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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相信政府、不知道必须谈判的水电移民刘玉花——重走江河十年行之十二

(2018-10-07 21: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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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家园


“江河十年行”最让我不放心的人,非刘玉花莫属。她给我打的电话最多,说的差不多都是身体哪儿出问题了、哪儿又不舒服了。2010年“江河十年行”,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和我们同行,她认为玉花得的是心病——她的心理压力太大了。


总是相信政府、不知道必须谈判的水电移民刘玉花——重走江河十年行之十二


2018年9月22日我们到玉花家时,她又去医院了。后背疼。她的先生和小姑姑给我们做的饭。吃完饭,小姑姑拉着我们去她家看看。在她家的墙上我们看到很多画。原来是坐在一旁的她的女儿帮萍画的。其中一张画的是一个小姑娘。我问这位15岁的女孩,你画的她在发愁吗?她说:是。我问:发什么愁呢?她说:不知道。


这张画,这个回答,让我有点小震惊。


2006年,“江河十年行”从大理到怒江的路上经过澜沧江时,决定在这里找一户澜沧江的潜在水库移民家做十年的跟踪记录。玉花家是澜沧江小湾电站的移民。

  

 “江河十年行”2006年时,刘玉花家住得安逸而富足。二楼挂着腊肉,堆着大米。2008年我们到她家时,她告诉我们正在为凑不够移民要的一平米新家500块钱的建房钱着急。我们问,水电移民政府不是给盖房子吗?她说,老房子折的价是300块钱一平米,新房子500块钱一平米,这个差价,他们家要付5万元。家当能卖的全卖了,连圈里没有出栏的猪都算上了也不够呢。


总是相信政府、不知道必须谈判的水电移民刘玉花——重走江河十年行之十二


2009、2010直到2011年“江河十年行”到玉花家才知道,移民搬迁后,三年了地都没有分下来。这三年里,她家靠开一个小餐馆,每月一千多元的收入为生。可是全村都是移民,又能有多少生意呢?


2011年,她家好不容易有地了,可地旁的小水库外溢,地被水淹了。我问她那怎么去种呢?她说要翻山。那天我和央视的李路去她家的地,坐了25分钟的小蹦蹦车才到了那地方。


2013年,我们去刘玉花家的地,结果遭遇大旱地里的甘蔗全都旱死了。而种甘蔗之前,上面让他们种咖啡,都结咖啡豆了,上面非说他们不会种全砍了改种甘蔗吧,哪想赶上云南大旱,又都旱死了。


玉花长得清秀,幼年丧母,跟着父亲长大。从在她家看的照片里不难看出,年轻时的她也有过很多青春的梦。现在的身体不好,会不会是年轻时的梦和现在的生活有差距。一个人的心情和身体状况是互为因果的。


总是相信政府、不知道必须谈判的水电移民刘玉花——重走江河十年行之十二

2011年“江河十年行”在刘玉花家时,我们采访了村长包明先。他说这些年碰到的头疼的事不少。他都写在了本本上,他念给我们听:


 一、社会公平问题;

 二、田不能当田用,钱没有赔;

 三、非农人口(16个在外面上学,找不到工作回来的人不给分房子和地)

 四、人生,土生;

 五、农作物损失,不会做烤烟,晒不干就全烂了:

 六、公共设施(厕所等)没有:

 七、图书室,可学习政策和娱乐的地方没有。


2011年,包明先还告诉“江河十年行”,移民新村第一、第二批都是统一建的房子。第三、第四批特别是第四批的人家,是澜沧江小湾电站水库蓄水后,出现塌方等地质问题又二次搬迁来的。他们到这之后就是自建房了,自建的房子没有出现什么质量问题


总是相信政府、不知道必须谈判的水电移民刘玉花——重走江河十年行之十二

2011年我们到了几户统建房开裂的移民户。有一家人找到了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他们的答复是承认房子开裂,却又说房子主体没有质量问题。

  

那天我们在场院采访时,一些村民也围了过来。有的说:为了支持电站,响应号召,我们来了这儿,当时说得好好的有田有地。可来了田不能当田用,地里没水不说,现在连吃的水也没有。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建筑材料的费用也提高了,他们给修房子的钱够用吗?我们的老房子都比这新房子抗震。现在我们住得害怕,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精神压力太大。2010年12月,村里80多人,坐了六个中巴车去保山县城要个说法,党员现在怕出头,19个党员去了2位。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2013年“江河十年行”,在玉花家的记录是这样的:保山市隆阳县潞江乡坝湾村泡荣组(原瓦窑镇繁荣村犁坝沙小组)


