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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背影》附录《随想:重建中华文化的自信》

(2012-07-21 12: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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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

巨人的背影

董玉振

龙舟

赛艇

最近有朋友从欧洲旅行回来,又感叹欧洲建筑和俄罗斯冬宫的壮丽,大有对自己民族的建筑有自惭形秽之感。笔者突然想起早期写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时,随意写的一篇文章作为该书的附录。这篇文章回答剖析了这类问题的思想根源性。

联想到我国某高级领袖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但回答“你平时读些什么书”时,该领导列了一长串外国作者名,但无一中国著作。呜呼,悲哉。

该文的价值尤其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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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随想:重建中华文化的自信

笔者按:在笔者关注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变迁和否定毛泽东的现象时,总有个“中国人的心态”问题,或者说一种文化现象总在头脑盘旋。关注毛泽东的过去和当今,实际上已远远超越政治意识形态范畴,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对文化和中华文明走向的思考。尤其是毛泽东在中国人经一百多年惨败后信心无存的时代横空出世,再现唐汉的威势,从极弱一举托至强势,更能为当今和未来的中国人提供思考的坐标。毛泽东的研究不能没有文化的探索,围绕毛泽东的一生构成了缤纷的文化景观。由于他的出现,将中国文化多方面、多层域的展显出来,而且线条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鲜明。遗憾的是,更深层次的文化探讨确是本人的弱项,本书的部分章节如第六章等只是作浅显地思考。

本附录的内容是自己在观察毛泽东现象时的随想,谈不上深入和成熟,只望能抛砖引玉。原本准备作为该书的第十四章,但因它的不成熟性而只好列入附录,同时也可避免把本书的主题拉得太远。

 (该随想文章,是拙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中的附录文章。自董玉振博客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对于大多数否定或不公正批评毛泽东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其它的政治目的,而是由于受舆论导向,学术界和政界对毛泽东时代认识的偏差,或个人和亲友在毛泽东时代的痛苦记忆,以及个人的知识局限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足等,导致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时代抱持否定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来说,除此以外,是否还有其它的要素在发挥作用呢?

在海外生活多年,对海外生活的中国人、海外华人,以及外国人的生活形态,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对中国自身的认识,也得以置身“庐山之外”,以识其真面目。当思考一个志士仁人百年深思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似乎撞到了笔者的某根神经,由此导致对该章内容的遐想(您有权理解为“瞎想)。

尤其是最近几年,一些中国人以否定中国的英雄为乐(如认为雷锋过时了,拿董存瑞开侮辱性的玩笑),将否定体现民族精神的文化遗产视之为“科学”和“客观”(如南方某文学刊物上的新编《沙家浜》将阿庆嫂描写成荡妇,嗨,中国文人的人格实在有必要做个清洗),这种心态上的疾病,在否定毛泽东的时候,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使得笔者没法回避这一涉及未来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心态走向的大课题。很显然,这既影响到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心态,也远远超越之。

毛泽东身上那强健的人格力量和国际事物中的强烈自信,尤其为后世树立了参考坐标。

 (该随想文章,是拙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中的附录文章。自董玉振博客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一、从拿破伦和毛泽东的身后谈起

拿破伦的东征西讨,将法国在欧洲的地位抬高到空前的地步。也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但他的赫赫战功掩盖不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他带领法国人民的对外征讨,牺牲了大量法国青年的生命,折损了法国的财力,但最后又回到了原点。他没能替法国扩充版图,甚至失去了部分原来的领土;是他以8000万法郎将路易斯安娜州卖给美国。他带给法国更多的是牺牲,最后甚至让反法联军直捣巴黎。但是,法国人民没有埋怨他,相反,所有的法国人都将拿破伦视为法兰西民族的骄傲。法国人民显然没有忘记拿破伦为自己民族曾经带来的那份荣耀。

那么毛泽东呢?

从“革命”舞台的规模(拿破伦的战场分布虽南至埃及,东至莫斯科,但面积和中国加朝鲜半岛和越南的版图差不多),一生领导战役的次数,对“一盘散沙”的中国进行内部整合,对外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无论是看过程,还是结果,毛泽东没有任何一个方面逊色于拿破伦。拿破伦的一生最光彩照人的是他的军事成就,但他除了经常性地直接带兵打仗(毛泽东更喜欢运筹帷幄),并没有象毛泽东那样开创新的战术和军事理论,并为世界各国所广泛学习。在文采、理论建树等“文”的方面,拿破伦与毛泽东相比,更没有什么值得特别一提的了。

但是,与拿破伦相比,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是否太低了呢?尤其当考虑到还有那么多中国人在歇斯底里地咒骂毛时,您不能不产生一个疑问:中国和法国人民对自己英雄的不同态度,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尤其是外国高层领袖和学者在不断给予毛泽东极高评价的情况下,一些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态度就更显得有些怪诞了。

其实,如果留意一下当今中国人的一些价值观念,或者说的不好听点,看一下当今中国人的嘴脸,对上述问题就不会太奇怪了。

 (该随想文章,是拙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中的附录文章。自董玉振博客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长期以来,中国人似乎养成了一种习惯:谈军事必谈拿破仑、巴顿,甚至包括彭德怀的手下败将麦克阿瑟也能被常挂在嘴上;谈政治家当然少不了丘吉尔、华盛顿、戴高乐;谈文学更是罗列一长串从托尔斯泰、大仲马到马克·吐温的西洋作家,已证明自己的文学修养(可悲的是,不少中国的大学生没有通读过四大名著,还有不少中文系毕业生至今认为《金瓶梅》是淫书)。就连那些对洋酒没有任何嗜好的人,也会得意地提到:“昨天摔了两瓶XO”。更荒唐的是,一些财富新贵在家里或办公室里,不忘摆上一些古巴雪茄,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成就和情趣。有些中国人分明可以用流利的中文进行表达,但他非穿插一些英文不可。在外企工作或喝过几天洋墨水的中国人,更随时准备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在清华读博士时,曾请一位从美国回京探家的年轻学者作个讲座,谈谈他的课题;该仁兄在短暂的讲座中,每隔几句话就肯定以拉长的音调说:“在美……国…”。笔者能记住,概因该仁兄的这句话实在倒了胃口。

