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 陈正祥先生(2009-10-30 16:22:24)
今天翻阅准备的课程大纲，参考文献中有陈正祥先生著之《中国文化地理》。
想起自己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时的研究，深受陈先生影响，以至于出站报告答辩时有教授颇有微词。
上周在海峡两岸大学的校园研讨会期间，接待台湾来的同仁，餐间闲聊问起陈正祥先生，基本不很清楚。问夏铸九教授，概略说了陈正祥先生在台湾不得意，后来迁到了香港。
读《中国文化地理》，不仅是其中的知识和陈正祥先生善于触类旁通的能力，更是一种鼓舞，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坚定。
在网上搜寻陈正祥先生。较有价值的资料并不多。转帖如下。
另外，发现博客好友水瓶先生有相关资料，可惜由于伟大的网盾无法访问。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共同搜寻陈正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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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030
又，根据博客好友叶子厚先生的提醒，找来陈正祥先生的照片，贴录于此。（出处见叶子厚的留言）
可惜翻拍以后不是很清楚。
照片中的陈先生好象个子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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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识精深，德行卓然——记陈正祥
游修龄
陈正祥是世界著名地理学家，不是地理学界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位成就裴然的奇人。我与陈正祥有一段我自己也觉得意外的縁份，不可不写出来，表达我对他深厚的怀念。
陈正祥（1922-2003），浙江乐清人，小学在家乡念，初中三年就读浙江温州中学初中部，和我是同班同学，毕业后，改入杭州高级中学，1938年夏他从杭高毕业，我从温高毕业,已是抗战第二年了。当时浙江唯一的浙江大学已内迁，浙江的杭、嘉、湖及宁、绍地区全沦陷为敌人占领区，省內已没有大学。他决定赴重庆读大学，临行前，他向我商借高中的教科书作为应考大学的复习资料，从此一别，音讯全无。直到1991年4月，我在日本京都大學忽然接到从家里转来他的来信，大出我的意外，彼此断绝音讯已逾半个世纪！从少年同学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老年阶段，才恢复了联系，并有过几次的晤面畅叙，及不间断的通讯，实在是人生道路上的奇縁。
我们没有恢复通讯前，我对他的记忆只停留在温高初中三年的同窗生活，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地理知识的超前，因为初中的地理课，对他来说，完全是浪费，所有的大小地理考试测验，他都是百分满分，老师干脆让他帮助改考卷。他在小学生时，并没有人教他，已经会背记世界各国的国名、首都名、人口数、河流的名称和长度、山脉的名称和高度、物产等枯燥的数字，他向老师所提的地理问题，老师答不出来。记得初中一年级时，学校组织大家旅游家乡雁荡山，回来后，我只记得我们住宿在灵岩寺，早晚都可以看到对面山上成群结队的猴子跑来跑去，晚上听到狼的嚎叫声，很是可怕，大泷湫的瀑布非常壮观等。可是回校以后，他写了一篇《游雁荡记》，指出雁荡山的风景，是流水挖出来的，张贴在校壁报上，刚巧被来校参观的地质学家丁文江看到，引起丁文江的惊奇，赠给这个只有十一岁孩子一部《徐霞客游記》，以资鼓励，一时传为佳话。
第一次接到到他的来信，知道他在随信的同时邮寄给我几本他的著作，可是很久了还没有收到。我即回赠他我的《稻作史论集》，他是收到的。他在世界各地跑，没有固定通讯处，所有来往信件由他在香港的秘书马君负责转达。有一次马君告诉我，按他的吩咐，曾将他的三本《台湾地志》（上、中、下）邮寄给我，另将原书的封面单独附在信內给我，因封面內页有他的生平介绍，让我先有个了解。奇怪的是，这次的寄书，又同上次一样，我始终没有收到。后来才知道，改革开放之初，香港寄内地的书籍，要经过检查，不合适的要给予扣留，台湾的出版物在那时还属禁区，难怪我收取不到。
