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之水的BLOG

　　时下，如有人策划评选文人雅士的话，我想黄裳先生入围是绝无问题的。且看他对书房命名，一脱“斋”、“馆”、“庐”、“轩”、“阁”、“楼”之俗，名“榭”，“来燕榭”。榭者，凭台而筑之屋也。据黄裳自云，旧时游嘉兴，见一景题此名，颇爱之，遂取以名住处。慧眼信手，不费功夫。来燕榭坐落在沪上一小巷深处，屋后有株枝繁叶茂的老榆树，时有鸟雀来做客，静中有闹，歌台舞榭名副其实。室内书柜栉次，然室仄书多，不得已叠床架屋后，循柜顶向上发展，呈摩天（花板）之势。黄裳的藏书之丰，品位之高，久享誉同道，特别是他藏的明清孤本、善本，更令人眼羡。主人揖门迎客，便闻书香袭面，绝非戏说。

　　布衣黄裳，没有专用书斋。来燕榭，是他起居、读书、写作的“多功能厅”。黄裳本人的“功能”亦多，他是散文家、老报人、翻译家。他的散文《金陵五记》、《榆下说书》和以随笔形式写的序跋《掌上云烟》都是上品。且说４０年代那篇《老虎桥边看知堂》（黄裳自称为报纸写的报道），读书人莫有不爱读的。至于藏书，则是他的副业，类似福建人喜喝功夫茶，黑龙江人爱冬泳一样。但不可否认，黄裳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读书、访书、藏书、写书。福兮祸兮，一言难尽。沐一番书香之后，与文字结缘，缘书会师友，与同道品茗论书，雅趣旁逸，构建了黄裳独特的书香人和世界。

　　黄裳，原名容鼎昌，祖籍山东益都，生于河北井陉。出生于一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留学德国，事采矿业。家中洋文书多。他幼时的启蒙老师是大伯父，清朝最后的举人。用的课本是左图右文的《字课图说》。认识若干字后便开始读《四书》。家里藏有插图本《红楼梦》、《封神演义》、《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之类。父亲管教很严，除《聊斋》以外，一律宣布为“禁书”，不让其染指。但“禁令”收效甚微，黄裳乘父亲上班、出差的空档，便玩起躲猫猫的游戏来。他对《封神演义》最有兴趣，盖那时他正在搜集“封神”人物香烟画片。画片一百张为一套，他搜集到九十九张，就是找不到那张“女娲”，大概“补天”去了。画片搜不齐，他复又把兴趣用到阅读上。

　　中学读的是天津南开中学，初中时的国文教师是一位老先生。每到新学期开始，黄裳与同学们喜欢捧一叠粉红纸面的作文簿请先生题签。先生不仅认真签字，还钤印章，很是风雅。高中时，教国文的先生用一口天津腔诵读《桃花扇》，慷慨激越；英文李老师喜欢音乐，常给他们放唱片，教英文歌。他的宿舍里书很多，柜上贴着“此柜书籍概不出借”的纸条，但黄裳不属此列。当时，南开中学校门口有三家书店，“五四”以后文学名人的书应有皆有。黄裳知道“男儿须读五车书”，就从父亲寄来的生活费中扣下一部分，用来买书，一次“豪举”以三块银元买了一部《四印斋所刻词》。周氏兄弟的作品是他最喜读的。还附庸风雅刻了一方“流览所及”的藏书印。南开是名校，校长是张伯苓，时何其芳等在此执教。梅兰芳等社会名流应邀常来讲学。恰逢同窗周杲良的父亲周叔弢是有名版本收藏家，《屈原赋注》便是其家刻本……黄裳对文学、戏剧乃至收藏的兴趣的种子都是在南开的校园里植下的。

　　不久，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黄裳随高中部的同学南下请愿，火车站站长不让上车，改为步行，后被学校派车追回。黄裳晚年在回忆李尧林先生当时在给同学们上都德《最后一课》时，仍十分动情，说“音容宛在”，终身难忘。