笔者的一位好友,是位美丽而高雅的中国姑娘,她的公司里多为欧、美、澳白人,她能很自然地和他们拥抱和亲面颊,可当笔者面对这位很久不见的美丽老友,开玩笑道:“可否拥抱一下?”她痛快地拒绝了,理由是:“你是中国人,没这个习惯。”笔者并不意外,因在国内曾就这类话题和朋友争论过。其中的问题是:西方人来到东方,并不考虑入乡随俗;他们知道东方女性的矜持,却还是在东方社会里行西方的礼仪,而东方女性则可以接受而无怪罪之意,但面对同为男人的中国好友,却不好意思起来。如果中国人到欧美去,可否带着自己的习惯而不会受到非议?比如问一下对方的年龄,或夸赞一下对方胖了(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夸谁胖了是一种礼貌,证明对方过得不错;相反,如果说“你瘦了”,那分明是在说你过得不怎么如意。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对“瘦”情有独钟,甚至已经很瘦的女孩也反对别人说她胖了,真是病态的审美心理。而只有西风东渐之后,中国人才历史上第一次对自己的年龄讳莫如深)?我们从不会嘲笑来到东方的欧美人不会用筷子,但对海外生活的同胞使用刀叉的笨拙却感到难为情。

提及这些,概因这涉及到毛后时代,中国人的不健康心态:当国门打开,西风东进之时,一些中国人在内心深处产生了文化自卑心理。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除了盲目崇洋,就是文化自卑和自虐,间或狂妄,因此也不可能对自身给予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在没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平台基础上,对毛泽东这样的影响深远的民族英雄进行肆意的攻击,也就见怪不怪了,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所有精彩内容,均缺乏基本的欣赏能力和兴趣。但对西方的一切,至少给予理解,甚至接受。联想到最近几年,中国一些人对“学习雷锋”提出质疑,拿董存瑞等开下流玩笑。一些中国人在否定自己的美好内涵方面,已达到颓废和堕落的境地。

今天的中国人在对自己的任何肯定之前,都会习惯于看一下外国人的看法。外国人的只言片语的赞扬也一定令中国人深受鼓舞,就象学生期待老师的表扬一样。有记者提到“美国西点军校也学雷锋”(实际上没这回事),令中国人立即激动不已(美国人学习与否都不影响我们对雷锋精神的颂扬);一篇有关某中医课题的研究报道,也不忘提到:该成果受到美国专家的高度评价(一个不熟练应用中文的人居然能成为中医权威,听起来真有点荒唐。中医这种国粹也需要美国肯定,病态的离谱)。中国人已经到了非指望别人的肯定才能相信自己的地步。笔者在写该书的时候,不得不大量使用外国人的观点,因为如果不这样,要说服那些自卑而又粗鲁的同胞,还真得很难。

再看看法国人对自己历史和文化的自豪,就不难理解法国人对拿破伦的推崇。正是对自身文化的信心和由此带来的健康审美心态,使得法国学者成为海外研究毛泽东最早,对毛泽东最推崇的海外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懂得欣赏伟大。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谈到:中国人自傲,自卑,就是没有自尊。也许柏杨的话不够全面或过分刻薄,但在今日的中国人当中,犯有这类疾病的人不在个别。不论才子佳人,高官显贵,还是商贾学者,概不能免俗。这实际上也是中国教育失败的一个证明。

 (该随想文章,是拙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中的附录文章。自董玉振博客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二、从赛艇和龙舟看中国人的文化心态

1999年,每年一度的“北大清华赛艇对抗赛”拉开首次比赛的帷幕。可以想象,两校领导和学生会主席莅临比赛现场,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不外乎什么“赛艇比赛体现团队精神”、“增进两校友谊”等,笔者对此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这是两个学校之间的一场体育比赛而已。再怎么比赛,两校的学生还是照旧互相贬低对方,抬高自己。

虽然两校领导都不好意思讲明,但谁都清楚,这是“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和“哈佛耶鲁赛艇对抗赛”的中国翻版。虽然缺乏创意,但“向先进看齐”的做法肯定不应该受到批评或嘲笑。

当然,比赛之后中国的各大媒体和两校校报,对这场比赛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报道。尤其是令这一比赛的发起人(当然是两校学生会)感到得意的是这样的文字:“北大清华赛艇对抗赛、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以及哈佛耶鲁赛艇对抗赛,成为世界三大赛艇对抗赛”。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至少有一项已经进入世界级。至于这“三大”是谁封的,当然是两校的才子们自己。世界高校的赛艇比赛肯定不会只这几所。如果是一些三流学校,而不是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率先举行这类比赛,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当然没兴趣跟进,“体现团队精神”只好找别的方式去体现了。

面对中国高校等各方面缺少创意的刻板和教条,笔者早就习以为常,不以为怪,这种现象在中国各行各业几乎都能找到。笔者也不认为有什么需要特别评判的,直到下列事件的发生,“北大清华赛艇对抗赛”背后所隐藏的严重问题,才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思考:

 

地点:新加坡,这是个人口四百多万,华人占总人口77%的南洋小国。

时间:2001年端午节下午

事件:在滨海湾举行端午节庆祝活动,展出有关端午节的故事,包括介绍屈原这位爱国诗人的生平以及爱国情操。另一项展览是,图文并茂地介绍世界各国赛龙舟的情况,其中不少还是欧洲国家。这次活动正进入最后的压轴节目——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一年一度的龙舟对抗赛的首届比赛在此举行,争夺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赞助的“总理挑战杯”。吴作栋总理也暂时卸下政务,到滨海湾观赏龙舟赛,并主持敲锣开赛仪式。比赛结果,南大龙舟队技高一筹,从总理手中捧走奖杯。

至于吴作栋总理为什么赞助这两所高校的龙舟赛,他在赛后的茶话会上提到:他希望借此在两所大学之间树立一个良性竞争的优良传统,就像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年一度的赛艇比赛一样,发扬健康的竞赛精神。他是从这两所世界级名校的这项传统竞赛中获得启示而发起的。从他写给2000年新加坡国际龙舟赛特刊献词中能更准确地把握他的动机,他提到:划龙舟强调的是团队精神,这种精神对一个国家的成功非常重要。他也提到和端午节有关的传说,并赞扬诗人屈原的伟大爱国主义及为国牺牲的精神(题外话:中国教委的那帮白痴已将岳飞从民族英雄的名单中剔除,相对而言,屈原爱的是位于湖南、湖北的楚国,更应该被剔除;否则他们不担心山东人和陕西人造反?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大国的中央政府里总有一些彻头彻尾、不值一辩的白痴。可不理他们又不行,如果任由他们这样折腾,中国的整个文化价值体系都将面临危机,至少“炎黄子孙”是不能再用了,否则中国的维吾尔族、朝鲜族和俄罗斯族同胞有理由造反。而秦桧则因统一国家有功而成了英雄?。考虑到共产党的目标是全人类实现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那么今日的卖国分子将成人类的功臣?!中国少数民族曾为中国文明史作出了辉煌的贡献,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历史形成的汉文化和中原政治历史的主体地位而感到不自在。就连康熙皇帝都极为尊重岳飞。而中国教委则以小人之心揣度中国的少数民族,实在悲哀的离谱)。他也对新加坡龙舟协会积极推动龙舟赛,及在保留中华文化传统上扮演的角色表示赞赏。

