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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中文图书业现状及我进入出版业缘起

(2016-03-02 19: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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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玉振

新加坡中文书店

出版业

文化传承

(2015年初去山东-哈尔滨途中写的文章,略作修改分享于此。希望该文能对新加坡中文图书事业有兴趣了解的朋友提供点素材,也有些个人的经历总结,一来回答一些朋友的疑问,二来作为自己人生历史的一段总结,未来将收入我的自传中。如果读者对图书和出版业不感兴趣,这篇文章就显得太乏味了)

 

 新加坡中文图书业内幕及我进入出版业缘起

 旅居新加坡学者及南洋出版社社长 董玉振博士

(转载请注明:该文原始出处为董玉振的博客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微信:gudongz)

 

目录:

一,背景介绍  

二,新加坡中文书市场及出版业

三、伟大的中文书店

四、我进入出版业的宿命与缘起

五、电商时代的盗版泛滥与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的目标相背

六,寄语与希望

后记

 

 

    我常被朋友问起的一个问题是:我一个工学博士为何进入出版业。国内出版业同行也时不时问起新加坡中文图书市场情况。一些作者投稿本出版社时也都满怀希望,指望自己的作品在这个有三、四百万华人的富裕国家里大卖。面对这些问题,我一直有将新加坡中文图书行业写个介绍的想法,就免得一再重复。同时,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让朋友们了解海外华人社会那独特的文化风景和这个风景背后那被遗忘的一群最伟大的穷人——中文书商。

 

一,背景介绍

 

有人说,中国人出国后才真正体会到爱国的含义,我说:离开富饶的中华文化腹地才体会文化传承的重要。南洋华人在过去几百年来从广东福建和海南漂洋南下,他们的祖先是一批没有很高文化的人,来南洋只为讨生活。但一旦站稳脚跟,尤其是华人经商的本领造就一批富有华人后,捐资于教育和文化就成了传统商人的本能反应。当代中国商人捐几个亿都足够令人感动,但陈嘉庚那一代人是捐出的大半身家。南洋各个国家都有数不清的这类例子,仅举两例:

    例一:南洋大学的伟大梦想。

    南洋大学在陈六使等一批华人富商的推动下于1950年代的英国殖民地时期创办。当时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华人捐赠踊跃,新加坡小商贩(包括车夫小贩)都捐出一天的收入,创办了海外唯一中文授课的大学。当然,第一任校长林语堂因为他的这个职业经历给他辉煌的人生抹了个污点。他的《京华烟云》曾让我陶醉和推崇,但在2014年初在漳州官员带领下参观当地林语堂纪念馆时,他伟大的国学造诣怎么也让我无法产生本来该有的那份感动。

    南大后来被李光耀关闭。南洋理工大学在老南大的“坟地”上创办,当然,现在的南大虽然有些人想借尸还魂,但老南大生对这个满口洋文,鸠占鹊巢的家伙已经完全不认同。

    老南大培养了新马印尼一大批华文知识分子,就连李光耀在回忆录里都一再表示对华校生朝气蓬勃的赞许和对英校学生的某种不认同。中华文化的传承在当代英文占主流的时代里变得格外艰难。现在新加坡教育中,华文只是一门语言课,就连中国历史都要用英文教,使得我不得不把精彩的中国历史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灌输给我儿子。中文阅读的氛围就不要指望了。尤其是在政府支持度不够的情况下,只有靠民间力量来自发自觉地传承了。这显然是条艰辛的路程。

 

    例二:马来西亚华校

       2010年我在马六甲参观了纪念林连玉的展览。在马来人种族主义者的统治下,政府不支持非马来语学校,马来西亚几百万华人子女的母语学习权失去了支持。当时在以林连玉为代表的一批华人教师的拼死抵抗下,马来西亚华文学校靠华人自己筹资得以存活下来。有一位华人领袖甚至因此被剥夺公民权。可以想象,马来西亚规模庞大,配套完善的中文基础教育体系完全是靠民间自发捐赠建立和维持的,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今天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素质已经远远高于新加坡。当地华人在语言、价值观上更好地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特质。这是无数华人商人、教师、政治家几十年在种族主义夹缝中拼死争取的结果。

