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八月下旬，我参加由台湾中央大学康来新教授率团的“红楼梦之旅”，到大陆走了一趟。

    《红楼梦》是一部空中楼阁式的小说，所谓“红楼梦之旅”其实是“曹雪芹之旅”，我们去探寻的主要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生平旧迹，怀着“爱屋及乌”的心情，亲临他在人生旅次可能落脚的驿站，凝视那断垣残壁上的蛛网积尘，走进时光隧道，和这位文学巨擘做某种形式的神交。

    从北京到南京、扬州、苏州等地，我们走访了曹雪芹的诞生地——“江宁织造府”，他幼时游玩的“西花园”，少年时徜徉的“拙政园”、“随园”，与同好缔结诗社的“右翼宗学”，重履江南时停驻的“瓜州古渡口”，传言他在晚年落拓时所居住的“西山正白旗村”等地﹔当然，我们也参观了根据《红楼梦》书中描述而兴建的北京“大观园”，以及传说中为《石头记》（《红楼梦》别名）及书中“木石前盟”源本的西山“元宝石”和“石上松”。

    沿途都有当地“红楼梦学会”的学者亲切向导及解说，虽然这些旧迹大抵皆已非昔日容貌，但仍足以让人大兴思古之幽情，只要发挥一点想象力，眼前彷佛就会走出一个风霜满面、对空吟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曹雪芹来。

    北京近郊西山的正白旗村三十九号是保存得很完整的遗迹。一九七一年，住在这里的一位旗人因屋梁折裂，在准备修缮时发现夹壁间有前人题诗数款，几经考证，一些专家认为其中有曹雪芹的手笔，于是这栋老旧的民房就成了昔日曹雪芹埋首写作《红楼梦》的“悼红轩”，慕名而来瞻仰或凭吊的文人雅士一时络驿于途。在经过整修后，此地更名为“曹雪芹纪念馆”，除了曹雪芹生平及生活有关的文物外，它已成了红学家必到的朝圣之地。 

    我不是红学家（只写过两篇跟《红楼梦》有关的文章），恐怕也不属于传统的“文人”，但走出“曹雪芹纪念馆”，站在有几百年树龄的古槐下，听着晚蝉凄切的鸣声，心中却有很大的感慨。我对领团的康来新教授说﹕ 

    “文学家总是令人怀念，如果曹雪芹是搞科学的，即使他发明指南针、造纸或火药，我想也没有人会花那么大的心血去寻找、保存他生平的旧迹，而我们也不会千里迢迢地到这里来瞻仰。”

杜聪明，被人遗忘的科学家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想起了杜聪明先生。杜聪明是一个医学家，早年即以对鸦片及蛇毒的研究而蜚声国际，要将他誉为“世界级大师”或“科学巨人”也许言过其词，但他却是台湾医学发展史（甚至是整个科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关键性人物。他是台湾第一位医学博士，两次出任台大医学院院长，并创办高雄医学院，作育英才无数。

    几年前，某个医学团体有数千万的基金，想以此做些“有意义”的事而广纳各方建言，因当时杜聪明刚逝世不久，我野人献曝地说也许可以筹建一个“杜聪明纪念馆”或“台湾医学史迹馆”，有系统地收集、保存、展览相关文物及医疗器材，让日后所有踏进医学这个科学领域的后学者都能有一个重温前人旧梦、踏寻先辈足迹的理想场所。

    当时，我虽然认为这会是一件薪火相传，极具历史意义的工作，但却也几乎不抱任何希望。果不其然，主事者将大笔金钱投入在我看来“殊少意义”的事情上头。

    小说家锺理和死后，文学界人士要筹建“锺理和纪念馆”﹔画家席德进死后，画坛人士要筹建“席德进纪念馆”﹔他们都惨淡经营，但心意可感。比起小说家、画家来，医师有的是钱，但却没有人想到要建一个“杜聪明纪念馆”或“台湾医学史迹馆”，乃至竟认为这是一件“没有什么意义”的事。

    毕生献身于医学工作的杜聪明，悄悄地走，像一个普通的病人般孤独地死去，“不留下一片云彩”。世间已无杜聪明，他的身世、他的奋斗、他的成就，以及他的名字，很快就会从医学界消失。 

    但我想即使建了一个“杜聪明纪念馆”，恐怕也是门可罗雀，会专程前来做历史巡礼的医学生及医学家能有多少，实在令我难以做乐观的估计。

    这不是杜聪明的问题，也不只是医学界的问题，而是整个科学界共通的问题。我们从旅游上即可见其端倪，以寻访大师足迹为号召的文学、绘画、音乐之旅，常是热门的旅游路线，它们吸引了无数这一方面的同好者。但我却未听过以寻访李时珍或爱因斯坦足迹的“本草纲目之旅”或“相对论之旅”，或许因为它们没有“市场”吧！ 

