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历史：历史文化遗迹的游记；有现场感、知识感和个人感悟。
《一条多伦路，百年上海滩》
----叶蔚
《传承》栏目－－行走历史 《传承》2008年第1期（上）
多伦路原名窦乐安路，因被光绪皇帝赐予“进士”称号的英国传教士窦乐安曾在此居住过而得名。虽然多伦路在上海地图上难有立锥之地，但它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卧虎藏龙之地，真可谓是“一条多伦路，百年上海滩”。
很难想象在如此喧哗、浮躁和拥塞的大上海，竟然会有一条如此恬静、悠闲和雅致的小路。这条小路上的风似乎很轻很柔，阳光也很明媚，这条小路边的一草一木仿佛都在渲染着一种怀旧的气息，这条小路虽然很短很也窄，但延伸而去的却是上海滩一百年多年的历史印迹和文化缩影。这条长560米、曲径道幽、街灯林立的小路，就是被誉为上海“活化石”、“红色之路”的多伦路名人街。
初冬午后的小街，风和日丽，行人稀少，虽然一切与依靠在临街的铁椅上晒太阳老人一样，显得悠闲而懒散，但我的感官神经却被一种莫名的气氛所刺激着，到底是曾经激扬在这里的文坛惊雷风暴，还是为民族的振兴而强劲地跳动过的脉博，我不得而知。因为那一百多幢风格迥异的英、法、日、荷式洋房与鳞次栉比的石库门建筑群，洋溢着的仿佛不仅仅是白先勇、张爱玲笔下的旧昔上海人家的那份温馨与浪漫，仿佛还有鲁迅的那份深刻、郭沫若的那份激情，以及孔祥熙、白崇禧等达官显贵们的那份奢华和传奇。
老电影咖啡吧里的老电影
沿着褐红色石格小路，走过一座颇具旧上海石库门风格的银灰色牌楼，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似乎在某个不经意的午后又悄然回归了。
一栋十里洋场所特有的西式小洋楼，一盏充满怀旧情调的街灯，一只被岁月封尘的邮筒，几张泛黄的旧《申报》和几幅刻画着摩登印迹的电影海报。虽然海报上的明星——王人美、周旋的笑容已被老虎窗上的光影迷醉，显得一片恍惚，但低徊在耳边的爵士老歌，以及浓郁而来的咖啡奶香，让我的记忆情不自禁地随那部三十年代放映机，在老式风扇的轮回中，转到了1927年10月的某个黄昏：公啡咖馆门前，灯影醉迷，在“蔷薇，蔷薇处处开……”的绵软柔靡乐中，不时有身穿旗袍的摩登女郎的身影从弄堂口袅过。在日本人的木屐声中，一辆人力车载着从广州赶回上海的鲁迅和许广平，风尘仆仆停靠在了多伦路景云里23号……
名闻遐迩的公啡咖馆就是“左联”作家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的许多作品都经内山书店转到进步青年的手中。93号原本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王造时的寓所，189号是中共地下党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旧居。
撒满阳光的石格小路在我的视线中无限地延伸，而我的思绪却始终在一幢西班牙式花园内（当年中华艺术大学的校址）踯躅不前。透过那一扇扇黑漆斑斑的窗户，我仿佛看到了一群热血青年正在为国家的兴旺、民族的解放而忙碌着，与此同时，在多伦路12号的简陋房子内，陈波儿、王莹等尚未成名的中华艺术剧社的“明星们”却在忍寒挨饿排演新的话剧。
1929年金秋，是多伦路历史上一个“阳光和美”的日子。上海艺术剧社在此成立，夏衍是剧社的中心人物。而夏公影响深远的译作──高尔基的《母亲》也在此时出炉。同年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书店搬进多伦路，为了躲避搜捕，鲁迅先生住进书店背后的内山寓所。
左联--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圣殿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手的革命文学团体。它在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培育进步文艺队伍，创作反映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粉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我国现代文学史、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30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的早了一些。3月2日，对于中国文学界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自鲁迅先生在多伦路201弄2号（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宣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那一刻起，一个标志着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己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命运与中国革命、民族复兴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左联旧址是一幢左北朝南、砖木结构三层楼洋房。屋前有花园，外有围墙。在楼上的“左联”展馆里，你可以发现，“左联”的成立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培养出大批文学青年投身革命之中。阿英的《夜航集》、茅盾的《子夜》、鲁迅作序的《丰收》……从1930年到1936年，7年不到的时间，480多个盟员、上百部作品，显示出了“左联”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分量。
当其他的“作家们怀着虔诚的启蒙心愿奔走在小洋房或弄堂内时，另外一群人也在坚持着他们的梦想：救亡，用纯粹的革命来改变自己和国家的命运。”
景云深处是我家
景云里是多伦路街上一条很不起眼的老式里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不仅是鲁迅与许广平的“家”，同时也是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冯雪峰、陈望道、柔石、周建人等文化名人的“家”。“景云深处是我家。”，这是许广平经常说的一句话。
面对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相杂的小路，饱蘸了文学青年热血的鲁迅，在极度悲愤中写下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同时由他主编的《语丝》，《萌芽》，《朝花旬刊》等散着热血及油墨香的刊物，开始由景云里流向多伦路，再由多伦多流向上海，乃至全国；而众多有理想的文学青年则从四面八方涌入了鲁迅先生位于景云里的那个石库门小家。
当年，单身的柔石与鲁迅住得很近，因此在许多的黄昏或午夜，在那条狭窄阴潮的弄堂里，经常能看到柔石那忧郁而悲愤的身影。1928年除夕，在鲁迅先生家吃完年夜饭后的柔石在日记中写道：“夜饭的菜是好的，鸡肉都有，并叫我喝了两杯外国酒。饭后的谈天，我们四人几乎从五千年前谈到五千年后，地球绕了一周，什么都谈，文学、哲学、风俗、习惯，同回想，希望，精神是愉悦的。”，而这种愉悦的心情，对柔石来说是相当的难得的。1928年春未，刚完成《莎菲女士日记》、《梦珂》的丁玲走进了景云里叶圣陶的小屋，恍然大悟的叶圣陶方知丁玲是位女性，于是不善言辞地说：继续写吧、认真地写，而一旁的胡也频却哈哈大笑。
夕阳西下，微风吹过法国梧桐的树梢，幽静的小路被温煦的阳光映照得一片斑驳。在飘摇的光影中，一个个高大而不朽的身影突兀而出：悲愤而执着的柔石背对着夕阳，热情而温雅的冯雪峰在沉思，童趣而聪慧的丁玲挥笔疾书，郭沫若搬进了景云里，并完成了《浮士德》翻译，茅盾“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小楼里完成了他《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任《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把沈雁冰的笔名由“矛盾”改为“茅盾”，并为丁玲、施蛰存、巴金等后来的文坛巨星编发处女作，同时他的《倪焕之》、《多收了三五斗》问世。
夕阳渐渐地西沉了。华灯初上，一轮新月在天边。走在名人街的尽头，回眸身后树影斑驳小街和街旁的那一座座被射灯渲染着铜像雕塑，我感到自己的情绪正被有一种将要逝去的感觉所围困着，虽然我明白逝去的只是一种感觉而已，与那些名人们的一个身影和足迹无关，但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自己的心头空荡荡的，或许再次踏上多伦路的时候，这种感觉就会烟消云散了，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