　　黄裳以文获名于世，但他却是学工出身。父亲希望他能传承“工业救国”的思想，令其报考上海交通大学，按黄裳的数理成绩，他是难以叩开交大之门的。意外的是幼时熟读《聊斋》，奠下了古文功底，国文试卷上一段“天书”，竟让他读通、点对了。当时执掌交大的唐文治先生特别注重语文，黄裳因此歪打正着沾了大光，得缘做了唐先生的弟子。一段时日，交大借用震旦大学校舍，黄裳在震旦图书馆大饱眼福，既博览群书，又亲睹《四部丛刊》一二三编的另种，在泛览中对版本研究激发出莫大兴趣。１９４２年，颠沛流离中在重庆九龙坡图书馆读到方虚谷《桐江续集》中“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大恸。后流寓昆明、桂林，无书可读，读《国文月刊》聊慰饥渴；重温唐诗宋词佳句，有如遇故人之乐。

　　抗战胜利后返沪，结识吴晗，读了他许多别致的明史论文，像《社会贤达钱牧斋》之类，着眼现实谈旧史，十分佩服。后《金陵杂记》与《旧戏新谈》就模仿这种写法。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黄裳读书不为“黄金屋”、“颜如玉”，不为“千钟粟”，只求一解，惟图一乐。然乐难求，恼易生。为考证释疑，５０年代末，他想借读“明刻本抹云楼旧藏”柳如是的《戊寅草》。１９６２年幸得友人赠一抄本，拿来一看，是张宗祥的《湖上草》，与通行本无二，不能答难。７０年代末，他专程赴杭州，欲向浙江图书馆借读。尽管手持“故将军”级省文联领导的介绍信并出示工作证，其门仍难入。有关人士说要向领导机关申请获准后方可。黄裳说明他专程由沪来杭一趟不易，可否通融。有关人士请示后云：须指定一位馆员在旁监视才能阅读。但过了半小时又说该书“找不到”，说专管善本的同志下乡了，须等他回杭。问要等多久，答曰“半年”。黄裳自叹无福消受，只得把读善本的雅兴付诸西子一湖碧水。

　　有味诗书其后甜。黄裳学的是工，志却在文史。学生时代，便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抗战胜利后，正式成为《文汇报》记者。“索道于书世者，莫良于典”，当记者要解读社会这部大书，要与三教九流人等打交道。为使自己能成为与国学大师、史哲学人、书画名宿、佛道清流对话的“通人”，他更加注重“充电”。青灯黄卷，孜孜以求。

　　西哲培根说：“有技艺的人鄙视读书，无知的人羡慕读书，惟有聪明的人才以读书为本。”黄裳当属后者。

　　书是亡灵的纪念碑。黄裳毕生都在做古碑梦寻，上海滩头、西子湖畔、虎丘塔下，乃至黔滇边陲。

　　１９４９年冬，他到苏州采访，途经护龙街的“集宝斋”旧书店，旧藏堆成一人多高的“书山”，他随手一抽，就抽出一本清刻（１６５３年）女词人徐灿的《拙政园诗余》，而且是善本，“真是高兴极了”。因此他说，苏州对他最大的吸引力不是虎丘、拙政园，也不是“元大昌”的老酒，是书。７０年代，他旧地重游，访怡园附近一旧书店，主人说他们前些日子到乡下发现一屋线装书，因书店与文化部门体制不顺，霉烂虫蛀了也没人管。一部孙星衍手校的明刻白皮纸四卷本《白虎通》，有两卷竟被院内的住户抽去引火烧柴了。黄裳听了如烧心一般心痛。

　　三四十年代，黄裳便是上海福州路一带旧书店的常客，书店老板送他一雅号“书店巡阅使”。抗战前岁月，他家居徐家汇“租界”线侧，那儿有间旧纸铺。由于战乱，大量旧报章堆积成山，黄裳几乎每日去一次，当成日课。他在此搜集大量《东方杂志》、《国闻周报》、《太白》、《中流》等旧杂志，两三个月便集齐了茅盾接手后编的《小说月报》。令他忘乎所以的是，在故纸堆中觅得郁达夫《饮食男女在福州》手稿，凤舞龙飞般的字写在大张绿色稿笺上，芬芳四溢，遗憾后来失落了。淘得另一宝物是《徐俟斋先生年谱》，线装，罗振玉辑。弥足珍贵的是封面有郑孝胥墨书题记：“《徐俟斋先生年谱》。己未四月十九日，罗叔蕴嫁女于王国维之子，余过其居长乐里，叔蕴赠此册。”黄裳说此妙不可言在“好像是遗老在聚会，或者学者在联欢。”钩稽史事之旨的价值，另当别论。久之，他与书店老板建立了感情，老板遇好物藏之，专出让给“收藏家”黄裳。浓郁的书香，把这位剃光头，常年穿没领子短上衣，腰里只拴一根带子的旧书店老板也熏得文气三分，他也请人篆刻了一枚“不读书人”章，在他经手的每本书上， 都钤上此印。