     但新加坡在英文教育为主情况下更好地和国际接轨的同时,在新加坡年轻一代华人的英文思维习惯中,已经逐渐淡化了他们父辈本来拥有的那种精神色彩。

    中文只是作为一种沟通语言,而不是思维语言时,它就沦落为一种工具,而不再是精神元素的载体。

    很显然,对于热爱中华文化的华人来说,新加坡新一代的华文能力令人遗憾,但更显得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当然,由于市场的大幅度萎缩(年轻一代很少读中文书,他们的中文能力也确实无法应付很多中文词汇)而使得文化传承的路程更加艰难。

 (转载请注明:该文原始出处为董玉振的博客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微信:gudongz)

 

二,新加坡中文书市场及出版业

 

    新加坡中文书中,菜谱和学生中文补习资料最为热销(符合华人重美食和教育的两大倾向)。而其他类别的书,除非热点话题如《李光耀回忆录》中文版,一本书能出版当年销售200本就已经算是畅销书了。至于那些半学术性的书和诗集,有人在书店货架上翻一下,已经是难得了。由此可以判断,在新加坡搞中文出版业者,要么是有个家族印刷厂顺带着搞出版,要么就是不指望赚钱养家的半退休文化人,要么就是文化理想主义者,或者以英文书来养中文书。“要破产搞出版”已经成为行业魔咒。

  新加坡各种要素成本高企,也对出版和图书销售业雪上加霜。出版社推出的书,如果自己养辆小面包车和人员送货,一本10元的书卖出后可以收回6-7元,但那个高昂的养车成本、停车费和员工薪水,使得几十本卖得不错的书也许可以支撑这么一个基本的送货成本。有些理想主义者的出版社就将这种发行工作委托给一些机构,那还要额外让出相当于零售价1.5-2成收入,最后所剩,再考虑上面那个畅销书200本的指标,出版社生存的条件在哪里,就变得很渺茫了。所以,指望出书赚钱,对大多数作者来说也是个不太现实的选择。编写学生补习资料如果算出书的话,可作例外。

   在中国和台湾,出版业好歹还是个可以赖以养家的事业,而在新加坡,对多数出版人来说,指望出版业养家都是异常辛苦的,虽然这个行业里遍布了高级知识分子阶层。

 

三、伟大的中文书店

 

     新加坡最大的书店连锁是大众书局。但如果进去走一下会发现,这里文具、电脑配件、学生练习册占据了很大比例的空间,这成了书店生存的主要经济支柱。而新加坡中青年一代以阅读英文为主,反映了搞纯粹的中文书店的不现实性。按照大众书局老板的话说:“没有铜臭就难有书香”,道出这个行业的无奈。

    但就是这样的不现实性下,还是有几家书店在艰困中求存挣扎。他们维持着新加坡华文传承的血脉,过着极不现实的生活。

    新加坡中文书店比较集中在市中心一座叫百胜楼的大厦里。原本叫书城,后来这些很辛苦的经营者图个吉列,将书城(书读音同输,所以新加坡没有送书的传统,作书的巨大负担也使得送书变得不现实)改名百胜楼,画饼充饥一下。

    新加坡中文书店有个历史悠久的上海书局,后来老板的另一个兄弟单独开办青年书局。上海书局已经于几年前结业。青年书局的东家在其它生意上发了财,所以得以靠补贴书店维持生存下来,现在门店也已经关闭,前几年还投入大笔钱搞过一个阳春白雪的出版项目,是又一次理想主义的尝试。有钱人如果愿意投入在文化事业上,还是可以潇洒一下的,但没有阅读群体的支持,也就只能潇洒一下子而已,正所谓过把瘾就死

    另一家今古书画店,就显得很悲壮了。创办人饶先生去世后将书店留给做电气工程师的儿子饶士基,还留下了华文传承的遗志,这在很多此类华人家庭里都会成为一种家庭价值基因。在这个商业中心黄金地块上的书店,如果把那个房间租出去,每个月有几千新元的收入,对一个工程师家庭来说可以过不错的生活,但工程师儿子没让先辈失望,请位退休的陈先生帮忙打理书店,时不时还要用自己不宽裕的收入补贴书店一下。如果有朝一日真维持不下去,这位工程师儿子也算是尽力了。在新加坡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社会里,能够清高到放弃手边的租金收入而坚持文化传承的事业,他的人格高度已经向先祖和华人族群昭示。非常无奈而可以理解的结局是:该书店也于近期不再接待读者,只是逐渐处理存书。(今古有不少1950-1980年代的旧书,对于有兴趣收藏旧书的读者,实际上是可以发掘的资源)


