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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法院与教育部官员聊聊课本中的“同性恋”

(2015-12-11 13: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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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看天下333期特别报道 本刊记者张鑫明/文


直到走近法官,秋白才摘下戴在头上的白色羊驼毛线帽。她捋了捋头发,抚平围巾,向法官微笑。


这个20岁的女学生有些紧张,她步子略慢,跟在王振宇律师身后,走进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区大厅。法官和被告代理人已在等候——法官是一位女士,一身黑色制服,被告代理人一男一女,均为教育部官员,男士身形魁梧,深色大衣,女士中等个儿,头发扎了起来,粉色羽绒服。


双方从未谋面。被告代理人的目光投在了秋白身上,上下打量,满眼好奇——身材瘦削,皮肤白净,短发干练。秋白也看向被告方,微笑却没了,对视了几秒,没有言语,也没有握手。


法官与书记员走在前面,带众人进了第七谈话室。室内不大,一张圆桌,数把椅子。已过了上午九点半,太阳仍未从云层里探出头,这天是11月24日,北京正下着入冬后的第二场雪。


这是女大学生秋白第一次见到雪花,也是她第一次走进法院,更可能是第一次,一个学生与教育部官员面对面聊到同性恋话题。


又去北京

她在法院与教育部官员聊聊课本中的“同性恋”


这是一次意外的庭前谈话。


第七谈话室内,六人围坐圆桌,法官依次介绍,原告秋白,中山大学大三学生,被告教育部,两名代理人中女士来自政策法规司,男士来自办公厅。秋白起诉教育部不履行信息公开职责。


“我今天很高兴,终于见到教育部的人了,我起诉不是要告倒教育部,是觉得只能通过起诉的方式才能见到你们。”法官简述案件后,秋白发言。她看着坐在对面的教育部官员,声音提高。


学生与官员面对面,还是在法院,还是与“同性恋”话题相关,确实出人意料。不过,秋白对这次见面的渴望已有一年多了,她太想谈谈高校教材中的“歧视同性恋”问题。她试过其他多种办法,都没结果,更见不到“真人”。


这是她第三次从广州来北京,上一次北京之旅结束于三天前。


11月21日中午,从北京探亲访友后飞抵广州的秋白打开手机,王振宇律师的微信弹了出来,一张图片,居然是法院传票——请于11月24日上午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与被告代理人庭前谈话。


那天是周六,刚出差结束的王振宇回到律所,才看到桌上的传票,差点漏了,他急忙拍照,发秋白。


又去北京?!身体疲乏、抵触,内心却兴奋起来,那可是教育部官员啊。秋白告诉了好友燕子,燕子陪她。北京正下大雪,怕飞机延误,两个人买了23日晚的火车票,D902次,动卧。


燕子是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的总干事,前几年他曾深受非法诊所“同性恋扭转治疗”之苦,包括捆绑电击,最后打起官司。燕子要给秋白打气也要传授些法庭经验。


车票没能买到同一个车厢,两个人就坐在过道聊了两个多小时,燕子看出了秋白的紧张,目光时而闪烁的她担心自己在法庭上会不会被“欺负”,毕竟身为学生的她告的是教育部,她就读的中山大学的“顶头上司”。燕子安慰,不用太担心,有律师呢。


聊得兴奋,睡意全无。“她太在意这样一个沟通机会了,争取了一年多。她也没有害怕,越挫越勇啊。”燕子这样告诉本刊。秋白反复演练如何面对官员,说什么,问什么,强调什么,千万别忘记什么……燕子提醒,法庭上不能录音,但能用笔和纸把对方说的重点记下来……


我是病人?

她在法院与教育部官员聊聊课本中的“同性恋”
2015年11月24日,北京,秋白与王振宇律师走进法院前,被媒体包围


秋白拿出了笔和纸。此刻,第七谈话室内的谈话才刚刚开始。


“我很想向你们先反映一个事情,我在学校里发现很多教材,都说同性恋是精神疾病,是可以治疗的。后来我发现,很多大陆出版的教材,尤其是在同性恋在中国去病理化之后出版的,仍然把同性恋描述为病态。”她顿了一下,盯着两位官员的眼睛,像是要确认对方在认真听着。


早在2001年4月,中华精神科学会发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已不再将同性恋全部划为病态。只是,大多数教材并未更新。


“我看到这些话,觉得受到了伤害,但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向谁反映。我试着找过多个部门,但没人给我明确回复。我今天终于见到你们了,实际上我想告诉你们,通过起诉是想向你们反映教材(问题),问明同性恋的问题。我想知道你们怎么看,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情况的存在?”


