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觉醒能否增长思想的荷尔蒙

    就人的肉体而言，性一直都在欲海中奔涌不息，它醒着，像狼一样睁着幽绿的双目，有机会便舔一口……也因此，人类得以繁衍。尤其是上个世纪中叶的中国，国人一个个都成了制造后代的机器，致使人口暴增。而就精神而言，性长久以来却是蒙昧的。就像一个刚有了遗精体验的少男或者初潮的少女，羞涩且惶恐，有的甚而认为自己的身体出了毛病，却又不敢说，因为那是一个羞处，说出来好下作……不要以为这仅仅只是一个比喻，其实它是一种现象，而透入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性在人的精神内质里，在固有的文化氛围中还处于昏然大睡中。

    要寻求这种昏然大睡的原因，这就需要我们追本溯源了。

其实，人类早期的性意识并没有什么文化内蕴，大多限于生殖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古代文献中的生殖崇拜得到佐证。因为那时的物质环境相当恶劣，人的存活率相当低，而人在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部落唯一的生命存在资源，因此，旺盛的生殖能力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理想。这样，男女性器官便被当作图腾崇拜有了极大的夸张。男人的阴茎，女人的乳与臀在理想中呈n次方扩大。自然，这种理想也是那个时代的美学观。这种美学观是人类初史存在最现实最朴素的生命美学。没有形而上的精神内质，就如我们现在观看《动物世界》一样，生之使然，繁衍之使然。

    性由肉体或者说生殖的需求转换成精神上的觉醒，应该是和文明的进程并行不悖的。如中国早期的典籍《黄帝内经》、《易经》，虽不是说性的，但其中的思想却源之于性。因为它们的论述中心都是阴阳，而阴阳的本源则是人之男女交合产生的生生不息，且由此衍生出对世界万物的初始认识，即乾坤即浑沌太极即万事万物在阴阳中的往复循环。可尽管如此，这时性在人的精神当中还在蛰伏着。其之功能仍然局限于一种生理生存本能，因而它在人的意识里便也不具备美学功能。它之所以激发了人类的早期智慧，纯粹是生存的恐惧迫使着人类去思考去现象中总结经验，寻找自然界最基本的规律。后来，《诗经》出现了。《诗经》里有许多异性相慕间的情绪描写及婚嫁间的礼俗记述，其间虽然没有性精神觉醒的突显，但意蕴中分明隐含着性骚动的暗流。如《关雎》篇以托物比兴之法叙爱慕求偶之情，孔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只是老夫子从词章表面的论述，若让弗落伊德来演绎一番，其潜意识当中不知有多少性的冲击或俄的浦斯情结的牵连。再如《葛覃》、《樛木》、《螽斯》、《桃夭》等章，皆叙家室婚嫁之事，虽以德孝为骨，但其枝蔓中分明透出一种喜悦，这种喜悦不是受的性的刺激又为何也？由此可知，《诗经》的出现证明了性精神的最初觉醒，虽然这种觉醒被礼制约着，被道德的衣帽遮盖着，但它在人的精神内质潜滋暗长了起来。而它的审美趣味虽然停留在生殖和娱乐上，但因为性的需求，其在精神上便有了焦躁渴慕的心理呈现。这明显是一种进步。这当然也是文明这把钥匙打开了人性这把锁，使人在其物质之上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使人更大能量地发挥了自身的潜能，从而促使人在文明进程中更加自觉地完善了自己。

    这之后，中国文明引来了思想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即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这些思想的产生有诸多的历史原因，可从来也没有哪个研究者将它们与性精神的觉醒拉上一点关系。这些研究者个个以卫道士的面目对其历史成因分条析缕，将性这个洪水猛兽排斥在外。我想，这是一种不甚科学的态度。因为人为何事，若从心理因素登陆，他始终都摆脱不了人的生理本能，其性精神觉醒后的荷尔蒙也必然刺激人的大脑皮层，从而在人神经元中产生一种效能，这种效能像电能一样，使人的思维之灯亮了起来。比如老子这个人，虽是一个老单身，倍受性压抑之苦，但正是这种压抑使他蛰伏于身体内的性精神觉醒异乎常人。在他的《道德经》中，整个地透出一股阴冷柔弱之气，而开篇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就是一种生殖循环吗？倒是今人总在老子的玄说中寻秘探踪而始终不得要领，而且自作聪明地与儒释联姻起来，催生出思想的畸形儿，并教化于民，结果将个中国人弄得阴不阴阳不阳，入世之后想出世，便是出世了也还是心中红尘万丈，无论官宦文人，都以为于田园中煮酒赏花戏妾是美事。瞧瞧那陶渊民，既是出世了，却还是在劳作中见了南山，在妄想中进了桃花源……那是真的出世吗？不是！这便又让我想起了中国的太监。按理说一个去了性器官的人应是最节欲的人，可中国历史上太监的欲望似乎比正常人还尘嚣几倍，这恐怕是一种生理缺失后的精神裂变吧？而所谓的出世者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的欲望在自我压制下，会产生更大的精神反弹。当然，这种反弹被他们导向了乌托邦。可透过这种乌托邦，我们更能看到从一颗骚动的灵魂当中隐现出的精神危机。

