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让我功成名就，电影也让我穷得叮当响，但起码我的后院巩固，爱娜从未因此跟我红脸白牙地闹上一出，虽然我还是很穷，但我穷得还剩下一个老婆——这就够了！
宁浩是个穷光蛋，不是他哭穷，他是货真价实的穷。因为他总是倒贴积蓄去拍片。电影火了，宁浩也红了，同时也越来越穷了，就像一个贷款投资的公司，公司运营越好，贷款就越多，债务也就越沉重。
所以，直到现在，宁浩还带着太太租房子住在北京城，过一种社会底层的平民生活。但是宁浩很冷静，他一点儿也不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好，尤其在说起他的太太邢爱娜的时候，他说：“我现在穷得只剩下老婆了……”
这姑娘是个适合一起赚钱的好搭档
我可以毫不心虚地用一句民间谚语来形容我目前的经济状况——气死老婆饿死孩子。还好我没孩子可以饿死，不过我有老婆，幸运的是我老婆也没气死，相反她还挺爱我。我把她对我的爱理解成我自身的人格魅力。这是比较冠冕的说法，实际上，我跟我老婆算是一路货色，我俩都是那种天生没财运的劳碌命。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穷日子并不等于苦日子。
我发现不只我自己有这样的勇气，女孩子也有这样的勇气。一天我正在出摊儿，边上的条椅上坐着俩女孩在聊天，一个说：“完了，我的生活费花光了。”另一个说：“没事，我的也花完了，别怕，我想想办法，咱们一定能混过半个月。你瞧，人家画画儿都能挣钱，难道我们还不如一画画儿的？”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看到了两张女孩子年轻无畏的笑脸。很多年后，其中一个叫邢爱娜的女孩子说：“你欣赏的目光吸引了我。”
那个说别怕的姑娘就是我现在的太太邢爱娜。见我打量她们，她一点也不扭捏，瞅瞅我，走过来，跟我打商量：“帅哥，咱们合作吧……”
我不得不承认，爱娜对于绘画还是有一点了解的，什么角度什么光线什么阴影最出效果她都很了解，以前我给人画像，不断地提醒顾客“头再高点下巴再挺点……”有了爱娜的帮忙，我就再也不用分心管这些事儿了。只要有顾客往我面前一坐，她迎上去，把人家的衣裳拉拉脑袋掰掰，三两下姿态就到位了。画到一半如果姿势走形了，她就再过去纠正一下。女顾客并不反感有一个同性触碰自己的身体，男顾客更愿意这样一个长得不错的姑娘跟自己有肌肤接触。
我的生意很快就火爆起来，我跟她俩是七三分成，那天我分出去了她们的那份儿，我剩下的比我以前哪天的收入都还要高。我就觉得这个姑娘是个适合一起赚钱的好搭档。
我俩完全是被绑到一起去的，那根绳子的名字叫贫穷。
我们的这种合作关系维持了有一小段日子，又过了段日子，跟她一起的那个姑娘回了老家。她先是退了以前租住的房子，因为一个人付不起那房租，她跟我商量要和我合租，我接受了她的这个建议。虽然她的决定貌似有伤风化，但我敢肯定，要是我真的借合租之机想对她动手动脚占小便宜的话，她肯定会拿把剪子捅过来的。
我俩就这么混居了大半年，最后终于意乱情迷，成了一对儿。我觉得我俩之间谈不上我追她或是她倒追我，我俩完全是被绑到一起去的，绑着我们的那根绳子有个名字叫——贫穷。
为了最后一个馒头你让我我让你，为了熬过没有暖气的严冬寒夜一人一口地轮流抿一小瓶二锅头取暖，她为了让我吃一口热的把刚烤好的红薯捂在胸口跑回来，我半夜去敲药店的门儿给她买感冒片……穷日子让我俩相依为命，这种务实的恋爱却让我们都觉得心里很有底。于是我们就领了结婚证，成了一对贫贱夫妻。
我们没有蜜月，因为我们必须得为了填饱肚子而努力。我那时候开始学摄影了，把床底下当暗室，拍了4卷之后，我觉得可以出去骗钱了，老挎个二手相机说我自己是资深摄影师。
混了个脸熟以后，我就进了娱乐圈，成了一个娱乐记者，后来开始给那些摇滚歌星和艺人拍写真，再后来又开始为他们制作MV。到北京两年以后，慢慢开始富足安定起来。
当我开始挣钱的时候，爱娜就不像以前那样勤扒苦做，也不跟着我到处瞎跑了。我们换租了一套两居室带装修的不错的房子，她每天在家洗衣做卫生烧饭，俨然一个贤内助。我是那种觉得钱够用就好的人，所以也不觉得她现在不出去赚钱是什么错儿，只要吃的时候有肉，睡的时候有床，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一次遇到了《上学路上》的导演方刚亮，他看过我拍的照片和MV，对我说：“你应该当导演，拍电影，你有这个才华。”或许人家只是一句客气话，但是我听真儿了，觉得特别受鼓舞，而且我觉得，导演这个称呼听起来怎么就那么悦耳，我一定要过一把这个瘾。