新加坡华人和世界其它地区的海外华人一样,在当地土族文化的环境下保持着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很显然,由于新加坡曾是英国殖民地,而新加坡不少社会精英曾在英国读书,对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应该比清华和北大的学子们知道得更早,但是他们选择老祖宗的“龙舟赛”,而不是照抄牛津剑桥的赛艇赛。固然,这没能让他们获得进入“世界四大赛艇赛”行列的自慰,但他们更好地尊重和表现了自我。

从比赛规则和比赛技巧等方面来看,龙舟和赛艇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他们的文化内涵则有天壤之别。赛艇仅仅是一种体育运动,谈不上任何的文化色彩;但龙舟则轻而易举地带领人们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隧道,与中国厚重的文化和价值核心联系起来。这是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最大的魅力之所在,也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泛指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当然包括还没丢掉中国文化传统的海外华人)的文化标签。

在“清华北大赛艇对抗赛”的背后,是当今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不健康的文化心态。

在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方面,大学,尤其是年轻一代学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在中国高校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忽略掉自己民族的精彩内涵,未免太可悲了。“北大清华赛艇对抗赛”激起的浪花,掩盖不了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人对自身文化内涵的漠视,和对并不优秀的外来文化的轻易接受;这里面包含着盲目的崇洋,和无知带来的文化自卑。是那位中文并不流利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而不是北大和清华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在强调着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正如苏州人自豪于“东方威尼斯”的称号、海南人得意于“东方夏威夷”的美誉、东方人自称亚太为远东等,都是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同时,堕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陷阱。

清华、北大无疑是中国最杰出的大学,自然也是笔者少时的梦想。在山东曹县一中读书时,更以多次高考模拟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而成为当年最有希望考进清华的,但在关键时刻苍天安排的一场疾病,使笔者没能进入清华园,只得“上妓院”(上海机械学院的荒唐简称)。笔者在这里学习格外从容,得以“不务正业”,对学院图书馆的非本专业类书籍进行了四年的尽情“扫荡”。当在大街上、火车上不时听到“我是交大的”、“复旦的”,笔者实在不好意思报出自己母校那奇怪的校名。可看到这些天子骄子过早地摆出一副文人骚客的姿态时,笔者才算找到了自信。当21岁大学毕业时,带着广博的知识而傲视同龄,当需要“骚”一下的时候,在多个领域没人敢轻易视在下为外行,更具备了同龄人不可多得的宏观视野。当然,也为本书全面重新评价新中国历史和把握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脉搏作了最初的、全方位的知识铺垫。同样也为后来避免中国年轻一代精神的全盘西化,注射了“疫苗”。

 (该随想文章,是拙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中的附录文章。自董玉振博客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不了解自己,就不可能懂得欣赏别人的长处。只有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化深度,才能不去嘲笑别人的粗糙文明,同样不会因为看到别人的灿烂而立即自卑起来,因为您已经具备了健康的文化自信。

考虑到人类的本能弱点,文明的糟粕有时比文明的精彩成果更容易被人接受,因为文明成果的亮点,难免有对人类行为的规范和个人欲望的遏制,这是建立有序社会的必然要求。相对来说,文化糟粕中不少是对人类自私和丑恶本性的放纵,以及对社会秩序的怀疑和挑战,如个人主义和性开放。中国过去十多年“国际接轨”中出现的问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清华、北大作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在民族文化传承和发扬方面,理应发挥方向性的作用。尤其在这两所学校均随时准备“傲视群伦”的时候,总不能老拿“国学四大导师”和“五四运动”来炫耀,那毕竟已是明日黄花。

清华大学最近要开多门用英文授课的专业课,可看作是冲击世界一流的大胆尝试。理论根据不外乎国际学术交流的方便。但更多的疑问随之出现:

今日英文的国际地位,是由于世界经济和科学中心先后轮到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文国家的缘故。后来虽然有苏联在科学上的成就,但封闭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了以俄罗斯为主体的苏联,不可能具备向英语世界挑战的可能;而日本和德国就更没能力了。在世界主要语言体系中,随着中国和东亚的崛起,中文是唯一具备向英语世界提出挑战的语种,而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作为世界文化圈的一极,也最有可能成为世界主流文化的最重要部分。毕竟,在历史和文化的延续、民族凝聚力、国家的规模、发展的潜力、历史和当今国际影响力、海外华人的全球分布广度和数量,等,中国具有世界独一无二的优势。在人类未来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建设方面,我们有资格去作领头雁!

当然,要达到这一步,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是必需的。中国人对英文的态度趋向和对中文推广的执着程度,就变得非常关键。在这方面,中国的大学、科学院所和教育部门肩负义不容辞的责任。尤其在各类中英词汇翻译的标准化方面,不至于再闹出象将电子邮件翻译成“伊妹儿”那样的荒唐笑话。由于中文字自身的丰富内涵和组词特点,也不可能出现象朝鲜语和日语那样的音译尴尬。如果中国大学的科目多用英文授课,中文在学术领域的崛起将是不可能的;而中文的学术刊物也不可能成为国际性刊物。如果中文不能进入学术语言层面,将只能是语言的配角。

最近,马来西亚华社正在和马国政府教育部发生激烈争吵。马教育部要求所有的华文学校的数理科目必须用英文授课;而华社则坚持使用中文教学,以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

实在有点悲哀,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中国文化的传承看来只能依靠海外华人了,中国纳税人钜资支持的清华大学似乎更原意使用英文。

至于中国学校如何更好地教授英文,则是另一个课题。固然,中国的年轻一代学人必须学好英文,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必须搞清中英文语言的不同角色,和复兴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以笔者的经验,不论中国人的英文水平有多高,思考语言还是中文。虽然有些中国人坚持读英文小说以锻炼英文,但要在只有几百年稳定历史的拼音文字的作品中,得到象中国古典名著那样的文学享受,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马克·吐温,都不可能象笑笑生和曹雪芹那样,将简单的文字堆积出一座座精彩处处、玩之不尽的绚丽迷宫,这是只有几百年稳定历史的拼音文字所无法实现的。

为了提高中国学人的英文水平,是否可以考虑如下建议:任何一门课都设定一定的外文资料阅读量,至少掌握各门课的英文专业词汇。至于用英文讲说,就凭中国人的薄脸皮,只有少数学生可利用这样的授课机会来锻炼自己的英文。看一下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的那份沉默,就明白了。