一、原来水足够用,现在没有水,收入靠打工。

二、移民村120户,500多人。

三、原来不打药水,现在每亩2包化肥。

四、现在经常没水,去5-6里外去拉水。

五、原来没有移民时的2007-2008年,吃用不紧张,3头猪能卖3000左右,现在没有菜园子,需要打工去赚吃用的钱。

六、现山坡地1.5亩甘蔗砍了没种,离沟渠近但没水(到地里坐小蹦蹦车要25分钟),2.5亩田(0.5亩每人)1公里远,种了火龙果。所有的粮食和菜都是买的。年收入主要靠餐馆,存不上钱,不出去打工了,走不开。

   

2013年玉花给我们看了他们的收支监测表,里面有2013年1—3月的收支记账。经营餐馆是他们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翻看了一下,十天有一天没收入,毛收入最高740最低70,平均240左右。家庭买食品支出日均30左右,有生意的时候,支出大约是毛收入的4成。 


总是相信政府、不知道必须谈判的水电移民刘玉花——重走江河十年行之十二


女儿小学3年级,去小学走路4、5分钟,初中4公里,需要住校。听说会发一些补贴包括免费午餐等。儿子在私立全托幼儿园5000元多一年(2011年采访时听说不上这个幼儿园就不让上小学,教育和权力勾结),周一送去周五接回,含餐费。高中在犁坝沙村更远,需要住校,不教少数民族语言的课。


以前村子没有幼儿园有小学。村里有赤脚医生,大病去潞江镇卫生院、保山看。现在社保:新农合交100元/年人,领60元,交15年。医疗保险交60元/年人,孩子也交。报销60%,在老家的时候已经办好户口。村里没有癌症病人。


跟踪刘玉花家10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农民吃苦耐劳的精神真伟大。城里80后的孩子都是家里的宝贝,大小事有父母给撑着。可是,刘玉花这位80后的农村妇女,原来的老宅子给淹了,原来的地给淹了,搬到新家,前三年都没有分到地,靠小时候在亲戚家学的做饭手艺开了饭馆维持家用。

  

这样的生活让玉花知足了。刘玉花没有像长江第一湾农民杨学勤说的,“他们要让我们搬,那得和他们谈判。”她只是坚持着一天天把孩子带大,把日子过下去。


2013年“江河十年行”离开刘玉花家的大巴车上,大家把金沙江还住在老房子里的姚叔家和澜沧江已经被移民了的刘玉花家做着比较。做调查记录的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的徐煊说:“没有搬迁前,玉花家和姚叔家一样也是老房子,也是家住大江边,一样的丰衣足食。可是现在两家的生活可大不同了。”


总是相信政府、不知道必须谈判的水电移民刘玉花——重走江河十年行之十二


徐煊还说:“我们一路走来,大渡河的万工乡,云南永善的黄华,包括刘玉花家的小坪田,搬迁前都是百年老村,也都是政府说搬就得搬,政府说怎么赔,就怎么赔了,农民没有那怕一点点争取自己权益的可能。”


中国日报的杨尧说:“我在亮中家听说:亮中去世时,他的奶奶哭着说,要是能对换,我愿意和亮中换,让我走。姚叔说:要是能换,有多少人愿意和亮中换呀。在石鼓长江第一湾,我们能听到农民说:要学会谈判。这当然和亮中这位走出大山,受了高等级教育,又回到家乡来的年轻人有着直接的关系。把金沙江和澜沧江两户人家比较一下,感觉的是震撼。住了300年的老房子的人家有根,被搬迁了的移民家,根在哪儿?像亮中这样,受了高等教育,在外面工作了,还为家乡的父老乡亲着想的年轻人,今天又有多少呢?”


南方都市报的杨晓红说:“昨天在姚叔家见到的古樟树,见到的高山流水,还有那里农民家的气氛,可以说是有了阅历后才喜欢的,年轻时看不到那里的美。老村子里,80岁的老人身边还都是族群里的人,身边站着的是认识的人,心里就会觉得踏实。什么是生活的品味,什么是农村里乡绅的作用,这些不一定都是学校里学的。老人本是传承者,现在,文化断代了。文化像丢破鞋一样地扔掉了,根也没有了”。

   

人民日报的何向宇说:“我们到的几个古村落,原本都是少数民族混居,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过去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以后这个说法还会存在吗?