    今古书店旁边就是友谊书局。这是一家以中国大陆图书为主的书店,创办人是宋兆裕先生。早年中国图书出口就靠那两家国企, 宋老先生曾欠中国国有图书进出口公司几十万新元的债务。要是按照一般商业游戏规则,他可以申请破产赖掉这些欠国企的债务,而且中国政府当时大力支持文化输出,也承担得起这点损失。但宋先生维护自己的信誉,一家辛苦数年将所欠债务还清。体现了人格的力量。宋老先生不仅是个可敬的长者,更是我的忘年挚友,过去十多年来,我去马来西亚的很多演讲活动,他在旅费等方面给予诸多支持。如果说 我来新加坡20年中,有那位朋友会让我时不时惦记和感念,宋老先生及夫人当在其中,这个不可能发大财的书店老板的形象超越任何新加坡大老板。我也将他的名字列入到我即将出版的珠算线装书里,以作为永久的纪念。

新加坡中文图书业现状及我进入出版业缘起

    上面提到家庭价值基因,在宋先生家里也是充分体现。宋太太是护理出身,美丽、优雅而亲和力强。如果在医院做到退休,会有不错的收入积累。但她为支持宋老先生的书店生意而辞职,常年在马来西亚陪宋先生搞巡回书展。宋老先生的儿子志忠和我同龄,新加坡国立大学高才生。当年能考上国大,资质是相当高的。宋老先生的女儿是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兄妹俩都非常优秀。如果不是受父亲的劝导加入到书店生意中来,他俩完全可以在职场上赚得丰厚的收入。但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个肯定不会发财的图书生意上来。辛苦而收入少。但是他们一家完全没有因收入不满意而遗憾或后悔。在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刻,民族文化传承的情怀就成了他们人生价值观的主导力量。

   志忠选书和别人不同。一般书店是根据中国供应商的书单下单,而志忠则会亲自跑到北京等地参加书展,以他的知识背景来亲自查看书的内容和素质。这无形中增加了书店的运营成本。

   新加坡微薄的华文空气中,有这些人的贡献,读中文书的人越少,他们就越有存在价值。他们保留了一份中华文化传承的气息,微弱而弥足珍贵。

   新加坡是个重商主义社会,5C被列入成功的标志,这些书店老板们多数无法拥有1c,但他们的人生价值却更上层次和不可替代。财富在一个社会有时候是零和的,新加坡倒闭两家营业额上亿新元的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很快过去,如果百胜楼那些年业绩总和都不到500万新币的中文书店都倒闭,新加坡华人社会将会慢慢走向庸俗,互联网时代的碎片文化是无法让高收入国民因为有钱而自动变得高贵。

    我本人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而且又接触了非常广谱的朋友圈,在我看待社会、社交和自己定位时,自然也多了些不同的视角;要所有朋友都理解这些视角自然不现实,也不必要。但对于有意了解我的朋友,我愿自我剖析成长中的心路历程,作为深化友情的佐料。(转载请注明:该文原始出处为董玉振的博客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微信:gudongz)

 

四、我进入出版业的宿命与缘起

 

    本人出生在农村,上小学第一天,我就告诉爹娘:我长大要去北京见毛主席。读高中时,在备战高考的关键时刻,我可以在凛冽的寒风下站在曹县一中教研组旁边的报纸栏把《人民日报》上的重大新闻和社论看完,虽然我的语文考试永远不及格,作文垫底。

    我在《大字报:就华北雾霾和钢铁业悲剧问责国家发改委》一文中,谈及1995年考公务员失败而南下新加坡的经历。

    但本人从来没有动摇过改变中国的人生理想。俗话说,地球离了谁都能转,但本人坚信,中国离了我将遭受重大损失,地球离了我会慢转亿分之一秒。这种心态与我当时所处的环境状况、事业得失、金钱多少等完全没有关系,即使在我人生最低谷时,这份自信也没有人能够撼动。任何人都有权将此定义为猖狂或自不量力。

 