可悲的是,当中国大学毕业生对自己的外文水平得意非常,为读过大仲马、托尔斯泰等的作品而自以为学识广博,或不时来上一句“To be or not to be is a problem”来证明自己对莎翁的认识时,90%的中国大学生(包括中文系学生)却没有通读过“四大文学名著”,更别提“四书”“五经”了。作为一名中国读书人,他们知识结构的残废和心态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北大作为中国人文科学的座首,除了“五四运动”,后来的几次“公车上书”,还有那“北大一动,……,世界都动”的可笑逻辑,国人已很少知道北大在过去十多年,在人文领域到底为国人创造了多少精神食粮。笔者在清华读书时,也常慕名而来燕园(从深圳回来后想考北大经济系的博士生,未能如愿),在和几位经济系的同学闲聊后再也不想浪费时间,他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实在有限和片面的可以。北大中文系是中国中文系的老大,他们肯定出过不少前无古人的研究著述,但能让广大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却少之又少。近几十年来最好的历史小说当数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其对清朝中国社会的研究之深,对清初京城市井生活的了解之细,实为难得;并用非常地道的语言将清朝的社会风貌展现在读者面前。但北大中文系身在京城,丰富的典籍近在咫尺,校园里还有不少圆明园遗物的游灵,他们却拿不出一部象样的作品。在当今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中,北大中文系毕业生在数量和作品质量上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就让该系的师生们去清点吧,看他们如何清点出和中国中文系老大地位相称的战果。

当然,北大的才子们可能对此不屑一顾,他们的人生定位应该是去创造伟大的思想,而非满足市井小民的“低级情趣”。但到目前来看,人们还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因为,在北大的知名学者中,纯粹靠学术造诣而名满天下的中青年学者,似乎还没有入校。象季羡林、冯友兰及“清华四大国学导师”那样的大师,不知是否还会在北大新一代中出现。当然,“百年树人”吗,这才过了几年,但象钱钟书横扫清华图书馆的精神,北大、清华的新一代学子中又有几人拥有?北大的学子们没机会“振臂一呼”的时候,不知他们何时能够找到“一鸣惊人”的其它手段。

中国政府在“希望工程”总额才几亿元的情况下,不惜血本为两所名校拨出了令人咋舌的三十六亿元的特别资助,真是有种。有钱能建造一流的大楼,但未必能建一流大学,否则,世界上一流大学未免太多了。至少新加坡的两所大学早就是超一流了,如果只考虑经费的话。看一下今日中国高校的歪风邪气就该明白,中国高校缺少的关键部分似乎不是钞票。

二月河这个退伍军人看上去确实很“土”,但他身上有一股军人的执着和朴素;相对而言,天子骄子们的身上,是否太多了一分浮躁和娇饰?

  (该随想文章,是拙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中的附录文章。自董玉振博客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清华和北大在文化传承和弘扬方面尚且如此,对他人就更不敢抱太高希望了。下面再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能更好地发现中国人当今心态的疾病。

200112月底,笔者在夜幕中欣赏了一下北京长安街两侧的新变化。在从复兴门到天安门广场的这段路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北京西单时代广场大厦和前面表扬过的国际金融大厦上,英文“HAPPY NEW YEAR!”(新年好!)的霓虹灯格外刺眼。笔者在欧美旅行时,每见到中文的招牌,都有一份欣慰,那是海外华人对祖先文化的继承和骄傲。在中华第一街,由中国人自己在中国公司的大厦上,主动写上英文新年贺词,又意味什么呢?这比昔日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文化殖民还让人难受。看来,这里的主人是决心不给中国人拜年了。如果这儿的主人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外文造诣,用这样简单的词汇也太没水平了,他们应该到南美或非洲部落中寻找几个文字才更显玄妙。如果这也是与国际接轨的话,中国人都该把头发染黄。

当今中国人对英文的奇怪态度,似乎认为非我族类都会英文,根本不理别人,如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对英文的蔑视。笔者不止一次听到一些在中国学习的外国朋友埋怨:“我特意跑到中国来学中文,可你们中国人老给我说英文,无论怎样用中文提醒他们还是没用,好象全世界都该说英文一样”。去年在北京机场巴士上遇到位德国小伙子,他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中文已有两年;听到他还算不错的中文,忙鼓励到:“你说的中文不错,这两年进步很大啊。”“不,我英文进步更大”。如同北京拆除四合院时,一些外国友人称“这是文化自杀”。看来中华文明的传扬,不是靠海外华人的努力,就是有待于外国人的提醒了。中国人自己似乎提不起兴趣来。笔者本人在新加坡生活几年,才对炎黄子孙的的生活有个较全面的了解。

当然,如果和部分上海人比起来,北京人立马发现自己对中华文化的弘扬是多么的执着。在相当一部分上海人中,从他们的消费习惯就可看出,他们对中国的“老土”是多么的不屑一顾,只要和外国粘上点边,那也一定价值猛增。上海家用电器市场上,外国进口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始终是全国最高的。对不少上海人来说,中国的电视机哪比得上日本货,可这些没有任何技术认识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日本电视机在电压波动巨大的中国电网上难免出现图像抖动,而中国国产电视机的开关电源则是针对中国国情设计,具有更好的稳定性。真是无知者无畏。和相当一部分上海人头脑中的外国崇拜情节比起来,一台家用电器实在不算什么:美国进口的桔子当然比南昌蜜桔还要甜,在海外颇受欢迎的山东和陕西苹果,哪有厚皮的澳大利亚苹果更能体现个人消费层次。上海男人的酒量在中国属于最差之列,但他们对洋酒保持奇怪的热情,甚至视之为品位(以笔者的饮酒经验,酒量太小的人根本没能力品评酒的优劣,他们完全按照书上说的或别人讲的,而不是自己的感觉来品酒,真够浪费的)。那本书《上海宝贝》中,美丽的女作者必须放上个蓝眼睛的外国“男孩”为主角,这老外的体毛怎么看都比新疆或湖南男人的体毛更能勾起她体内的动物燥动;如果放个山东大汉在她身上磨蹭,那多没品位。上海女人的涉外婚姻案例一直是全国城市中最高的。看上海建筑物上的霓虹灯标牌,英文的比中文的还多,笔者在一本杂志上见到几幅介绍上海的图片中,建筑上的中文标牌数量甚至不到四分之一。当人们翘首以待的上海磁悬浮列车开始运营时,车头上的“SHANGHAI TRANSRAPID”格外刺眼。今日的上海也许以建设国际化都会为目标,但从人们的崇洋情节可以看出,上海的方向似乎是剔除中国色彩的国际化。如果让上海作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窗口,这没什么,但如果将上海视为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旗舰和样板,那么,当中国实现现代化之时,也将是中国人文化身份定位的迷失之际。这个历史上傲视天下几千年的中央王国的公民,将成为既不是东,也不是西的文化杂种。只要设想一下:一个中国人就因为不会英文,而在自己的国家里变得生活不便,也得不到一句“新年好”的祝福,就能明白其中的悲哀。

当中国的多情男女自以为时髦地过情人节时,他们不会知道西方情人节背后的任何趣闻,那更加凄美动人的七月七牛郎织女相会的中国情人节,他们却丝毫没有兴趣。也难怪,在私欲横流的今天,中国的情人们是否真正懂得“情为何物?”