在科学面前，人黯然引退 

    绝大多数的科学工作者，和他们这一行的前辈大师所存有的乃是一种相当“疏离”的关系。以前，我到各医学院演讲，经常向医学生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都读过哈里森（Harrison）的内科学，但如果我请你们用五百字简单介绍哈里森的生平，你们写得出来吗？”台下的学生如预期般出现面面相觑的神情，我有点气馁地又加上一句﹕“也许有些人连哈里森是那一国人都不知道。”

    读数学、物理或化学的人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们对数论、测不准原理、氧气也许能口若悬河地描述，但若要他们说说高斯（Gauss）、海森堡（Heisenberg）、拉瓦谢（Lavoisier）的生平，舌头可能就会打结。

     有人会说，科学是以客观的方法来发现潜藏真理、发明可用器物的一门学问，在这个领域里，不应有感情的色彩及私人的成分介入。对于拉瓦谢，我们只要知道他以朱砂做实脸，将之加热而获得“更纯净、更适于呼吸”的空气（即氧）的成果﹔以及指出“燃烧不是假想的燃素之释放，而是燃烧物质与氧的化合”之洞见就可以了。至于拉瓦谢是何方人士，他的童年生活、求学经过、有没有结婚生子、生命的结局如何，都跟科学无关，与氧气无涉。在科学的神圣殿堂里，若谈拉瓦谢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因受诬告而被送上断头台的悲惨结局，不仅“无补于科学”，而且是“搞错了方向”。

    善哉斯言。抛弃私人成分的纠缠，在科学的进展上确实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在这种不带感情色彩的理性陈述里，却也让我们看到了“科学”与“人”的黑暗关系﹕在“科学”面前，“人”黯然隐退了。拉瓦谢成为氧气的影子，而高斯扣海森堡也只是数论和测不准原理的幽灵。

    我常向医学院的学生说﹕“如果你们对为医学带来伟大贡献的前辈大师们都视同陌路，丝毫没有想去认识他们、亲近他们的心意，那么要希望你们能视病人如亲人，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因为科学工作者和自己本行前辈大师们的疏离，而使得科学工作及其成果与整体人类的关系越来越异化。一个化学系学生跟拉瓦谢的关系成了“他跟氧气”的关系，一个医学系学生跟杜聪明的关系成了“他跟蛇毒”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不知不觉间已被“人”与“物”的关系所取代。在科学的美名之下，人，包括科学家在内，都被物化了。

    也许这是科学的本质。但人类是为了体现科学的本质才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吗？

    这恐怕是一种严重的生命倒置吧？

何谓“人本主义”？

    文学艺术工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取向。不少人在阅读过《红楼梦》这部小说后，因深受感动而不可遏抑地想要去了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竟然能创造出这样一部不朽杰作？”他的好奇很快就能获得满足，因为早已有同好者写了很多有关曹雪芹及其家族生平事迹的专书，有些学者甚至从研究《红楼梦》这部小说转而专研曹雪芹“这个人”。

   但不少人对透过书本来认识曹雪芹仍觉得有所不足，而兴起了想亲临现场的渴望。他这种渴望也能获得实现，因为早已有同好者筹建了“曹雪芹纪念馆”，找出了他在人生旅次落脚的重要驿站，供人流连凭吊。

     我们的“红楼梦之旅”之所以能够顺利成行，而且获益良多，可以说完全得助于这种文学艺术爱好者温馨的“共识”，一种将“创造者”（作家）置于“创造物”（作品）之上的心思。                       

     什么叫做“人本主义”？什么叫做“人文精神”？我觉得这就是最简单明了的“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人，是一切的依归。

     了解曹雪芹从繁华趋于没落的家世及他个人坎坷的际遇，不仅可以增加我们对《红楼梦》的了解，同时更使得这部小说从纯供赏心悦目之“物”变成呕心沥血之“作”，它的意义也因而获得了延展，价值得到了提升。

    当然，知道爱因斯坦不太愉快的第一次婚姻，无法增加我们对“相对论”的了解，亲临杜聪明的诞生地淡水北新庄的百力戛（现名巴拉卡），也无法增加我们对“蛇毒”的认识，但却可使相对论”和“蛇毒”多沾染上一些“人味”。 

    科学界最缺乏的正是这种人味、人情味。这不是说科学工作者没有人情味，而是他们避而不提、甚至有意加以压抑，结果使得科学成为一门最“难以令人感动”的学问，而科学家也成为一批虽让人佩服，但却无法“热情拥抱”的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