于是我开始“触电”，心得是电影真的很贵很贵。我拍的第一部电影是《香火》，融资是最大的问题，我先后融了两次，有两个老板本来都答应给我200万，但是等我选好景，等钱来的时候他们就没影儿了。可能他们觉得我是个新手，影片又挺文艺，心中没底。
但是我这电影的故事是发生在春节，必须是在春节拍，我等不及，于是就把我拍MV攒下的15万投进去了。一边投着这些年积攒下来的血汗钱，一边心里滴血地很郁闷很抓狂，在心里骂自己：“活该，谁让你喜欢这个。”
最后，《香火》获得了东京银座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和第25届香港国际电影节DV数码单元金奖，可除了这两个奖项外，我没得到别的东西，我的积蓄还是没回来，我相当于是用我自己的积蓄换了两个不能吃不能喝的奖项。
我们命中注定就是那种不能大富大贵的贫贱夫妻
我不死心。我寻摸，既然我得奖了，也就应该算是名导了吧，再拍电影资金应该就好弄了吧？起码，我得通过拍电影把我那15万给赚回来呀。于是我又拍了《绿草地》。
所有的大苦大难都在拍《绿草地》遇到了。钱再次出了问题。戏是在内蒙古拍的，作为先行者的道具师已经到驻地支起了蒙古包，并且安排所有各项事宜。我们这里却还一分钱都还没到位。我已经没钱了，是爱娜跟她父母那儿凑了10万，再加上制片人的10多万，才凑凑合合开机了。
拍摄第三天，剧组送演员的面包车就翻到了深沟里，很多人骨折。小城镇上的骨科病房住满了我们的人，很多人哭了，爱娜坐在病房里，跟着牧民学唱蒙古歌谣，声音悠久长绵软，穿透人心，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好像一切都顺其自然。听着她的歌声，大家就都慢慢安静下来。
爱娜和我后来总结拍这部电影的最大心得就是，我们发现世上无难事。就像你到了一个四壁封死的空房间，以为无路可走，但是能够想办法开出一扇门。当门关着的时候，你还可以想办法开出一扇窗。就是这样，我们不断想办法，不断解决问题。
制片主任走了，就请一个司机当制片主任；副导演离开，就请当地的教师当副导演；录音制兼做现场制片……每一个人都被最大的发挥了能量，爱娜也没闲着，除了给大家鼓劲当心理辅导师外，她还顶上了编剧的担子。
《青草地》后来获得了很多奖项，比如入选2005年第5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国际新电影单元。但那10万块钱我们最终还是没拿回来，我们又亏了。
我拍了两部算是成功的电影，亏了25万。我觉得我必须把这亏空补上，要不然，我们拿什么在北京买房子？
我用包单的方式接拍了《疯狂的石头》———制作费是固定的，300万，全剧组所有的吃喝拉撒外景布局交通意外等等等等全都都在这里面，有剩下的就是赚的，超支了自己想办法填上，影片上映后，不管多卖座，导演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我先挪出15万放在一边儿——这是我要赚的钱，我必须用剩下的285万把这部戏拍出来，多一分钱都不行。我对着镜子赌咒发誓：“这次我要再贴钱我就是孙子。”结果，拍着拍着钱就不够了，我把我的15万导演费搭了进去，还是不够，我又在拍戏的同时去接拍MV，用MV的酬劳来补贴拍电影短缺的资金。
杀青以后，我真的是觉得挺绝望，我这算是干的什么事儿？人家干活是赚钱，凭什么我卖一次力，亏十好几万？我忍不住问爱娜：“我能不能靠电影活下去？”她只说一句话：“胡思乱想。”轻描淡写的扯过话题，讲其他的事情。爱娜的坚强让我有些羞愧，也正是她的淡然让我坚持下来。
我们搬出了那套装修不错的租房，又租了一套位于双井60年代砖混结构的老楼房二楼的一居室。老房子的下水有问题，一楼的住户都家家外接了排水管，二楼的接不了，于是每次下水道拥堵就从二楼开始堵。经常是我们回家的时候，远远就看见楼道像个水帘洞，打着伞上楼开门，就看见满屋子到处漂的鞋子和生活用品。
一般遇上这种情况，爱娜远远的就会让我别回家，去找几个朋友打发时间。等我在外边儿吃饱喝足了回家时，家里已经被她用威露士拖得干干净净而且喷洒了足量的84消毒液了。
目前，我们还是住在那套时不时会水漫金山的破房子里，我依然靠拍MV赚钱，也照样接拍电影。以前的饥荒直到如今都还没赚回来，但爱娜一点儿都不着急，她不急，我心里就好受多了。电影让我功成名就，电影也让我穷得叮当响，但起码我的后院巩固，爱娜从未因此跟我红脸白牙地闹上一出，虽然我还是很穷，但我穷得还剩下一个老婆——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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