海峡两岸的政治领导人也似乎随时准备亮一下他们的英文。如果哪天美国总统能用中文发表演讲,中国人一定会为自己国家领导人的英文造诣和对外国客人的语言礼仪,大表自豪。

当然,如果我们的卖命表现能得到外国人的赞赏,至少也没有白费工夫,说不定外国朋友一高兴给个出国的机会,也未可知;如果别人礼貌性赞扬几句,自己又多了份自豪的资本,可以到媒体上吹嘘一下,以满足自己那可怜的虚荣心。但稍微有点文化修养的外国人来到东方,似乎对这儿英文的普及不感兴趣,更多地是对东方,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探究。

在新加坡繁华的乌节路上有一家希尔顿酒店。在酒店正门两侧各立了两个塑像:一个是唐朝开国大将秦叔宝,另一是尉迟敬德。某日,一群美国游客面对这两尊塑像倍感好奇而不知所以。他们在问一个过路的中国人(看衣着和长相很容易区别大陆人和新加坡当地华人),得到“对不起,我不知道”的答复后,刚好路过的笔者热情走上前去,向他们介绍了这两尊塑像背后的历史传说。最后问他们:“华人新年时,去过美国的唐人街吗?”“是的。”“是否注意过华人门上贴的画和门两边的文字?华人的这一新年习俗就来自于这一典故。”“是吗?太棒了。”

从他们那愉快的神情中,能体会到那句话:“民族的,才是最美的”。笔者坚信,这是他们在新加坡旅游期间,最难忘的文化之旅,他们对华人新年的有趣习俗居然在这里找到了出处。他们一定为希尔顿饭店的这一设计喝彩。如果哪天他们搞一副“哼哈二将”或“关羽张飞”的门神画贴在自家门上,将不会令人意外。当然,中国自己的旅店绝对不可能在自己的酒店门前搞出这样的噱头,他们宁可弄一个他们自己也搞不明白的后现代雕塑或裸女放在门前。后来笔者有意无意间问过几个本科学历以上的中国朋友,很遗憾,除一人外,全部不知这一典故,而他们对美国某个城市的四季气候变化,或某个牌子的洋酒却能知之甚详。在他们对中国的节日习俗一无所知的时候,却对“洋节”抱有持续的热情。中国人的心态问题,可见一般。这些美国白人应多为基督徒,从他们比着在塑像前留影,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中国基督徒对中国神鬼传说的那份敏感,在文化和信仰的区分上,他们似乎比中国基督徒成熟得多。

笔者有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从大陆出来的人比海外华人,更多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虚无意识,同时又伴随着傲慢和自负(这种关联是必然的)。当他们试图为自己的祖国辩护的时候,又不小心披上沙文主义的袈裟。这些可能与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和注重意识形态的宣传手段有关。真是不敢想象,如果中国有朝一日象美国一样强大,象日本一样富有,肤浅而傲慢的同胞是否会比今日目空一切的美国人和日本人更令世人讨厌。就象日本人因为自己能造最好的电器就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一样;一个不了解自己的民族,就无所谓思想的深度,也必然导致自卑或狂亡的极端。

 

正因为这种虚无意识的潜移默化,使得当今中国的任何难题,都喜欢去国外寻找答案;而自己的精彩成分则无人过问。如,经济学、投资界、政治学上被广泛滥用的“马太效应”,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酥对门徒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这里的宗教色彩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借用也不太准确。但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关经济学上的这一理论,有比《圣经新约》更浅显明白的哲学论述,而且不涉任何宗教内容。在《道德经》中有句尽人皆知的话: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

它更准确地反映了经济学上的这一原理,点明了单靠市场经济的“人之道”(人们追求个人欲望的自然本性),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将会日益加剧,只有靠行政力量“替天行道”,才能缩小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和贫富差距。但中国的学者对这样的精确描述不予理睬。

必须强调的是,笔者无意反对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更不会花精力浪费在“体用之辩”上。但只有我们首先了解了自己的家底,才能更好地把握我们缺少什么,或国外的何种文明成果需要引进。到时才不会有遗珠之憾。如果我们置自己的财富于不顾,带着一个空白的大脑面向世界,其它文明的成果被吸收的同时,也会一起吸收别人的糟粕,甚至将别人厕所里的一个臭石头,当成旧石器时代的文物。

笔者在海外生活期间,发现西方人和新加坡华人一个有趣的习惯:当陌生人在任何场所目光相对时,总能礼貌性地微笑一下;而服务业和政府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总能露出自然的笑容。而中国人的脸上则严重“贫笑”。如果中国人能将这一习惯引进,肯定会比炫耀几个外语单词更能改变中国社会的质量。笔者的经历发现,要学会这点“技术”根本不难。可这些真正优秀的东西,中国人总是不会学习。

 (该随想文章,是拙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中的附录文章。自董玉振博客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三、金字塔阴影下的文化自信

正是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普遍性认识缺乏,在国门打开之后,民族虚无意识和自卑心理的发酵,将是难免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机会去欧洲旅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同时出现,那就是对欧洲文明的叹服,和对中国自身文化的些许自卑。对于那些去过希腊和埃及的人,就更别提了。欧洲雄伟的教堂、多姿多彩的雕塑、精美的壁画,还有希腊的神殿、埃及金字塔等,无不令人赞叹。不少中国人叹息:咱们中国为什么就没有那么历史悠久的宏伟建筑?中国建筑多为木结构,经不起岁月的考验,可为什么就没有欧洲和埃及的石料建筑,我们的祖先是否太偷懒了?这些中国人出于民族自尊,他们不好意思对中国文明史在世界上的位置产生怀疑,但内心的文化自信已大打折扣。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欧洲、埃及和中东的一些古老建筑,不难发现,它们大多与宗教有关,如埃及和希腊的神殿、巴黎圣母院、科隆大教堂、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等;或者与王权和贵族阶级有关,如金字塔、罗马竞技场等。中国和欧洲历史进程、文化发展的根本性差别,导致了这类建筑只可能在欧洲和中东出现,而不太可能在中国完成,即使在中国产生,象万里长城,也是历史的偶然,而非必然。