       1998年,我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后出站后,对回国做公务员已经越来越感到希望渺茫,人生突然象掉入了一个失重环境,无奈而焦虑。当年99日,看到有人在网上一面倒的骂毛泽东,本人决定写文反击。用一周的晚上完成了《为毛泽东辩护兼谈dxp的历史责任和本来面目》这篇8章长文。如果说公务员是用职业和权利去改变社会,我这时发现,我一样可以靠电脑键盘来影响他人的思想,更大更深远地影响社会。在当时90%的中国人动辄批评毛泽东的时候,我要扮演传教士角色,来影响和改变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认识,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当时将该文打印邮寄中央高层,希望在迎接建国50周年之际改变过去偏重改革开放成就而弱化毛泽东时代贡献的错误做法。很显然,中央后来的基调沿着我期待的方向调整。199999日,该文上网,瞬间引爆网络。被公认为是至今转载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篇网文,对国内学术界和民间造成持久的影响。有兴趣做学术史研究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在19999月之前,中国是否有一篇如此广角的文章来重新认识毛泽东时代,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至今国内不少大学教授在电视上侃侃而谈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时还在成段背诵我这篇文章的内容。可以说,该文扭转了亿万中国人的思想,开启了中国学术界的思路,大量正面总结毛泽东时代成就的书从2000年开始逐渐出现。

       2002年,我在新加坡特许半导体公司的工作越来越提不起情绪,当我发现,半导体行业离了我还真的不会有丝毫影响。当年有两个朋友偶尔看到上文的打印件,都极力鼓动出版。多位北美的网友自该文上网后一直持续两年不断联系我,鼓励我出书,理由是:西方学术界在国际联机检索图书资料时,太多歪曲反对毛泽东的书可以搜到,而我的文章成为书,才能多少起到平衡参考的学术作用。随20026月至9月,将该文扩充成一本30万字的著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当时我坚信该书的重大学术和社会价值,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找出版社出版。但遗憾的是,港台和美国的中文出版社都一口回绝,香港一个出版社编辑告诉我:董先生,一本正面写毛泽东的书不会有人出版。

    在研究毛泽东过程中,毛泽东对《金瓶梅》的高度评价引起我的好奇,因为我对该书完全没有好感。在联系出版《巨人》的过程中,我抽空研究了《金瓶梅》,越来越投入,尤其是对国内主流学术界关于哪个是正宗版本的研究结论持完全怀疑。在深入研究几大版本后,我终于找到强有力证据,证明崇祯版才是正宗原本的结论。这让我惊喜非常。接下来苦闷的是,对一个学者,如何将自己的成果发表是很重要的。我坚信自己的研究成果一定会在金学研究史上被最终认可,但国内杂志会接受我这个无名工程师的投稿?审稿人会否把我的东西压下?最终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找出版商合作出版一本符合我的研究成果的《金瓶梅》,将我的成果写入前言。反正我不靠这个评职称,不追求眼前认可。我要的是金学史上的认可。所以,当时打定主意制作一套最完整的金瓶梅,和出版社合作出版,我赚取版税。

    再次让我失望的是,所有联系过的出版社都拒绝出版,理由是:市面上的《金瓶梅》版本太多了。是啊,我要是文学泰斗,出版社也许会有信心,可谁会信一个工学博士的文学编辑作品和研究成果?

    但未来岁月里,研究金瓶梅的人都不会忽略一位旅居新加坡学者主编出版的《金瓶梅》,这是中港台之外地区唯一的版本,也是《金瓶梅》出版历史上第一次采用双版本模式,也是第一本简体完整版。上面的出版年份(2003年)和前言留下了自己的学术发现,连同上面那本没有出版社接受的《巨人》,给我的前面架了一座独木桥——别人不给出版,自己成立出版社来出版。我对自己的著作价值有充分信心,在这个理想目标下,在当时还单身的情况下,金钱上的损失已经不再是个值得忧虑的问题。

       200211月初,虽然自己对出版业一窍不通,也没有朋友从事这个行业来给予指点,但在一些老一代人士的鼓励下,我复建了历史上著名的南洋出版社,200212月离开半导体行业,2003年推出了上述两本书,并将半导体行业工作积累的存款最终烧得精光。