从《台湾地志》封面內页的介绍，我才第一次较详细的知道这位中学同学的学术成就，实在非同寻常。姑且引一些数字，以见一斑。他的几位学生说要给陈老师的著述编一个完满的目录，是不可能的，实在是太多了。如彻底追查，会发现在日本、瑞士、俄国、西班牙、和希腊等国都有不少文摘和书摘。据从1932-1992年止的统计，共计著作至少624种（内专书、专刊256种，论文368篇）。平均每年10.4种，其中用外文写的121种，占19.4%。无疑是全球地理科学界的最高纪录。有关他的地理专业的成就一言难尽，日本地理学会会长富田孝郎教授介绍陈教授时说：“如果用心遍读陈教授的著作，他就自然会变成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从1952年以来，他几乎出席了每届国际地理学大会及其他区域会议。并参加所有会前会后的考察旅行，持续数十年之久，被公认为世界上旅行最多的地理学家兼生态学家。他的研究，视野广阔，又很专深。这里不妨举两个小例子，以见一斑。其一是，1968年由Pergamon书店出版他的“World
Atlas”（《世界地图集》）第223-224页，提到的喜玛拉雅山珠穆朗玛峰的海拔为8848米，是他以特邀顾问的身份在1966年选定的；九年以后1977年，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联合精密测定的高度为8848.13
米，相差仅13厘米，这一巧合成为国际地理学界议论的话题。其二是，《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陈正祥觉得这段话不好理解，因为秦汉之际的战争，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不可能招致如此大的饥馑。他查阅地方文献，发现饥荒多在关西，而战争破壞多在关东，难以理解。于是他想到气候的关系，他查阅欧洲文献，找到在中国那次大饥荒前不久，冰岛的火山群曾猛烈大爆发，大量灰烬向高空排放，循西行风东移，形成巨大阴影带，延伸至西伯利亚和中国西北部上空，为时数月或经年，阻隔阳光照射，农作物无法生长，在人口稠密地区造成大饥荒，所谓“死者过半”，其余的人“就食蜀汉”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他在课堂上作这样的讲解，引起学生们莫大的兴趣和对他所作的分析十分钦佩。
为人师表不应局限于学术成就，更要体现在日常的徳行模范上。他曾多次把银行错汇给他的稿费和版税退回去，其中《大英百科全书》一次误汇给他数千美元的稿费。日本几间大银行曾好几次误给他几笔进帐，其中最大一笔为190万日元。最近一笔70万日元（相当于一般教授两个月的工资）。直到他想用日元购书时，才发现这些误进，他即通知香港的银行代为联系退款，因为时间久了，东京銀行化了两个多月才找出錯失，回信表示感谢。香港的经理当面对他说：“陈教授，现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像你这样的人了！”1957年他在日本东北大学讲课结束后，临行时到当地邮局购买全套纪念邮票，邮局局长匆忙中把他付出的邮票款和找还给他的钱一起裝进纸袋给了他，他到达火车站时才发现这笔差错，于是他立即赶回邮局，退还多出的款，不留姓名，这笔钱相当于局长三个多月的工资，这个消息在日本报纸上引起轰动。
另一方面，他对于时间的使用，则可说是斤斤计较，勤奋无比。他习惯每天工作15-16小时，经常到翌晨两三点钟入睡。除了出席国际会议，全年只在农历元旦休息半天。他在台湾大学任教期间（1948-1963），在他的研究室（台大四号耧）门口，挂一块红漆写的木牌：“非学术性谈话，请限于三分钟”。当时台大校长傅斯年和他商量，请他拿掉这块木牌，他不同意；后来有人趁他不在时，偷偷地把木牌拿掉，他就重新做一块更大些的木牌挂起来。
他离开台湾大学，就任香港中文大学講座教授期间（1964-1979），薪金加上公积金及住房补贴，约为台湾大学的36倍。住房面积超过3000平方英尺。講座教授是英制大学的最高层，终身制，出席国际会议可以坐飞机头等舱。但当他发现英国人对鴉片战争并无忏悔之意，奴化教育并未收敛，而地理学份属爱国教育，无法生根，就俨然抛弃他所首创的讲座，提前退休，1992年应日本东京大学之邀讲学去了。在香港大學任教時期，他念念不忘祖國的建設，編寫有《中國農村景觀之變遷》、《中國的石油資源及其開發》等書。
阵正祥的藏书也值得一提，他在台湾大学的藏书到厎有多少，他自己或旁人都不清楚。他的藏书封面背后左上角，都贴有一张长方形红线字条：“此项藏书归研究所所有，家属不得视为私产。”先后共印了15万张，可据以推想其丰富之一斑。学生可以自由使用他的藏书，用毕放回原处。不必登记，以培养人人自律的习惯。但到香港后，发现这个做法不可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损失图书近千卌，还有整套图书被偷的。当他决心放弃讲座后，从1993年起，就开始把藏书分批运往欧洲。这引起外间的谣传，说他把图书以数百万美元出卖给西德大学。他的好友艾伯华（W.