　　黄裳爱书如命。他自云：“性命可轻，至宝是宝。”宝者，书也。

　　黄裳的藏书活动受周叔弢先生影响甚大。周先生６０年代把家藏悉数捐给北京图书馆。开箱时，黄裳有幸作第一位读者，信手取出三二册，“看序跋、辨纸墨、读题记、浏览收藏印记，顿为那几册古香袭人的小书所迷醉”，其心仪程度聊见一斑。

　　然而，黄裳的藏书从集残本始。他自以为既少眼力又乏实力，所以，他有一斋名“断简零篇室”。他入手的第一种旧书是七册《四印斋所刻词》，在天津劝业场书肆以三元大洋购得。后展阅方知不是全书，俟到五十年后才补齐。１９４９年在北京琉璃厂得一抄本《痴婆子传》，孰料那竟是书铺徒弟用旧本影抄的假古董。当时说与钱钟书听，默存难“默”，抚掌大笑，后送他一联断句：“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一时成为友人的谈资。也有偶尔得之的善本。土改时，绍兴有人论斤卖出旧家藏书，我国古典剧曲重要文献《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就是所得之一。

　　 收藏是要缴“学费”的，且不止一次。

　　５０年代在杭州松泉阁，他购得一本《晞颜集》（明初旧刻），回家后发现尾卷数行被割，补以旧楮，心中怅怅。两月后他又过访松泉阁，主人出示《晞颜集》下部，正是自己前买之本所缺漏的，不得不以重金购之，使其全璧。

　　啼笑皆非的事也碰上了。解放前夕，郑振铎赴港前将一批藏书交上海文海书店寄售，有两千册；还有他手写的书目《纫秋山馆行箧书目》，后面还有跋。有一四川人要买。藏书之艰，弃之一旦，黄裳很为郑可惜，想筹款为其赎回。他好不容易东挪西借，把借来的“小黄鱼”、银元换成金圆券，于吃晚饭时分赶到书店，不意币值日市暴跌，书店拒售了。一麻袋金圆券像豆腐掉进灰里，再换回金条银元还款已成妄想。一不做二不休，他就干脆拿这些钱买下了十几种书。事后才知道，郑卖的只是他舍去的次品。而黄裳为此次善举欠下的债务，直到６０年代才偿清。但他绝不后悔，始有“一时豪举哄传书林”的佳话。明崇祯刻本《吴骚合编》，被盐商王某用重价买走。解放初，王故去，此书流入书市，黄裳看着心痒，忍痛卖掉家中两三轮车藏书，换下了这一部。１９５６年，他翻译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等三部书稿，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稿费。钱一到手，全用来买书了。黄裳买书不自量力，时把自己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徐森玉先生曾书吕岩诗赠之，末两句是“白酒酿成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倒真形象生动。

　　乐在其中。在缴了走眼、失察、悔憾的“学费”之后，“才能多少读懂版刻前后、书卷空缺……”这时读题跋才能领悟书趣。在黄裳眼中，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故事，无论新知旧雨，在收藏者心中都有一个“缘”字。把这书缘记下就是书跋或书话。黄裳平生最酷爱干的，就是这事儿。书一到手，便在书前或卷尾“写一点不着边际的话，以记得书时的心情而已”。他说这是向郑振铎先生学的。此举谅郑振铎以后能得其遗绪的或许就数黄裳了，有目共睹，黄裳的题跋是他散文作品中之精品。

　　苦在其中。世人鲜知黄裳因题跋在“文革”中吃了不小苦头。有人告密，康生发话，说黄裳“在书前书后写许多题跋都是企图‘以假乱真’，目的是投机倒把”。于是“造反派”勒令黄裳交代所买书的进价；７０年代初某日，来燕榭来了两部大卡车三十条汉子，卡车开来开去几次，将黄裳的藏书抄得一干二净。黄裳不识趣，请他们留下一份目录，答复是一声断喝：“嚣张！”还说：“书，只要有一两本就算了，买这么多做什么？难道打算囤货居奇？”收书也罢，把黄裳的藏墨也掳去半麻袋，“墨嘛，有块用用得了，弄这一大堆做什么？”黄裳听不懂。