首先,历史发展进程的巨大差别。

埃及、希腊、中东、印度和欧洲,有过漫长而发达的奴隶社会,而其封建社会相对短暂而且落后。而中国则奴隶社会较不发达,却有着世界上最辉煌和最漫长的封建社会。而中国的道德文化又使得中国的奴隶社会与西方和埃及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差距巨大。这导致的不同结果是:欧洲王权和贵族阶级,在追求奢华和排场方面,能较从容地利用劳动力——奴隶,而无须为此承担太大道德、经济和政治的风险。而在中国封建经济环境下,中国百姓早已摆脱蒙昧状态,朝廷不要说对百姓不顾死活地强制劳动,即使横征暴敛也会导致政权的覆灭。埃及建造金字塔和希腊建造巴特农神殿,在没有先进工具的条件下,必然导致成千上万奴隶的死亡;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中国的任何朝代,必然会激起民变。中国历史上最浩大的两项工程——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虽然为后人留下了骄傲,但却导致秦、隋两朝的覆灭,以及“暴君”的恶名。

因此,中国没能修建太多的浩大工程,与中国社会制度的极大进步密不可分。当然,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普及,也与此有关,毕竟其需要的工作量比石料建筑小得多。尤其是中国的都城远离优质石材供应地,给石材的采运带来更繁重的劳动。故宫干清宫后门台阶上的那个巨大石雕,采自河北;为运到北京,不得不开挖一条河道,利用冬天的河道结冰运来,朝廷也肯定费了不少的银两;可要搬运金字塔和希腊神殿上的巨大石块,要消耗多大的民力?如果需要为此支付晌银的话,他们还能建得起吗?

其次,在文化发展进程和内涵上的巨大不同。

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并不是在孔子的时代突然形成的,而是贯穿于之前的整个信史和传说时代,从炎黄二帝、尧舜禅让、大禹治水过家门而不入等等,中国人文传说所包括的仁义道德思想,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对后来当政者和奴隶主阶级带来道德的规范和影响。这决定了,中国的奴隶社会,要比其它文明的奴隶社会阶段,少了一份血腥和残暴,多了一分人道色彩。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建立在对西方历史进程的研究基础上的。所以,要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观点划分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水岭,并不容易,因为中国的奴隶社会(春秋时代及以前)实际上拥有明显的封建生产关系的特征。所以,奴隶社会的暴君代表人物商纣王,让历史唾骂几千年;但如果和埃及为自己建造金字塔的法老比起来,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多杀几个宫女,又算得了什么呢?

另外,中外历史上宗教力量的不同影响。

中国历史上,在佛教传入前,就没有过一个带来普世影响的宗教体系。所谓信仰不过是筑个台子拜拜天、祭祭地、祈祈雨。而中国统治阶级也从来保持世俗政权的性质,即使皇帝也不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人民。这样,也就不可能利用信仰的力量来恐吓、组织和发动人民给于无私奉献。毛泽东及其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了解信仰的力量,并有效发动之的中央政权。相对来说,从埃及的神庙、希腊的神殿,到欧洲、土耳其的教堂及清真寺等,都说明了宗教的巨大力量。尤其是西方和中东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着宗教政权的性质,为利用宗教和奴隶制度的双重便利,提供了条件。今日欧洲最著名的教堂,大多是在文艺复兴及以前建造的。

佛教从来就不是中国的国教,且是相对温和的宗教,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仍为中国留下了辉煌的石雕艺术、绘画、寺院及文化典籍。西方残酷且疯狂的宗教历史留下雄伟的宗教建筑和艺术成果,就不令人奇怪了。

 (该随想文章,是拙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中的附录文章。自董玉振博客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那么,在没有辉煌的建筑作为历史见证的情况下,中国的文明程度,或者说中国人民的智慧发展,是否就没有了充分证明了呢?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曾说过,中国除了“四大发明”,还有第五大发明,那就是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上,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当然,和汉字、《易经》及经络学比起来,那“四大发明”就不算什么了。

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内容日益丰富的同时,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使得今日的中国中学生可轻而易举地读懂两千年前的《论语》和一千多年前的唐诗,而英国的优秀大学生只能读懂五百年前英文作品的30%。汉字的特点,也为中国的文人们发挥他们的才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拼音文字的文学作品不可能达到向《金瓶梅》和《红楼梦》那样出神入化的精妙,带给读者无穷的文学享受,西方任何文学大师,都不可能象笑笑生和曹雪芹那样,将简单的文字堆积出一座精彩处处、玩之不尽的绚丽迷宫,中国文字的特点令文学天才们可以借音、借意、借型来达至神妙的境界,这是拼音文字所无法实现的。今天,随着信息和知识爆炸,面对那层出不穷的新概念、新词汇,汉语的优势更加明显。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中文在传输和存储上的优势更加明显,如果将一部小说分别存成英文和中文版本,那么中文版本所占字节数,只有英文版的十分之一。

经络学是中医学的核心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出现于公元前53世纪的《黄帝内经》,相传是黄帝和臣子讨论医学的内容。可以肯定的是,经络的发现肯定要远在《黄帝内经》成书之前。经络的发现本身是不可思议的。按照对经络的描述,它遍布人体,具有“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之能。如此说来,当今西医研究的目标离此还远着呢。但长期以来,虽然给炎黄子孙的保健医疗作出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西医的发展,尤其看到西医院里的先进医疗仪器,人们对经络是否真的存在产生怀疑,西方人更长期视经络为无稽之谈。直到中国科学院院士祝总骧教授带领的研究小组,用电学和声学的现代科学方法,终于证明了经络的存在,以及强导电、导声的特点。测试的结果和古代经络图完全吻合。

主要表皮层经络线只有一毫米宽,用解剖的方法难以剥得出来,用显微镜难以看到,但它确实存在。那么,我们的祖先在科技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是怎么精确地发现它,并认识到它的功用的呢?人们常称埃及金字塔的建造有太多不可思议,但并非不可想象;但经络的发现过程,已远远超出当今人们的想象力。