     以上两本书以高层的重视、媒体的广泛报道和采访、接连不断的演讲邀约,以及《金瓶梅》最近两年的疯狂盗版而展示了这两本书的成功和价值。当然,指望收回早期经济上的损失就永远不要指望了。半导体行业收入不错,如果不搞出版社,也许我可以按揭两套公寓,并在过去几年的房地产腾飞中赚取丰厚汇报,但经济损失换得了我早期改造世界的少年梦想以一个次理想的方式部分变成现实。看到今日尊崇毛泽东已经成为社会主流,我可以笑对苍天和先辈。随着金学的崛起,新加坡出版过的这唯一的一套《金瓶梅》也必然进入读者的法眼,这也是为什么我为这本劳民伤财的书持续投入那么大心血来进行完善。

    当然,出版业难以养家,但最初几年到处的演讲邀约(主要是围绕毛泽东时代的演讲),也使得我很难找份全职工作去赚取收入,在停止组织活动多年后,我为共产党交了一笔远超越我能力的党费。在成就了自己理想的目标达成后,在兼顾兴趣和理想情况下,需要转换跑道,寻找其它方面的人生价值,并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同时也更好地发挥我的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期间曾兼职从事些其它业务,2011年出版了自己的企业管理学专著《如何分析直销公司》。2011年加入城市规划之战略定位和产业研究领域,这是个综合性很强的领域,能发挥我的跨学科优势、研究能力和早期为公务员准备的知识结构。出版业只能作为个人兴趣兼顾学术理想来维持了。

    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准备和巨大投入,我家祖先传下来的一本珠算书,经过精细的页面净化修补,和我的注释,2016年中终于出版。这本注定赔钱的书本来应该由政府来资助,但我苦于无处寻找这笔资金而只好从自己并不鼓的腰包中拿出资金出版。感谢我的太太的理解,在我人到中年时,还允许我为一份文化情怀与理想而牺牲家庭财政。

 

五、电商时代的盗版泛滥与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的目标相背

 

   在淘宝遍布的盗版书籍开始借助于跨境电商物流而侵袭海外。我出版的书的主要读者群在中国内地,但很遗憾,国家的图书销售制度并没有给我提供合法的机会。这给国内盗版书创造了条件。过去,盗版商在国内的街边小店销售,我在海外市场多少有点销量,即使赚不回当初的巨大投资,至少有点希望。但跨境电商(尤其是淘宝)的推动,正在催毁海外气息微弱的中文出版业。

     如果说出版社和书店的倒闭只是那几个老板的事,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书业同仁的苟延残喘,实际上是海外华人社会微弱的中华文化传承的气息和希望。当海外华人社会里所有出版社都只能卖菜谱和学生练习册时,海外中华文化的传承将面临重大挫败。出版业有它的地域性特点和标志性价值。当人们看到一个华人社会里时不时有本中文新书出现,对关注文化传承的华人是个安慰和希望。这是中港台出版业所难以取代的。

   我从事出版业15年来,我靠其它收入来补贴出版社,也目睹了三家较大的书店关门歇业。但是,国内严厉打击海外出版物在中国民间的私自销售(哪怕不涉及中国政治,这实际上是给海外中文出版业的输血方式),但却对盗版商不进行严厉的打击,海外出版业和中文图书业的全面沦陷,必将导致让所有人后悔的结局。图书行业从业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上最穷的,绝对不是社会的福音。

新加坡各种成本高昂,我的南洋出版社只是个缩影,现在的局面是:我来投入巨大心血去制作好的作品,然后让盗版商去发财,我自己则眼睁睁地血本无归。在国内私下卖我书的书店搞不好还被罚,而盗版商则在淘宝上继续泛滥。固然,我可以用佛家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来自我安慰,但这对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承没有半点的用处。

     

六,寄语与希望

 

     中国政府这几年投入巨资建孔子学院,对推动海外文化传播自然有他的价值。但是,中国政府应该明白,只有发动当地社会的“自我造血”功能,才是文化传播的最有效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一方面严厉打击网上盗版活动。同时为海外中文出版物中的非政治类书籍敞开一条门缝。

   当然,新加坡和海外中华文化的传承,是每一个海外华人的责任。面对那些经营困难、勉强维持的那些书店老板们,其他人难道不该做些什么吗?当您到新加坡市中心购物逛街时,可否用买名牌衣服的剩余零钱去附近的百胜楼随便买几本书去支持一下他们。当代人不读书是普遍的,但妆点一下书架还是不错的。在新加坡高质量的住宅中,各种高档家具都不愁买主,但即使是我曾造访的一大学教授的独立式洋楼里,也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书架。而我硕士和博士导师那拥挤的住宅单元里,却有一两个墙壁从地板到天花板的大书架。

