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继续向中国南部进犯。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率第29军抗击向长城各要塞进犯的日军，他率部队在喜峰口到罗文峪一线与日军血战40余日，取得一次次胜利。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自忠被任命为第59军军长，并对部官兵痛哭誓言：“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1939年5月，日军分两路大举进犯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企图围歼第33集团军。张自忠派正面部队进行死守，并火速调派2个师迂回到日军后方，对日军进行两面夹击，粉碎了日军围歼第33集团军的企图，并一举收复枣阳、桐柏等地区，史称“鄂北大捷”。同年12月，日军又集中大量兵力向驻守长寿店地区的第33集团军132师等部阵地发起进攻，双方激战7天7夜，132师阵地多次被突破。张自忠决定用奇兵打击日军神经中枢，调第132师359团于夜间绕道偷袭日军设在钟祥县的总指挥部。部队临行前，张自忠鼓励将士们说：“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会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在张自忠的激励下，奇袭部队一举端掉日军的总指挥部。进攻的日军惊闻老巢被端，陷入极度慌乱之中，张自忠指挥部队趁势发起猛攻，打得日军狂退60里。1940年4月，日军再次集中30万兵力进犯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中将军衔的张自忠亲率仅剩的2个团加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渡河作战。5月1日，张自忠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5月6日晚，张自忠又亲笔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留下临阵遗嘱，进一步表示了以死报国的决心。书中说：“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和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不顾一切与北之敌死拼。设若与38师和179师取不上联络，即带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张自忠率2个团和1个特务营共二千余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在方家集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斩断，日军遂以优势兵力对张部实施围攻。张自忠面对人数比他多一倍半的日军毫不畏缩，多次指挥部队向日军冲杀，但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5月16日下午2时，张自忠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他掏出笔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百字的报告，交给马孝堂并留下遗言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激战中，一代名将，壮烈殉国。

　　对这场激战的细节，日军战史资料是这样记述的：

    第四分队的藤冈元一等兵，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

    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君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地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随着英雄伟岸身体倒下，一场惨烈的战斗就此嘎然而止。此时的战场死一般寂静，只有英雄的鲜血在历史上写下了这样一个永恒的时刻：公元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日军战史资料还记载：

    （日军）打扫战场时。堂野从刚刚倒下去的这位中国军官身旁的手提保险箱中翻出了“第一号伤员证章”，藤冈则从遗体的胸兜中掏出一枝派克金笔，上面刻有“张自忠”三字！两人大为震惊，下意识地倒退几步，毕恭毕敬地向遗体立正，行军礼。然后，他俩仔细瞻仰了仰卧在地上的这个钢铁汉子。

    他们把情况报告了231联队长横山武彦大佐，横山下令用担架将遗体抬往日军第39师团司令部，请与张自忠相识的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亲自检验。“七七事变”前，专田盛寿担任过日本中国驻屯军高级参谋，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打过交道；“七七事变”时又作为日方谈判代表之一，多次与张自忠在谈判桌前较量。二人相当熟悉。检验后，专田盛寿证实：“没错儿，确实是张君！”。师团长村上启作立即命令军医用酒精把将军的遗体仔细擦洗干净，用绷带裹好，并命人从附近的魏华山木匠铺赶制了一口棺材，将遗体庄重的收殓起来，葬于陈家祠堂后面的土坡上。坟头立一木牌，上写：“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日军对与他们血战到底的中国爱国将领的尊敬，说明了张自忠无比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产生于伟大的文化，这是人类普遍尊敬与推崇的一种伟大精神。“汉奸”虽然也受日军的倚重和利用，但日本侵略者只是把他们视为“军犬”一类，从来也没把“汉奸”真正当 “人”看待过。这从另一个层面证实了一个真理：对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最重要的；对一个人来说，人格是最重要的。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后，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继张自忠任第59军军长的黄维纲率部再渡襄河，与日军展开了激战，终于在方家集寻得英烈坟墓，开棺将忠骸起出，重殓后将其运往重庆。灵柩运到重庆时，蒋介石率全体军政委员前往码头迎接，并为之举行了国葬。冯玉祥亲自为张自忠题写了“张上将自忠弟千古荩忱不死”的题词。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

    28日晨，阴雨潇哀，似苍天在为英雄流泪。张自忠的灵船抵达重庆。各界群众数千人自动聚集在储奇门码头迎灵，人们的恸哭之声和嘉陵江滚滚的涛声融为一体，感天撼地。蒋介石一身戎装，与冯玉祥等臂缀黑纱，一起登上灵船绕棺致哀向张将军的忠魂致以庄严军礼。蒋介石“抚棺大恸”，一时，全场悲声震天。

张自忠将军墓 

   张自忠将军墓位于重庆北碚金刚碑梅花山上，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上将在抗日前线殉国后，忠骸运回北碚，安葬于雨台山麓。墓茔依山而建，半圆弧形，坐南朝北，墓以条石镶边，青石砌拱封顶，墓高2.64米，周长21米，占地3267平方米，墓碑系冯玉祥将军亲题，曰“张上将自忠之墓”，并借史可法扬州梅花岭殉国并葬衣冠墓于岭之义，将雨台山改名为梅花山，亲书“梅花山”石碑立于墓茔石栏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