    至于中国人几千年以来的精神领袖孔子，他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家与思想家，恐怕还是中国早期的性论述者。孔子说：“食色性也！”两千多年来，许多人都从它的字面进行解释。其实，这句话的内涵极大。因为这句话的前三个字：“食、色、性”几乎囊括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食者存在之根本，更是人生存的第一要素；色者，万物也；性者，一切物之本性也。当然，此性绝非彼性，但此性是彼性的总结，亦是对彼性存在的肯定。由此可见，孔子是具有朴素的自然唯物观的。可这之后，他却又克己复礼了，他用《论语》、《大学》，将人一个个锁进了道德的桎梏里。这是什么原因？我以为这里面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秩序需要这些人伦纲常去维护，关键还是老夫子性精神的觉醒。而他一旦觉醒，便意识到了作为动物本能的生理需求对社会秩序维护的戕害。如商纣，淫于色而亡于世；如周幽王博一笑而失信于诸侯。况且他老夫子的出身本就是他的心结。因而他说了“唯小人与女人最难养尔！”因而他要担负起救赎的道德责任。他是因为觉醒而后怕而去寻求解决的办法。这是性精神觉醒赋予他思想的荷尔蒙。

    而他的后人却偏离了他的方向。这便是朱程创立的理学了。不过，朱程理学的创因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先是北宋立国。可能是北宋王朝的建立过于轻巧了，便缺了好些文治武功。再者文明的步伐行进到那个时候，已呈鼎盛状态。上至达官下至庶民，在较为丰富的物质条件下都刮起了淫靡享乐之风，一个画画嫖妓的皇帝，一个奉旨在妓女群中填着词的文人便是那个时代的世风写照。而走进一部《宋词》里，脂粉香多于弓戈影；幽怨缱绻的情调更是随着琵琶的嘈嘈切切而来。再读一部《金瓶梅》，满纸皆是淫风号，字字俱为帷帐语。有个叫东吴弄客的人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喜欢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东吴弄客自然是站在道德的台案上说这些话的，但我想到的是，此君在掩卷之余，仅仅就是这样一种表现？他的生理有表现否？恐怕正是因为他的生理表现过于激烈了，欣悦中复又恐惧。恐惧礼崩德坏。其实，这便是性精神觉醒产生的作用。它如洪水般在人的肉体中汹涌澎湃，它又像火一样点燃着人们的精神之灯，照亮欲望的黑暗之夜，从而激越出人深埋于灵魂深处的哪个质量巨大的生命黑洞……于是，文明在肉体中爆裂之后复又在精神之中坍缩起来。这种坍缩当然是通过理性的总结而完成的。这种理性是什么？便是性精神觉醒后赋予思想的荷尔蒙。

    当然，《金瓶梅》是明朝人写的，这就像我们现今去说史。借古谕今。而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这二人也都是明朝人，书中所叙之事差不多也都是宋代的，而且有数目可观的性描写。除此而外，尚有许多的话本小说情爱传奇也都出自宋代。如苏小小，梁祝，杜十娘的故事等。由此可见，宋一代对于性事是比较开化和丰富的，这自是得利于经济发展。国人不是常说冷暖思淫欲吗？可淫欲有罪乎？试想，宋一代不正是有经济为基础，性精神的觉醒为催化，因而文学大盛，书画空前，学术大兴，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

    在一些卫道者眼里，都道是万恶淫为首。我以为，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偏见。我想，我们应该站在人性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更要站在社会的高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要盲目地将性精神觉醒用一个“淫”字来定性，更不要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扫黄模式来对性活动进行恐吓与打击。我们应该将其规范化，将其纳入社会管理范畴，使之良性运转。令淫者有其归宿，不致偷男霸女；不好此者亦能安身立命，使家庭性事和谐……

    扯远了，还是回到宋代来吧。宋代正因为太多淫靡之气，于是，北宋便在金人的铁马中覆灭了。之后是南宋。南宋的骨头在半壁江山的浸泡下仍就媚得疏松。西湖的水在一片呢喃声中潋滟出南宋人的情怀。辛弃疾累了，便携着美妾的手在亭中赏月；朱熹居武夷，至今人们还在传诵着他与一个女精灵的故事；陆九渊陆九龄则沉于理气之学，间或也沽酒，狎妓，闲庭信步；陆游一首《钗头凤》，满腔情怨，一怀愁绪，皆是三莫三错！易安一介女流，生不出孩子，只会填词，在她的家婆为她熬煎的催生药中，她的性精神是否也在熬煎她婉约瑰丽的词章？我不知道！总之一个百余年的南宋，在外族的侵扰下，文化和性比之北宋都有衰落的趋势。倒是朱程理学在这种衰落之中进行了理性思考，挖空心思地为中国人打造了一把性精神的贞节带，从此，成了寡妇者争做烈女，做了鳏夫者羞于续弦，即便做了婊子也想着立贞节牌坊。可见中国的道德航母建成了。但驱使这艘道德航母的却不是道德本身，而是伪道德下人性本能产生的生命动力。