秋白在等待着官员的答案。她是女同性恋者。两年前读大一时,她还没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心里感觉同性恋群体内有点乱,自己“不要成为那样的人”。可当她喜欢上一个女生直至无法自拔时,她慌了神。先上网查,网上对同性恋支持的话语她没怎么记住,而伤害性的话语却如针扎。这时,她想到了教科书,“它们是权威的。”没料当她进了图书馆,一些心理学和生理健康的高校教材写道——同性恋是病态的,性变态、性心理障碍、性倒错……同性恋可以治疗扭转,通过药物,心理……


“我是病人?!”这些说法让秋白陷入自我怀疑与迷茫中,她偷偷去看心理医生,却没得到解答,她感觉自己快抑郁了。


秋白自此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直到她临近大一暑假时去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以下简称同城)做义工,才又一次找到了方向。


“同城”是家位于广州的非营利机构,关注校园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状态,秋白加入时,恰逢同城在做有关同性恋群体调查。访谈中,秋白发现很多人都受过教材的影响,一位学医的大学生令她至今难忘。这位学生在看过教材后对自己的取向产生恐慌,按书中所言,他以药物配合物理治疗的方式企图扭转性取向,曾吃黄连抑制对同性的兴奋,苦不堪言。


突然间,秋白愤愤不平,这么多性少数学生受到伤害,老师或者出版社竟然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如果受害者自己都不讲出来,就更没有别人帮了。


同城的此项报告于2014年8月份完成,调查了内地高校中近90本心理学教材,发现在教材编写中,将同性恋者“病理化”仍然是其核心,四成大陆教科书作出了同性恋属于病态的判定。


早在2001年4月,中华精神科学会发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已不再将同性恋全部划为病态,而只针对那些自我感觉不好并希望寻求治疗的同性恋者,即“自我失谐型同性恋”。只是,教材并未更新。


教材事大

她在法院与教育部官员聊聊课本中的“同性恋”


教育部官员能给出解答吗?第七谈话室内,政策法规司那位女士名叫邝璐,王振宇律师向本刊回忆,那天的会面,被告方主要由她发言。邝璐答复说,高校具有编写和选用教材的自主权,教育部没有直接审定、编写、管理、审查教材里面每一句、每一字有没有出错的职责,教育部对教材是一种宏观上的质量把控。


“怎么宏观把控?”秋白追问。


邝璐解释,教材内容应不违反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影响社会稳定,不影响其他公民的权利。教材作为出版物,其内容是否合法,邝璐表示应去找出版管理部门。秋白立刻接话,“3月份我向他们反映了,他们说归教育部管。”


年初,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没有受理秋白对广东一家出版社的起诉。她找出版管理部门,对方让她去找教育部,她转而去给教育部写信。

5月14日,信通过EMS寄给了教育部,秋白反映了高校教材存在“歧视同性恋”的现象,向教育部申请相关教材的信息公开,并“请问教育部对于高校使用教材的监管职能是什么”。“15个工作日”的法定期限内,她没收到回复。


此时,秋白决定起诉,“我觉得如果不起诉,教育部就关注不到,也见不到他们的人,得到他们的关注是这个案子最大的意义。” 8月14日,她以教育部不履行信息公开职责为名,将其告上法庭。


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振宇为秋白提供了法律援助,王振宇看重这个案件,“教材里有歧视话语,影响就比较大,学生们相信教材,看过教材后可能他的歧视观念就更深了。”王振宇对本刊说。他身材高大,短发方脸,戴一副无边框眼镜,“任何一个群体被歧视,其实都是这个社会的悲哀,是社会病了。”


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时,王振宇并没有提及同性恋话题,“一个简单的行政诉讼”——申请教育部信息公开,对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给出答复,已属违法。


起诉当天,法院就立案了。教育部收到传票后,于9月6日补发给秋白一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和一封“行政诉讼答辩状”。“告知书”的内容和邝璐的发言大体一致。“答辩状”则称没有做出及时回复是因为收发室处理信件时,误将其投递到了其他部门。


虽有延迟,但已补发,教育部“提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依法予以调解”。法院问原告态度,“我一定要见到他们。”秋白很坚定。于是,有了这次庭前谈话。


“你本来想通过起诉让它给你回复,现在法院还没判他就给你了,你已经赢了。”王律师鼓励秋白。秋白却答,“不,我还没赢。”


为什么是她

她在法院与教育部官员聊聊课本中的“同性恋”


沉默几秒。秋白挑起新话题,“9月初你们给我的信息公开申请回复中,提到教育部对高等学校在教材建设、科学选用教材和建立编写选用质量监管制度等方面会进行考察,用以评估、监督高校的教学质量。请问,这项工作目前做得怎么样,有没有人在做评估,出来一些成果了吗?”


据秋白和王振宇回忆,被告方多次强调教育部只是负责给出一些指导性意见。


王振宇律师坐不住了。他是东北人,性子直,言语也直,“那我问几个问题吧,请书记员记下来,这也算是今天的成果。当一所高校的学生发现学校的教材不符合一些基本的社会道德或是存在一些问题,同时他认为这个问题已经伤害到了他,他可不可以到教育部反映、投诉?”