1998年在笔者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小腹部又出现经常性的疼痛,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而新加坡的医生们只会给些止痛药,无论怎么样提醒他们止痛药不能根除病因,他们还是照旧;如果这也叫医学的话,医学院早该关门了。靠人不如靠己;从此花五个晚上,一头钻进中医学的著作里,最后找到靠穴位按摩治疗的方法,集中在胃经和大肠经诸穴位,兼用丹田深呼吸,只用三天既腹痛全消。读这点中医书极大地提高了“治病救人”的自信。后来在美国硅谷出差期间,曾帮助一位拥有护理学学士学位的白人美女治好了脚部突发的疼痛,并因此赚得一个慷慨的拥抱。当她好奇地问治疗的原理时,笔者自信地告诉她“这是中医的方法”,令她大感惊奇。至于到底靠什么中医学原理把她治好的,凭笔者的那点中医学知识,当然不可能知道。

很痛心,中国灿烂文化当中有那么多精彩的内容,但中国教育部门对此置之不理。在中学有《生理卫生》课,讲述人体的结构,但中医的知识一点不提,甚至连经络都被忽略。中国古代读书人大都读过《黄帝内经》,对医理略通一二。要学会西医治病救人,至少要几年的学习,如果针对性地学点中医,只需几天就可应用。科学的发展,不是使科学更复杂,人们更远离科学,而是更简单,使人们能普遍地掌握科学的手段。如果说人类在电子科学领域,从模拟时代发展到数码时代,使得非电子专业毕业的人稍加学习即可设计数字电路和计算机,说明了数字技术更好地逼近对自然规律本质的认识;那么经络学则直指人体生理的核心,它避开了现代西医学大量复杂的内在机理研究。可以预期,西医学走漫长的一圈后,最终将会在经络学的研究上落脚,打开生命体系的真正核心。经络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不仅人体,就连树木等植物和动物也有明显的经络存在。

《易经》对宇宙的阴阳二元描述,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之为唯心的、非科学的。直到数码时代来临,人们才认识到,不论自然界的何种现象,如天气、地震、声音、图像等,均可用01来描述,甚至控制,这才有了数码音乐、数码影视、自动控制等。在计算机技术中,01并不是简单的数量词,而是电子技术中“开”和“关”两种状态的描述符号,这实际上就是“阴”和“阳”在电子物理上的表现。如果将“阴”用0表示,“阳”用1代替,则八卦就成了数字电子技术中用二进制数表示的从07八进制数。而六十四卦则成了从0077的八进制描述,其运行本质都是二进制运算,既01,或阴和阳。《易经》的哲学价值远远被低估了。西安著名预测大师邵伟华先生,经十多年的钻研,掌握了周易预测的方法原理,甚至提前一个月对西安地区进行天气预报的准确度比中央电视台提前一两天的预测结果还要准确。从哲学对普遍规律的概括性和对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指导性角度来看,包括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在内的西方任何哲学体系,也无法和《易经》相提并论。

 (该随想文章,是拙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中的附录文章。自董玉振博客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行政和长城建造的大规模管理方面,还是在科学发现的智慧表现方面,或最高哲学原理的形成方面,都丝毫不逊于世界任何文明。当埃及人强迫数十万奴隶建造金字塔时,希腊人被迫建造巴特农神殿时,中国人的祖先则在探讨人体的奥妙、仁义的精神和宇宙变化的规律。

建筑不过是人类文明的表像成果,而人类文明的核心则是对自然、自身以及宇宙变化的认识和利用。动物尚且会垒窝、挖穴、搭巢,何况拥有灵巧双手的人类?但动物任何时候不能完成简单的哲学发现,或认识自己身体的生命原理。

当然,笔者并非贬低其它文明,西方文明中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但这远不足以令中国人自卑。中西文化各有特点,只有认识自己才懂得去理智地欣赏别人。而不至于看到别人的光辉,立即感觉自己的灰暗。

笔者曾听到不少从巴黎回来的人大赞梵尔赛宫的后花园。在笔者去之前,颇有一份强烈的好奇:能让以园林艺术自豪的中国人称赞的花园,一定不同凡响。甚至顾不上去欣赏梵尔赛宫的内部奢华,直奔后花园而来。很遗憾,这个占地巨大的花园,居然没有任何足以令笔者称赞的地方,尤其是在去了欧洲其它花园之后。这儿除了欧洲花园都有的喷水池、两侧的几座雕像外,中国园林建设最忌讳的设计这儿全有了。这儿的树木全被修建的整整齐齐,花园从头一望到底;那个正中心方方正正的池塘,怎么看都象个巨大的游泳池。而欧洲园林的花坛更是一律将各种花卉平摊在地上,像是个穆斯林编织的地毯。这个著名的花园还有面积巨大的树林,但除了面积,看不出任何的精妙。如果是中国园林,一定会在这个树林里铺有鹅卵石的弯曲小径上,突然冒出个堆满乱石的荷塘,或靠在假山下的小亭,甚至还有路易十四或拿破伦的手迹,再取个“什么亭”之类的雅号。

固然,东西文化的不同,可能使得笔者无法欣赏这一名园的妙处。但人类的基本情趣,如对香、甜的喜好和对臭的反感,整齐的单调和曲线的动感,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象梵尔赛宫后花园这样的地方,实在想象不出,到底谁会长期在此游园而不感到单调。但笔者在清华读书期间,无数次去圆明园遗迹跑步,穿越于小山、湖泊、小桥和树林之间,每次都会有愉悦的感觉。这种感觉应该与种族无关。但对这种感觉的发现和如何满足这种感觉的需要,则因文明的发展轨迹和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

西方贵族会建一座巨大的城堡,中国的豪门则会修一座精巧的园林。西方人会把树剪成病态的整齐,中国人则会花更多工夫把树搞成病态的弯曲。西方人喜欢修草坪,以便视野开阔,而中国人则喜欢使用“障眼法”,避免一览无余;要么曲径通幽,要么九曲回桥,再来个别有洞天。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者们也向国外学会了修草坪,但因不让践踏而成了奢侈的摆设。至于不分青红皂白修草坪而不是多植树,凭借的是什么审美情趣,只有鬼知道。