    在这里还不得不提到中国人所崇尚的风水习俗。其实，这一习俗不仅有其文化根源，而且其根源直指人的性精神觉醒。它将生与死这样的生命大命题都归于女性的生殖器官，认为它是生的发源地也是死后的最好栖息所在，于是，所谓的风水宝地便是女性性器官状的地貌，占到它，甚至可以福荫子孙。于此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生存焦虑与恐慌，这种心理表现直接连襟于人的自然生理生殖现象，游离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从而显示出性精神在其自身生存中的实用价值。

     而当历史的脚步迈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性精神景观已是别样纷呈了。它被定格在“人多力量大”这样一句具有原始意识的口号中，国人在这个口号的感应下，狂热地繁殖着自己的红色接班人，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视为反动谬论。而另一方面则又强制地压迫人的性自由，扼制或打击一切夫妻之外的性行为。尤是共和国建国初期，一切新的社会秩序代替了旧的社会秩序。娼馆妓院被禁绝，老鸨娼妓在接受思想改造之后也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本是一件好事。可在这好事之后，我们是否看到一种危机，一种性精神的危机，一种因性精神危机导致的思想危机及其意识形态的一元化。这种危机在建国初始尚不显见。而一进入文革，这种危机便彰显了出来。这种危机的彰显首先是由人性的裂变而得到充分表现的。而且是多层次地呈极端化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性。但那时候的性却是扭曲的，被政治生活压迫的不自觉的呈木偶状态的，这在以后的文学作品中有一定量的陈述。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等，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解说了那个时代的性状态。而对我影响至深的是一部《少女之心》的手抄本。那样一本叙述性经验的小书，之所以会在那个时代被民间广为关注，充分佐证了那个时代性精神的缺失性心理的危机，从而滋长了人们的好奇心，并催化着人们的实验心理。也因此，那时的强奸案居高不下，甚或刚进入青春期的少男有强烈的偷窥女人裸体的欲望。试问，性精神的蒙昧是社会安定的因素吗？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可喜的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当下的时代在经济增长的酵母里，人的欲望发酵了，人的性精神在松软的发酵面团中因为碱的过量，不仅长出了黄褐色的斑点，给人的味觉亦是苦涩的。这首先是金钱对性精神的强奸意志。这种意志导致人的生存意识及社会道德观念有了历史性的回归。即中国传统的“笑贫不笑娼“观念，即“一男幸多女”的夫性观。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性精神的倒退。因为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的性精神仍然停留在肉体的占有与感官的刺激上，呈现的形式也是权肉交易，钱肉交易，绝少有文化上的审美需求的自由而自主的性美学的滥觞。这样我们就又要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张竟生那里去了。他是中国现代性学第一人。他将性美学与人的生存美学及社会学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调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生优育学，提高人口质量。当然，他自己也是性美学的实验者，在《性史》中，他以较为详实的资料描述了性娱乐的生理呈现及性的心理健康，可惜当时的社会将他视为文妖，因而他的学说与思想刚一发轫，便被社会机器碾碎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性精神仍是处于半醒半睡中。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弗洛伊德的学说叩开了中国的精神大门，其关于社会——文明——是从抑制个人难以驾驭的性欲及侵犯性的嗜好这一需要中演化出来的思想，国人看看也只是笑一阵便过去了。荣格的学说也是如此。虽然荣格将人的精神及其自由精神建立起来的学说当作一种技巧，只能在个体的基础上加以运用，它不能“组织起来”，不可能像宗教的教义一样被用于同时代对千百人提供帮助。按理说，荣格的学说还是适合喜欢单个行动的中国人的，但不知如何中国人就是走不进他的学说里。但西方人却用他们的学说进行了自我心理治疗，使他们的性精神在焦虑中寻到了一份健康。

    到了后来的福柯。福柯从人的身体和性及社会文化作了极其深刻的阐述。指出人的身体(肉体)作为一种生物性的物质结构，一种复杂的有机体单位，永远是人类精神和思想的载体和基础。人所创造的各种观念和文化不管怎样复杂化，都离不开身体，更离不开身体在社会和历史上的命运。人的身体其实并不仅仅是一种肉体单位，并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自然器官，而且也是社会性和文化性的生命单位。所以，身体和性是人之为人的奥秘所在。之后，福柯在1976年撰写的《性史》中强调。知识和真理，是身体，特别是性，遭受权利和道德的双重控制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知识和真理，是在身体，特别是性的欲望的要求下产生出来的。除此而外，福柯还对性的审美意义进行了论述。认为作为人的身体和性，其审美活动不能成为其它任何目的的手段。因为身体和性本身就是审美目的本身。可以说，福柯对于性的认知是划时代的。可我们的性实践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它的指导意义。我们的性精神觉醒只觉醒于身体，觉醒于欲望的发泄，一句话，我们时代的性资源没有转化为思想的荷尔蒙。我们是一个崇尚先知，却又在自己的土壤里埋葬先知的民族。马寅初如此，张竟生如此……而当我们醒悟过来，我们却在那种愚昧的埋葬中走过了无数个黑暗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