　　大凡藏书家都有藏书印。“佳书而有名家收藏印记，正如绝代名姝，口脂面药，顾盼增妍。”黄裳有藏书印几十方，“造反派”将其逐一钤在一方大白纸上示众。旁批“不是藏书家，是伪古董制造者”，以印证康生的批示：“以书为贸易。”

　　黄裳被抄去的书存在单位里，有五六个人编目。还烦顾廷龙先生劳神，鉴定版本。仅属国家二类古籍的就有８２８种，２１６０册（后来落实政策，落到实处的也止十之二三吧）。吃了苦头，黄裳每每得书，不记书值，只记愉快心情，王顾左右不言他了。古人于农历腊月向尾某日，往往举行祭书仪式将心爱之书供于案头，鲜花酒醴以为牺牲，焚香参拜，口念虔语，乞求免五厄：水火兵虫之类。黄裳大概没有祭过。

　　藏书，谈何容易。有藏家云：“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黄裳认为这一跋语为秋晚寒蝉之鸣。“腹有诗书气自华”。黄裳博览古今，咀高文典册，哺于毫素；将山川、历史、人物汇攒笔下。“爱好旧史，癖于掌故”，叙事之从容，文笔之老道，“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的独家风骨，世人莫不共识。

　　“要真正了解一位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去读他的作品”，黄裳如是说。六大卷４００万言的《黄裳文集》从何读起？读他的书话吧，读题跋吧，由此生发开，你一定能读出书香墨韵来。

　　来燕榭的书香，黄裳的人也和。

　　黄裳人和的树上，结了丰硕的果实的标志，一是他在《文汇报》编副刊时组织了一大批名人的稿子，马叙伦、吴晗、梅兰芳，等等。二是他收集了数量可观的时贤手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胡适、林语堂、梁实秋乃至周作人。亦算“以文常会友，惟德自成邻”，大大地增饰了来燕榭的翰墨香。

　　黄裳此举，缘于一件小事。１９４６年他在编报时，常见一些宣纸诗笺上娟秀雅致的小字，由排字房转回编辑部往往委于纸篓，灰飞烟灭甚为可惜，何不将此收集藏之。茅盾是他崇敬的作家，字又漂亮，他很眼羡。但那时他与茅盾并不熟识。某日，他在荣宝斋买了一匣诗笺，找个朋友陪同壮胆，冒昧登门求墨。热情、敦厚的茅盾，不拂美意，抱病为他写了《旅游写怀》。首战告捷，激发了黄裳的兴趣。他素仰鲁迅先生，但生不逢时无缘求之，遂致函在台湾执教的鲁迅好友许寿裳先生，恳请他写了两首鲁迅的七律。时，他与吴晗是编者与作者关系，类属同道，友情日深。１９４８年《文汇报》一度被封，闲来无事，他便在荣宝斋买了一盒诗笺存北京吴晗处，京华人文荟萃，吴晗交际又广，常有名士过访，由他托请大家们留墨。吴晗为人热情好客，乐此不疲献力。黄裳的交际圈毕竟有限，为扩大收集范围，他又请许广平、叶圣陶、俞平伯等襄助。于是社会贤达、专家学者、文人雅士乃至戏曲名伶的手迹都成了他搜罗的对象，宏富得很。

　　众多的手迹，有的是黄裳自求，有的是托请；有的是专事而为，有的是随意而得。一次，他到沪上来熏阁书庄去玩，见店员在裱钱玄同致魏建功的手札册页，就托店伙求魏建功的字。适巧魏建功刚从台湾来沪，就住在书店的楼上，一求便得。有些名人不是书家，不大愿挥毫怕被人见笑。黄裳请张奚若和邓叔存先生握管，张先生高低不肯，又不忍心扫兴，就在笺纸上写了一封信充之；邓先生录了一首岑嘉州诗，属款“钝蛰”。巴金向不用毛笔写字的，在他的盛年还为黄裳写过一幅。在求字生涯中，黄裳只碰过郑西谛一颗钉子。他俩关系甚笃，而郑先生自谦自己的毛笔字不能登大雅之堂，黄裳的藏品中也只能以他的钢笔手迹聊以充数了。