香港中文大学的区家麟说:“长江第一湾的农民说,我们这死了猪也是往江里扔,水流三尺清。河的自净能力是很强的,现在生态破坏了,水干了,脏了,扔个死猪也成了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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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江河十年行”从金沙江、澜沧江走到怒江边,艾若说:“杨学勤说要是等到金沙江也断流了,那就是世界大新闻了。可是再这样开发下去,我看快了。金沙江的农民懂政策,对江河保护很有想法,应该把他们请到北京的记者沙龙上给北京的记者们讲讲他们生态观,他们的理念。”


2013年“江河十年行”后,在区家麟的资助下,我们和金沙江的农民说好了,那年的五月份绿家园环境记者沙龙请他们来给记者们讲他们眼中的大江大河与当地的生活、文化习俗的相关性。让北京的记者也很开眼。


2014年“江河十年行”,军旅作家金辉记录的刘玉花家的日子是这样的:2亩田,种火龙果,到今年6月可收获。5亩地,还没有想好种什么,老公要种火龙果,玉花说经济上弄不起。那2亩火龙果是政府给的苗,还给了农家肥,这是第一次在生产上政府给的帮助。


房子裂缝,给每户补了几千元,盖上瓦,现在可以住了。水电移民每月发50元,说要发20年,不能按时发。2年多没发。找了多少次,省里来人,才发了一年多的。

   总是相信政府、不知道必须谈判的水电移民刘玉花——重走江河十年行之十二



总的说,还是搬到这边好些。这边只是水少,自来水有时几天没有。这里交通方便,学校近,在那边孩子上学要走6公里。

 

开始来与这里不大合,现在可以了,孩子与同学也都合了。餐馆情况和前几年差不多,收入也没有仔细算,反正够开销。这两年,单位的人来吃饭少了,主要还是村里的人来。

  

前几年主要还是心急,心急就身体不好,日子也不顺。到大理找你们介绍的史立红,她介绍的医生看病,现在好多了。只要家人好好的,平安就好。

  

2014年刘玉花一直在强调,家里人都平安就好。“江河十年行”对我个人来说有一点感受越来越深:中国农民,是多么听话,多么认命,又是多么容易满足的一个群体呀。


2006年我曾在怒江做了一百个潜在移民的调查。我问他们你们愿意修电站吗?几乎百分之百的人说愿意。我问,你们知道什么是电站吗?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说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为什么说愿意呢?他们说,政府说好,我们相信政府。


香港学者刘素2010年“江河十年行”时看到过忧郁的玉花,2015年再走江河她说,这次看到的玉花脸上有笑容了。


总是相信政府、不知道必须谈判的水电移民刘玉花——重走江河十年行之十二


2018年4月,我第18次去怒江,专程去看了三年没见的玉花。他们所住的移民村没有什么变化,但外面的街道可是用得上繁华来形容了。早市卖的买的热闹极了。玉花胖了些。小饭馆还在支撑着家里的全部生活。她说地让别人种了,顾不上。田里种的火龙果能卖些钱,不多。


我们每次去玉花家也总会带些儿童读物让玉花的女儿君梅带到学校。绿家园现在已经给近百所大江大河边的小学捐书建阅览室了。2006年小君梅才3岁,现在已经出落成大姑娘。那天,我和玉花聊天时,她竟然和邻居家的几个小伙伴读起我们带去的书了。孩子们听,她读,那个认真劲,真让我想下次来还要再多带些书来。


2018年9月再走“江河十年行”在玉花家时,我们知道,现在她们家的小饭馆比过去生意好了一点点,但水还是两天才供应一次。2011年说的公共厕所和娱乐设施还是没有。但玉花还是一个劲地说,生活比过去好了,就是我的病是大问题。问到医院看了怎么说?也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可能是胃疼反射的后背疼。


这天,我们和玉花聊的时候,玉花的女儿君梅,和她弟弟两人一读一听地又念起了书。这些书,能让君梅长大了过得不像妈妈生活中有那么多担忧吗?玉花小姑姑家的帮萍画中的小姑娘长大了,能知道自己在发什么愁吗?


(本文转自乐见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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