对方没有立即回答。据王振宇回忆说,此时女法官接过话来,“这个学生认为教材伤害了自己,当然有权利去问了,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

王振宇再次提问,邝璐说,我们跟法官是一样的,这是她的权利,她可以行使。


“好!”王振宇赶忙问,“当他有这个权利,教育部哪个部门受理他的投诉呢?谁来接待他?”对方告知,教育部官网上有一个公开的全国举报电话。秋白摇头,“我打了,一直忙音。”王振宇摆摆手,“我们不想打电话,你们有没有一个书面的渠道?”


两位教育部官员表示有这样的机制,但是还没有启动过。


“他们的态度很平和,”王振宇说,“谨慎但不紧张,履行了工作职责,做了该做的事情。”本刊记者给教育部发去了采访需求,截至发稿时止,尚未得到回复。


王振宇说他并非有意难为这两位官员,可是他也同时表示“我对学生天生有一种爱”。做律师前,王振宇曾做过几年大学老师。他赞赏秋白的勇敢,站出来起诉就意味着向全社会出柜,将面对多重压力。


很多人在问,为什么是她——一个爱跑步、打篮球,喜欢读村上春树和侦探小说的20岁学生,将教育部告上法庭?同城负责人豆豆透露,当时大家一起商量,不能总是沉默与讨论了,要付诸行动,秋白主动站了出来。


秋白认为自己很文静,很乖,一路好学,但她很“直接”,不绕圈子。媒体采访让她挖掘了很多往事,甚至早到幼儿园。有一次,老师用粉笔在回答不出问题的孩子们脸上画道,孩子大哭,秋白说,“老师,这样不好。”高三,级长通知上调考试费用,没人有异议,唯独她跑去要说法;大学食堂的菜价上涨,她问管理者,为什么价格那么高,有没有文件的规定?


“我没有那种对权威崇拜的感觉,而且我也很讨厌权威……他的权势、社会地位可能比我高,但不代表他什么都比我厉害。”秋白对本刊说。


父母、彩虹与故宫

她在法院与教育部官员聊聊课本中的“同性恋”

2015年7月4日,广州,中山大学学位授予仪式上,一位女生上台时从衣袖中掏出一面彩虹旗披在身上,中大校长罗俊并没有错愕,而是微笑着和她做出握拳加油的手势合影并拥抱(CEP/图)


第七谈话室内的圆桌会谈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了,双方你来我往,邝璐最终有了承诺,她表示作为政策法规司的工作人员,如果有投诉的话,她愿意帮忙在内部去找、去转。当天下午,那位办公厅人员便电话告知秋白,教育部监督举报统一受理中心将负责处理类似事件。


交谈中,邝璐透露,有关这起案件的所有报道她都看了,秋白的故事以及她写给教育部的信也读了,她和同事还研究了同性恋和精神疾病的关系。王振宇认为秋白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她不起诉的话,教育部可能很难关注同性恋是怎么回事,现在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思考。


每一件事物都有多重属性,从出版物角度讲,教材问题归于出版管理部门,从教育性层面讲,教育部要对其内容质量进行把关。或是因一些编撰者对同性恋知识的匮乏,抑或是教材更新时的疏漏,也可能是之前根本无人提及,才出现了秋白为之的焦虑。


分别时,女法官走到秋白面前,笑着说,我也是中山大学的,你是哪个学院的?


这阵子只要一提到父母,倔强的秋白就垂下头,眼圈泛红,“他们突然变了。这几天很关心我。”母亲给燕子发短信,“谢谢你们给秋白这么好的锻炼机会。”而在三个月前,她感受到的是双亲的茫然与痛苦。起诉教育部后,辅导员告知了家长,她由此对父母出柜。秋白家在中山市一个乡村,如果被左邻右舍知道了,会说她家的风水不好。


而同性相恋,在世界走向多元与包容的今天,已经开始得到了一定限度的社会理解。今年7月4日,同在中大,一名女同性恋者,在毕业典礼上就请校长一起与她做出打气的动作,为同志群体和同性婚姻合法化打气加油。


喜欢胡同的秋白这次特意住在东四胡同内的一家旅馆。11月27日是秋白在北京逗留的最后一天,冬天的胡同热气腾腾的,街边的老人们在享受难得的午后阳光,刚放学的孩子在路上奔跑,卖红薯的小贩与城管打着“游击”。秋白穿一件深蓝色外套,系黑围巾,她左手腕上的彩虹手环十分醒目,那是同性恋人群的标志。暖阳照在她身上,也照在不远处故宫红墙上,那里,秋白一直想去转转。(应受访人要求,文中秋白、燕子、豆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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