　　黄裳的这些宝贝，“文革”中悉数被劫也罢，张东荪、知堂、梁漱溟等的字，还被作为他“结交匪类”的一大罪状，招致祸端。这些手迹，后来珠还了部分，有的就莫名其妙“蒸发”了。

　　改革开放后，黄裳突然又来兴致，重新干起“小时候干过的营生”，复请师友写字。他说他素不求画，向名人求画实质就是伸手要钱，他不干。当然，有朋友惠赐那是例外。他首先请郭绍虞先生写，当他听说郭老年迈写字时手抖，是用一根绳从屋梁上垂下吊起臂膀而书的，很过意不去，忙登门致歉。

　　令黄裳终身不安和感动的，大概要数与张充和先生的字缘了。

　　１９４７年黄裳托靳以向沈从文求字，沈慨赠。两年后，沈又惠一长幅，右下角题记说“霁清轩中三人同书”。他们是沈从文、张充和与杨金甫。书家张充和，是沈从文太太的妹妹，金甫是杨振声。在这三个人的字中，黄裳最欣赏张充和。旋转请靳以向张讨字。世事沧桑，一晃三十年，此事早已淡忘。可是１９８２年卞之琳访美见到张充和言及故人时，张充和翻出靳以的旧信，马上践约，为黄裳书《归去来辞》并附言：“奉上拙书一幅，想来你已忘记此事，因靳以４９年的信尚在，非了此心愿不可……”黄裳睹物思人，百感交集，特写《宿诺》纪念这段温馨往事。更令他铭感的是１９８４年张充和返大陆省亲，在沪上与黄裳晤叙，齿及名人墨宝时，黄裳说他本有一幅胡适题款签名的字，“文革”中怕惹事将它毁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张充和返美后将己藏胡适的《清江引》寄赠，以慰黄裳。

　　最富有戏剧性的，大概是周作人的散文集《药味集》和夹在书中的周作人题的那首小诗了。１９４６年黄裳是《文汇报》驻南京记者，时周作人羁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某日，黄裳带着周的《药味集》去“访问”周作人。采访后他请周作人在《药味集》上签名，周顺便还题了一首小诗。不知何年此书流失，黄裳四处托友人“大索”这本《药味集》，未果。８０年代某日，他到巴金先生家茶叙，巴金从楼上拿出三本书送他。说是二十年前托人从旧书店买的，现在没用了。黄裳一看有一本是《药味集》。奇迹发生了打开《药味集》，扉页上有周作人亲笔题字：“民国丙戌秋分节后一日南京，周作人。”那张“题诗”还好好地夹在书中！失而复得如此神奇，算是上苍对读书人爱书的一种回馈。

　　那本我国古典剧曲重要文献之一《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黄裳校笺出版后便捐给北京图书馆。在他收集的作家手迹中最为珍贵的是两幅鲁迅手迹：一是《立此存照（四）》手稿，一为贴在《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封面上的书签。６０年代，两件一并捐给鲁迅纪念馆。他珍藏着１９３１年９月新月书店出版的纪伯伦的《先知》，冰心译，且是冰心手校本，扉页还有冰心一段钢笔题字：“这本书送给文藻，感谢他一夏天的功夫，为我校读，给我许多的纠正。——这些纠正中的错误，都成了我们中间最甜柔的戏笑——我所最要纪念的，还是在拭汗挥扇之中，我们隔着圆桌的有趣的工作。十一，十七夜，一九三一　冰心。”该书是抗战初期黄裳在上海书摊上觅得的。“文革”中被抄走，发还时，黄裳托巴金将它送给原主。冰心复信说：“真有意外的欢喜和感激！几经离乱，赠书人和受书人的脑海中早已没有那片帆影。为了晚年的慰藉，我们向您深深地致谢！”

　　对先贤同道友人如此，对素人布衣，黄裳也不薄，他为怀念解放前一个旧书摊的小老板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书话《老板》；他在多篇文字中，为日渐凋敝、后继乏人的旧书业疾声鼓与呼，甚而提出：应该像太史公写《游侠列传》那样，为旧时代旧书商写合传。

　　黄裳，创造了一位文人与书的童话。

　　２００２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