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8年3月13日(星期四)
地点:文新学院重点学科会议室
参加人员:忠勇、星映、运庭、明工、晓嫘、小青、黎明、祖德、于飞、良中、有亮、家恕、新林、林刚、开国、良、云
云:今天的论坛大国崛起4 ,本来我通知的是上周四,由于那是3.8节,学院集体活动,因此论坛活动推迟到本周,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所以未能出席,比如育仁君、吉海君、温恕君等,所以今天一开始呢,我要先说一下活动时间安排问题,想强调的是,我们这是民间论坛,所有活动都得为学院集体活动让路,我也不希望这个论坛给学院的日常工作带来影响,在这里我申明一下,以后我通知的论坛活动如果因为集体活动而不能如期举行大国崛起的启示,这个论坛就自动延期到下周,以后各位先生相互照应一下,免得错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上次活动之后,有很多建议,其中也有意见,主要是针对活动内容和论坛选题的意见,明工先生强调以读书为核心,以学术问题为论题,而忠勇君则提出我们知识分子论坛要更多关注社会热点,要针对当下的社会文化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认为学术研究终究是个人化的,我们聚在一起要交流的应该是这个时代世相在我们各自心中打下的印记,我们各自不同的反应等等。我为这二位先生的热情和真诚感到欣慰,他们的用心也给我一个大大的提醒,那就是更加严谨更加严肃地来开展我们的活动。至于他们各自的建议大国崛起视频,我认为可以通融,我的观点是:1.我赞成忠勇君的一半观点,即学术是个人化的,一个学术成果的最佳体现应该是一个对该领域有着精专研究的人士心血的凝聚,在这样一个小众场合,我们来自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学术方向和学术趣味,我们很难就某一个特殊的学术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交流,是因为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不主张闭门造车,我们希望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能够得到超学术的思想成果,这个超学术的思想就是我们交流的起点,因为无论什么思想,它都是精神活动的产物,我们彼此之间是可以有相互参照的可能和必要的,再说,学术是我们的本行大国崛起 论文,这个论坛当然不能将它抛弃;2.至于社会热点问题,我想明工先生有所顾虑,可能处于一种他个人的天性,是不是认为我们的关注或者声音是无用的?其实我们的学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个人的姿态说话,难道这个姿态不能从学术领域延伸到当下社会?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所以我在今天的主要论坛外额外加了2个可选话题,一是四川师大钟华教授和北京师大季广茂教授之间争论、另一个是有关南街村神话破灭的,希望大家展开思考,至于最后一个话题,重庆媒体与《南方都市报》及张晓舟之间的那场口水战,我的本意是想讨论话语权利与媒体姿态的话题,可能源于特殊的原因,我们要把它移到另外的时间和场合讨论。
良:我很赞同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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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呵呵,你在说我呀?我快一点就是……对不起,我还得接着说。
(大家笑)
云:这次主要论题是“国学与学科重建”,这个话题是上期我们大家确定的,我们也指定了良中博士做专题发言,而明工先生和运庭先生也被指定重点发言,因为据我所知,你们二位对此也有深入的研究。今天我也很高兴星映先生的出席,她对我说,你们这次讨论国学,怎么能把我给忘了,我可是搞《文心雕龙》的!呵呵,很高兴她能来!
今天主要是良中博士的专题,之前呢,我在通知里已经讲明,而且也在通知后面附了良中博士给大家开的书目,相信你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良中博士发言之前,我要说一下我对国学的2点感想,一个是关于自九十年代以来的所谓“国学热”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价值缺失时代的一个表现,所谓人穷返本是也。但是也不能单纯地这样概括,这其中有全球化浪潮的影响,是一个寻找文化认同和身份确定的过程,“复兴”曾一度成为时代的关键词,而这个关键词从文化语境很快就运用到了政治语境,我注意到,复兴的文化梦想很容易就与官方意趣形成了相互的策应,文化复兴运动被人为地借用到“大国崛起”的民族主义的想象当中,这个背后的原因,我认为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合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而在以往被极力推崇的那些信仰和价值系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虚伪性的时候,人们开始怀念老祖宗的老玩意儿,国学就以道德教化为突破口,与中国人在现代相遇,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从官方主流媒体的表现来看,由于只关注所谓道德元素,大有将孔孟及儒学替代整个国学的危险,而且即使是对孔孟的关注,那些解读往往还是故意的曲解,当《论语》之类被于丹之流恶搞为心灵鸡汤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问题开始走向反面,我们不得不严肃地对待,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有关精神传统的问题了。我们的内心应该明白,国学是一个知识系统,传统文化铸造了我们的过去,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价值体系,但是我们要思考它能否担当铸造我们的现在的重任!它蕴含的价值观能否适应科学和民主潮流中的现代社会!第二个感想是目前“国学热”中,大多在经学和子学中倾注心力,而忽略的史学的问题,而在我的观念中,中国史学的形成恰恰能够给我们以启示,我不是说中国的史学多么伟大,我恰恰认为相反,我们必须认识这个相反,那就是中国的史学观中,机巧的东西很多而大智慧很少,帝王术也好。朝代更迭的记录也好,史官们大多注重所谓机缘或者巧合,再就是寻找一个所谓的天意来替代对于历史规律的思考,即使是司马迁也不能对之有所超越,这是否说明,中国的史学观中缺乏对于人“类”的思考呢?在细节记录受到权势的左右而史学家又始终没有从整个人类的角度去考察历史,这样的史学传统到了今天能够阐释什么样的历史规律呢?如果我们对之有足够的关注,会得到什么样的独特理解呢?
以上算我的引玉之砖,下面由良中博士专题发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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