Eberhard）劝他勿将书运离亚洲，李约瑟则建议他将藏书同剑桥合建一座东亚图书馆。他给艾伯华的答复是：“即使你把整个加州大学交换我的藏书，我也不会考虑。”
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接触大空卫星照片后，他即预感到地理学将发生大革命，应对新的挑战，他把研究兴趣逐步转向历史文化地理，此后便有他一系列的涉及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哲理等的著述问世，如他鉴于鸦片战争对中华文化打击影响的深远性，他在《中國文化地理》（1980年）的自序中指出“要挽救漢文化的沉淪，阻止它的繼續被腐蝕，進而恢復它固有的光輝，我想這一代的中國人實應負擔較多的責任。為達成此項目標，首先要認識中國文化，而我願以身作則。”他运用地理科学为工具，弥补文字记述的不足，通过地圖表示中國文化中心的南遷、城市化的進程、交通港口的發展、人口的遷移、物產礦產的分佈等；人文方面，將歷史上的宰相、進士、诗人等人才的籍贯分佈，用地理圖解表示，具有不可取代的说服力、优越性和学术性，是我在农业史研究中经常引用的资料。
1981年日本東京出版了他的《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定价高達29600日元。1991年我在日本时即购买了一卌，回国后赠送给校图书馆。日本赞扬这书的书评超过40种，可以想见日本学术界对他的重視。
1984年，陳正祥应国家主席楊尚昆邀請，率团到祖國大陆考察。行程14000公里。以后他潛心編著了《中國土地利用》一書。全面闡述了《中國經濟結構》《自然條件的限制》《人滿為患的影響》等內容。此书一經發行，就出現五种外文译本，被称赞为“見解精闢，為一劃時代的巨著”。
1987年，陳正祥又应邀回国，考察了安徽省农业及巢湖污染治理問題，結合地理学他撰写了《安徽農業考察報告》和《關於巢湖污染治理意見》，受到了有关部門的重視和採納。
1992年，陳正祥在巴西主持“世界環境保護大會”后，接受联合国委託，著述全球《植物志》，字数高达三百万。
限于字数，对陈正祥的简单介绍只能到此为止。我自从1991年恢复与他的通讯联系，因他是个大忙人，奔波于世界各地，所有通讯都是他主动给我，我则把回信寄给他指定的定点，包括他在香港的秘书。记忆中到了2003年以后，觉得他的来信减少甚至整年不来了，我也不奇怪，因为他实在太忙了。直至最近一次偶然机会，才知道他已先我而走，而我的记忆里他还在各地奔波。对这么一位爱国、爱家乡又在地理学方面作出世界性贡献的老同学的逝世，我不觉得哀伤，只觉得为他骄傲，为中国在过去多災宊多难的岁月里有这么一位杰出的炎黄子孫而欣幸不已。为了纪念，下面选录他给我的一次来信的片断，以资永久的怀念（原文繁体字）。
修龄教授鄉兄：我必須首先道歉，這封信寫遲了。原因是我一直在南美調查考察，回家後拜讀積信，才知道你贈我一卌《稻作史論集》，立刻囑馬君用航空轉來。其實弟對中國及全東亞的農業發展早就注意，1953年，發表“作物之起源與傳播”（載《科學農業》1卷1期1-9頁），就指出水稻從長江三角洲傳到日本西南沿海。1957年我應日本“學術會議”（即國家科學院）之邀，到日本與會，會前會後滯留逾半年，佐佐木高明、岩田慶明諸君還聽過我關於“照葉文化”的見解與批評，陪同入四國深山考察，唯爲對大陸自閉，竟對海外學術的發展毫不知情。閣下去過大阪的民族博物館嗎？佐佐木、岩田諸君有對你提起我嗎？
我翻開大著，對你的照片覺得面熟，我祖籍海寧，卻出生在樂清，小學讀杭高附小，但杭高無初中部，我回去讀溫中初中，初中畢業回杭州，考入杭高，從此算是半個杭州人。但我會講溫州話，我同夏鼐大哥一直講溫州話。我爲紀念夏鼐大哥，寫了一卌《草原帝國》（中華版），自購了兩百卌，你應在分贈名單之內。（齡按，可惜我沒有收到）。
臺灣大學十七年，現在在美、加大學任教的老學生超過兩百，他們發起紀念出（我的）紀念卌後又發動臺北再印我的舊著《臺灣地志》——《臺灣地志》三卌，重四五公斤——內地只能分赠兩套。一套因老關係給商務，一套當然贈杭州，但到厎給孤山省館，浙江大學圖書館，或浙江農大圖書館，不易決定，但已决定的是三卌書內封面都會題：“通過對中國農業史有卓越研究的游修齡教授，贈給XXX圖書館（由兄決定）（齡按，非常遺憾的是我始終沒有收到這三卌宝贵的赠書），這樣可較多人利用。弟這裏在此主持一個推不了的研討會後，不得東飛，反而要向西去紐約。但今年必須返國一行，行程定後，當優先函吿。旅次草草，籍頌
康泰
弟 陳正祥
拜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