的特点是在记录语音的同时，还揭示了语义，这就方便了记忆和阅读，减缓了由于表音文字音义任意性（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汉语的基本词汇在语音和意义关系上的任意性）而造成的记忆负担。有人认为汉字记录的是语言中的词或语素，从而得出符号数量太大，难学难认，不便于学习和使用的结论，其实这是一种偏见。汉字的数量的确可观，但这一现象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得到根本性的克服（其实《汉语大字典》收录的5万多字中有不少是古汉语以字为词留下的产物，现在除了阅读古代文献资料用得着外，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如骃、骊等，此外，哪怕现在人类文明飞速发展，新词层出不穷，汉字不仅没有新造而且原有的汉字有很多已经废弃不用了），现在说汉语的人（除了专攻汉语言文学的人外）即便接受高等教育，他所要记的单字也不过三、五千，而且学习汉字的任务早在中学阶段已经完成。汉语较少存在完全属于某一专业的词汇。与此相反，当代英语的词汇量已逾60多万，且新词与旧词联系不甚紧密或者根本就没有联系，词汇的专业性极强，仅就词汇而言，就能让人产生“隔行如隔山”之感。因而我们说汉语这一无与伦比的构词能力是符合人类语言的总特征的，即通一种语言的人“不仅能造出和听懂他所听到过的句子而且能造出和听懂他从未听到过的句子，”这是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他的语言天赋假说（innateness hypothesis）中揭示出的语言的一个特点。然而笔者怀疑操西方语言的人能否真地做到这一点，如果词汇量不够，他压根儿就不可能听懂超出他词汇水平的句子，也绝不可能造出超出他词汇量的句子。他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不过是对句子成分做出分析，仅此而已。而这并不是人们所需要的关键性的东西，人们利用语言进行交际的目的是提供或获取语言之外的信息。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人类语言都能做到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要求语言中的词汇（除了一些最基本的以外）也可以自由生成。汉语可以说正好是这类语言的代表。因为在积累了一定量的基本词汇（表现为单个的汉字）之后，便可以造出人们听得懂的新词来，在阅读中碰上新词能见形知义。试比较下列英、汉词汇：

	公 male	母 female	小small/little	野 wild	山mountain	肉 meat	小山 hill
	公山羊billy/he-goat	母山羊nanny/she-goat	小山羊 kid				小母马filly
狗 dog	公狗 dog	母狗 bitch	小狗puppy/pup				小公马colt
鸡 chicken	公鸡cock	母鸡 hen	小鸡chick	野鸡pheasant		鸡肉chicken	小公鸡cockerel
马 horse	公马stallion	母马 mare	小马foal	野马mustang			小母牛heifer
牛cattle/ox	公牛 bull	母牛 cow	小牛 calf	野牛buffalo		牛肉beef	小母鸡chicken
羊 sheep	公羊 ram	母羊 ewe	小羊 lamb		山羊 goat	羊肉mutton	小公牛 steer

上面汉语共计43个词，英语一共才40个（同义词不计其内），因为其中有的，如chicken，属多义词。现在为了对比，我们姑且认为英语也是43个词。一个学习汉语的人记住11个字（语素）就从音、形、义上全面掌握了这些词汇，而与此相反，英语则要一个一个地去学习识记，也就是说一个英语学习者要花三倍于记住这些汉语词汇的时间才能记住同样数量的英语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