即使象余秋雨这样见多识广的学者,在对外域文明的欣赏上,也会不小心踩着自己的脚。余秋雨的文笔和敏锐眼光是笔者所喜欢的,但他在美文《扼守秋天》(见[29])一文中,对英国贵族阶级所表露出的那份“仰视”,似乎表示,他也会不经意间迷失一下自我。1621年英国的罗伯特·伯顿在《忧郁症的解刨》(Anatomy Of Melancholy)一书在英国出版,被贵族阶级骂的狗血淋头。书中对中国科举取仕的制度大为推崇,写到:“这是一套完整的选拔人才制度,我主张英国借鉴中国的先进经验。这个主张如果被接受,这些贵族就要喝西北风了。……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由于出身的高尚。……凭自己的德才升上来的人——只有这些人才是显贵,也就是被认为可以治理国家的人”[23]。辛勤耕作的农民,废寝忘食的科学家,顶风冒雪站岗的战士,行色匆匆的工商界人士……,这些人显然没工夫象贵族那样去矫饰自己的语言、服装和步伐,他们身上的特殊气质虽然没有贵族般庄重,但更突出了一种生命的活力。而那些只可做花瓶的贵族对于中国社会,既不能代表最高的价值理想,也不能成为时代的标签,只能是些无聊的摆设,中国根本不需要他们。在英国贵族当中,虽然也间或冒出个“滑铁卢英雄”,在历史上更多地扮演了不劳而获和享乐主义的奢靡角色。而中国“贵族”即使要把国学好好研究一下,以便使自己象个有高尚教养的中国贵族也不容易,因为,面对那么多有文化的“贱民”,他们要读更多中国浩瀚的文化典籍才行,而这会使一个人早生华发,面容憔悴,并与贵族的外观形象根本对立。因此,中国最近几年出了一些想作贵族的人,把子女送往国外的贵族学校(这是世界上最无聊的父母,据可靠消息,某高层人士的小孙子甚至被送到大名鼎鼎的伊顿公学,希望他学成后最好别回来,如果让他来治国,会比一不识字的农民还糟,因为他不了解中国,且又故弄高贵),或经常炫耀一下自己的外语能力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了解和欣赏能力;很显然,这比学习中华文化容易的多。几天时间可以学会打高尔夫球,但这点时间连读懂《红楼梦》和《金瓶梅》的故事情节都不够。在中国作个地道贵族还真不容易。

身上的泥土要比燕尾服和文明杖更令人感到塌实和可靠,也更能体现出文明的活力。相信余秋雨教授不会为中国无法“盗版”贵族而感缺憾。英国贵族是历史的“阑尾”,如果不“发炎”的话,留之无碍;但对“阑尾”进行欣赏,则是滑稽的。如果某个英国贵族可敬、可爱,绝对不是因为他是贵族。《忧郁症的解刨》开了余秋雨一个玩笑,使得《扼守秋天》和他的《十万进士》(见[30]),怎么看都像是一对矛盾。

当然,中国人在欣赏外域文明的时候,并非都是盲目的夸赞,更多地是基于不同而好奇,出于好奇而欣赏,这无疑是正常的,也是健康的。任何人都难于避免这种情趣,除非是天生的自恋狂和吹毛求疵癖。但必须搞清楚自己是在欣赏差别,还是在不加思考和对比地向往差别,甚至诱发对自己本身文化的排斥和自卑。笔者坚决反对象民国时期还留着大辫子的爱丁堡大学硕士辜鸿铭老先生对中国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辩护,但对全盘西化论者和中华文化虚无意识更嗤之以鼻。友人曾给笔者介绍一位法国留学归来的美女,令笔者冲动不已;但第一次的交谈中她对法国生活方式表现出强烈的向往和倾慕,这没什么不对,但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嘲笑,彻底冷却了笔者的热心。她没有去了解一下法国人对“宁可食无肉,不可院无竹”的审美情趣是否体会。看来,一杯清茶、几本杂书、一杯薄酒,再来一盘烧牛肉,更合在下的胃口。烛光红酒无过,偶尔为之,固然别有情趣,但毕竟不是生活的常态。

面对那么多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文化景观,对于少有机会出国,或少有机会认识一下自己的中国人来说,精神的“出轨”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就连一些敏锐的学者也难例外。关键是,您是否还能重新找回自己?当中国人丢弃了自己的标签,或为自己的文化身份感到自卑时,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地球上,我们必将迷失自我,甚至是在自我埋葬;对“我是谁?”这样的简单问题,将难以找到答案。

哈佛的杜维明教授对中国人有个有趣的层次划分:一、自然生命的中国人;二、社会习俗的中国人;三、文化意识的中国人。只要有中国血统的人,都符合第一类;懂得欣赏和加入中国民俗文化的人,则符合第二类中国人;但是只有经过自觉的反省而能够把中国的文化价值内化的才有资格达到第三类的境界[24]。海外“香蕉”华人当属第一类,大部分海外华人属第二类。那么生活在中华文化发源地和大本营的中国大陆人,又能列入第几类呢?很痛心,他们中的大多数,尤其是城市人和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缺乏对民俗文化的欣赏和加入,只能进入到第一至一点五的层次上,这未免有点令人寒心。

RICHARD LYNN在他的《优生学再评价》一书中说:“在西方世界的中国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13亿保守智慧的人民”。中国几千年沉积的优秀文化精髓铸造了智慧、勤劳、节俭、谦虚、保守的性观念以及对家庭的忠实等一系列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些而在开放中引进西方文明的糟粕,我们将是真正的失败者。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落后挨打,并非由于我们文化内核的缺陷,而是长期中央王国地位带来的政治惰性所使然。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势是我们重新站在世界前列的根本保证。那些对西化、个人主义和性解放的鼓吹,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的新鸦片麻醉,如不予以制止,将从根本上断送中华民族的前途。看一下日本年轻一代在过去几十年对西方的全方位吸收所带来的变化就明白了。

有了对中华文化的信心,中华民族面对外来文明的冲击时才不会茫然,才能真正做到虚怀若谷。谦虚从来都是以自信为基础的,而自卑只能导致轻狂。盛唐的出现,离不开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的智慧和信心,正是这种信心的存在,使得唐朝在接纳八方来客,吸收异域文明方面,比任何朝代都宽容和积极。1840年后,中国人遭受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之大,为前所未有。经过志士仁人的辛苦探索,民族求存的百年挣扎,我们总算走上了独立和复兴的道路。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多少文明古国面对巨大外来冲击而消亡,然而,中国再次跨过了民族发展史上最艰困的这段岁月,一个古老的民族不但没有消亡,反而焕发了青春的活力,硕果仅存的古老文明再次成功经历考验。这是多么令人自豪的。固然,中华民族的儿女们在过去的百年,遭遇了太多的不幸和羞辱,但是,考察人类的发展史和中华文明的自身历史,今日的中国人没理由继续抱有一份悲情或妄自菲薄,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和适应力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满怀信心,笑傲江湖。

面对新世纪的开端,中国人在物质的建设上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自信过。面对西方世界在过去千年的悲歌和新时代的困惑,久经历练的中华文明,将为人类的新时代提供释疑解惑的文化套餐。把中华文明撒播于世界,成为人类新纪元的主要精神养份,是炎黄子孙的共同责任。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并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传播中华文化的福音,重建中华文化的自信,熔铸中华文明的强大精神。(该文作于2001年)

 (该随想文章,是拙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中的附录文章。自董玉振博客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关于《巨人的背影》一书的介绍,请参与本博客中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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