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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杨宇振

(2010-04-16 11: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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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教育

社会状况

分类: Cityreader

在《新建筑》编辑部年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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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6

 

我来接着讲,回应刚才汪老师提出的10个问题,谈谈我的想法。

 

1.迷茫

迷茫的第一个指向是建筑学的边界——建筑学到底在哪里?建筑学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比如说在福柯、列斐弗尔等很多人看来,城市规划很难自身成为一个完全定义的学科,因为它的理论方法、理论标题很多都要借助其他学科。而建筑学,特别是今天的建筑学,在学科高度交叉的社会面,建筑学能不能“自善其身”?这个问题直接指向建筑教育问题。因为在建筑教育中我们一直要找出一个属于自身的东西,是什么?不清楚,“建构”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建筑学可能能找到的一个东西。

但不管怎么说,建筑学除了“建构”之外,是指向社会的。当这个社会分崩离析、阶层化的时候,建筑学还能不能独善其身?

2.宿命

我觉得高层建筑形态的出现跟经济危机之间的关联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我并不认为修世界第一的高层就一定会出现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的运行机制造成的,马克思讲,发生于当所有的投入(不管是在一般商品、在地产还是在社会管理等的投入)都不能出现剩余价值的时候,也就是资本的过度积累。比如当下中国就是一般商品、工业品不能出现回报的时候,大量的资金就要流向房地产市场,所以未来的半年可以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很大的泡沫。当然经济运行和空间形态有很大的关联(就像经济危机和高层建筑),但并不是必然的关联。

3.认知

关于北川地震博物馆的案例,我觉得建筑师有时候没有办法,建筑师、规划师很大程度上是技术购买者手中的一个工具。谁购买这个工具?谁是业主?可能是政府、可能是资方。特别是在北川这个地方,太复杂;其中有各方面的尖锐利益冲突。各省投资建设这个地方,通常要把钱拿回来的;它会找本省的设计院,外地去竞标通常没什么用。在这样的情境下,良知重要,但是很大情况下作为建筑师、规划师没有办法。

即便作为个人的良知,在社会大生产的大环境下是没有办法,我们意识到路要怎么走,可是我们并不走这条路。比如说博士,中国不需要那么多博士,可学校竞争就是要博士,学校要生存怎么办?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4.无奈

我觉得无奈和良知是一样的。比如说刚才谈到拆迁的问题,去年我在北京参加会议听到梁思成故居的问题,但除了梁思成故居的问题还多得是。我觉得无奈涉及到两点:一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穿透原有空间的必然表征;二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威权主义的问题,中国因为没有相对完善的监管,领导意志不能违背——我们没有一个反抗的民主机制。这两方面我觉得跟良知也是相关的。

5.感伤

冯继忠先生的去世在一定层面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过去。我们可以讲是现代主义的过去,如果能把西方的发展轨迹与中国对接上,可以说中国也进入了后现代主义。当然这种判断很浅薄,但某种程度上可以表达由于中国的开放,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分税制以后、融入WTO以后,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国在生产和消费上接驳了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说冯继忠先生的去世代表了现代主义时代的过去。

6.欣喜

关于华南这一块,可以有很多解读。但如果从全国层面来讲,我觉得是独特性带来的利益问题,哈维、卡斯特尔等人讲在全球化的格局中每个人都要找自己的独特性。独特性代表利益的存在。现在我们从全国来看,每个学校都想从现代西方的脉络里找到自己的来源,找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就像大树上每个分支都想找到和树干的关系。当然,从正面判读,这是从西方知识来源方面对自我历史的追溯;从现实的层面来讲,这是追求利益的表征。

7.成熟

我觉得很难以王澍的问题来代表成熟,一个建筑师怎样才算成熟是很难的问题。首先对社会文化的认知,特别在今天的情况下,对全球的文化、国家的文化到地方的文化、整个社会现实的问题,当然还有哲学的问题都要有认知,光在技术上去表现很难说是成熟的。弗兰普顿在《建构文化》的最后一章里谈到建筑师在当下面临的困境,他认为一个建筑师只有彻底融入到技术的复杂关联之中,学会对甲方的判断,学会金融的运作等各个方面,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建筑师。卡斯特尔在《千年终结》里谈到,在一个信息全球化的社会中劳动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精英阶层,一种是可以随便替代的阶层,精英阶层掌握资本运作所有层面的关联,当然必须掌握技术。去年我在哈佛的时候,看到一些报道,美国人在一些杂志上也有抱怨他们的博物馆大部分份额都被皮亚诺拿走了。博物馆是文化建筑,每个建筑师都想做,可是皮亚诺为什么能做?我觉得在全球化时期只有懂得高科技、懂得资本运作的建筑师才有这样的能力。弗兰普顿在建构文化里说没有别的希望,要不就协调它,要不就出来。Peter Walker在Invisible Gardens里也回顾了从奥姆斯特德到现在的景观建筑师的发展,最后的结论就是,人人必陷入资本的高速运作里,否则就没有希望。

我觉得这些应该是成熟的表现,不只是一个技术方面的成熟——虽然这看上去是一种难过的现实。

8.威权

关于世博会这个案例,我曾经在台湾城乡研究所发表了一篇文章《权力、资本与形象》,讲的就是一个形象的问题。在一个全球化、现代主义的时期,“Better City, Better Life”的形象基本上代表了上海在全球传播的一个符号,就像当年的埃菲尔铁塔对巴黎一样。用德波的观念,特别在中国,它是一个奇观;跟奥运会的开幕式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符号元素低级层面的运用抽取,是一个速成的奇观符号。奥运会的开幕式完全就是中国元素,缺乏一个全球的概念,展现的只有中国的事实。世博会也是一样,在中轴线的终端,所有的馆都不能超过一定的高度,唯独我的馆可以,可以站的最高、可以坐镇这里,这不是一个公平公正的显现,这是一个奇观的显示,威权主义的表征。

9.马甲

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审美观?今天的社会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平板社会,今天的社会已经分层离析,从资产阶级到中产阶级到下面的公众,那么我们的建筑如果作为一个商品是为谁服务的?不同的商品,从奥拓车到奔驰车服务于不同的对象,我们建筑师站在哪个位置上,为谁来服务?我们能不能以我们的精英的、受教育阶层的态度来看待建筑?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观。

10.建筑教育

       所以第十是回归建筑教育,我觉得第十和第一是很关联的,必须来思考我们建筑在当代的中国怎么办?作为教育者、研究者有什么样的责任跟命题?我们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我们站在一个点可以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怎么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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