    对于住宅宽敞的新加坡人,拥有一个精彩的书橱,是否可以5c之外的另一个标志?如果是这样,至少可以让那些书店老板有个体面的家庭生活保证,为更多人投入到文化事业创作良好的社会环境。

   当然,沙漠中也会有绿洲。新加坡一些社团或政府会有基金会对某一类书的出版给予部分支持(我的书都不属于这类范畴而只好自己掏腰包)。新加坡成功人士中也有些人有意识地以各种方式帮助文化界人士或作者,虽然这类成功人士的群体还不是足够大。我接触过一些这类人,总的印象是,他们多数身上没有铜臭气,虽然文化程度未必高,但眼界和气度都不同凡响。他们很清楚,没有这些文化人看似单薄的个体努力,是积累不出一个文明社会的。可以想象,如果新加坡华人社会再没有人写文、咏诗、立说,那这将是个多么无聊的人类生活空间。

 

举例:

    一位黄先生曾做过联合国的译员,中文功底扎实,喜欢写作,曾出版过几本诗集。我曾好奇他是如何把诗集卖出去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非著名作者的诗集基本没人买的,一个读者能把一本诗集打开读一页,那已经属于很有文学修养的了。但黄先生每本诗集都印2000本,而且都能卖完。秘密是从他的企业家朋友林锦仁先生那里逐渐揭开。这位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林先生,气度非凡,喜欢唱毛泽东诗词改编的歌曲。我们认识是在2003年的中秋节,当晚我和一个朋友吃完饭已经8点,林先生让另一位当晚将我的书介绍给他的那位女孩联系我,非要让我去他家,说当晚家里友人多,想介绍我和他们都认识。这位60多岁的老人家甚至表示将开车来接我。盛情难却之下,搭出租车前往,一见如故。

   从和林先生及黄先生接触中才发现黄先生的书为何卖的这么好。黄先生交际广,当他的诗集出版时,类似林先生这样的朋友都会约黄先生吃饭,顺便买一批诗集。这些诗集会被林先生赠送给友人,或者是在林先生大宅的家庭聚会上请黄先生当场签名送给宾客。当一个成功的商人以结交文化人为体面,那肯定是商业社会升华的标志。

   我本人也曾得到过一些商界朋友的支持。香港石油行业一位钟老板,曾来新加坡出差之机和我聚过几次,曾多批次订购我的《巨人的背影》赠送给香港文化界和商界领袖。也不奇怪,只要您了解到他还是中国民间保钓运动和民间对日索赔基金会的幕后金主,就对他支持文化人的行为一点都不意外了。

 

    中国内地似乎也逐渐有了这种意识。随着普遍教育层次提高,有写作能力但没市场的作者会越来越多,社会应逐渐培养对出版和图书事业的支持意识。2012年底受深圳一位老板黄董的邀请去广西大明山、南宁、防城港等地考察项目,同行的有位业余诗人。从黄先生口中得知,这位诗人的诗集出版时,他曾帮忙买下200本。这是作者自费出版著作所需要的支持;虽然黄先生半开玩笑地暗示,他对诗作的水平谈不上欣赏。

 

    过去一千多年中华民族得益于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社会最有权势、财富和影响力的正是社会最有文化的一批人。今日的中国和海外华人社会,话语权正日益被资本所绑架,如果没有刻意引导来平衡这种糟糕的状况,一千年后的中国和海外华人社会,是否还能有现在的道德和精神高度,将是令人悲观的。中东石油财富下的畸形社会和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弊端未必不会成为炎黄子孙一千年后社会形态的预演。

 

后记

 

    这篇一年前写的文章从电脑里重新复活。首先声明,并不是本人个体向公众诉苦,我在几年前开始兼职从事些其它业务和2011年后再返职场,我最辛苦的时期已经渡过。我的书虽然机会成本很高,财务损失很大,但已走过来了。只是我有缘深入这个领域,就必须有所承担和呼吁,以唤醒社会对这个领域从业人员和低收入作者创作环境的关注。唤醒民众,任何时代都是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转载请注明:该文原始出处为董玉振的博客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微信:gudon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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