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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松江书家之兴衰(张金梁)

(2019-02-23 16: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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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文化

  明代松江书家之兴衰(章三节一) 

“中书体”鼻祖“二沈”

“二张”的狂草书风

最得宠的朝廷书家张电

“松江”、“吴门”书法之争 

明代的松江府,古“华亭”,又称“云间”。《元史》云:松江府“唐为苏州属邑,宋为秀州属邑,元至元十四年升为华亭府,十五年改松江府,仍置华亭县。” [1] 松江书法在明初便占有重要位置,由元入明的著名书家陈壁、朱芾都是松江人。陈璧是位各体俱善、颇重法度的书家,从流传的作品看,姿媚蕴藉骨力较弱耳。 [2] (如图90)朱芾当时与陈文东齐名,颇为朝野所重。 [3] 朱氏善篆书,自视甚高,将所书瘗之细林山中,题曰“篆冢”,故知行为怪异而对书法颇为自负。其在洪武初先官翰林院编修,后来因善书改为中书舍人,与宋璲、詹希原、揭枢、卢熊、朱吉等,俱为以书法知名野。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陈璧的声誉似乎比朱芾大, [4] 实际上两人书法各具千秋,皆为明初松江有影响的书家。

到永乐时,松江书法在朝廷显得特别突出,其中“二沈”成为整个明代朝廷书法的鼻祖。沈度(1357-1434),字民则,号自乐,松江人,是“中书体”书法的主要创造者。永乐初编修杨弘济以善翰墨荐之,官翰林典籍,预修《高皇帝实录》,承命书《孝慈皇后传》及《古今列女传》,累官翰林院学士。沈度书法学宋克、赵子昂,参师“二王”,真行草隶皆精。楷书婉媚飘逸,雍容规矩,永乐帝誉为我朝王羲之 [5] (如图91)沈度弟沈粲(1379-1453),亦工书,沈度“尝言于上云:臣有弟粲,其书胜臣,遂被征用”。 [6] 初为翰林院习书秀才,永乐十年授中书舍人,官至侍读学士、大理寺少卿。“二沈”同供事于文渊阁,世称大小学士, 永乐帝目之为我朝羲、献 [7] “二沈”书法为朝廷所重,成为朝野竞仿的对象,左右了永乐之后的朝廷书风,是华亭书家在明代朝廷最为显赫的时期,松江书家之贵,大都认为以“二沈”为最。

由于“二沈”以书显贵,成为地方区域羡慕学习的对象,而当时攻书者每以得到“二沈”指点为幸。于是,社会上、家族中习书之风大涨。后来华亭以书法名于朝者较多,与此大有关系。沈粲门人陆友仁,名辅,以字行。“善楷书,官中书舍人,迁礼部主事。” [8] 在当时以书得官,颇有名气。朱孔晹,字廷辉,松江人。永乐时以能书荐,官至顺天府丞。孔晹之族弟朱铨从之游,亦“以楷书鸣当世”。 [9] 后被永乐帝选写金字经而入翰林,官至刑部侍郎。此时在松江还出现了“金氏父子”、“张氏兄弟”、“俞氏三代一婿”等书法世家,成为书坛美谈。金铉,字文鼎、尚素。书画皆极有造诣,洪武中被征至京师不仕。其子金纯,字汝砺,精楷书、章草,官中书舍人。 [10] 父子皆善书,子以书入仕而贵,可谓书法世家。张黻,字孟著,书学陈文东,劲健有法,永乐中以楷书授中书舍人,至礼部员外郎,“行、草、隶书咸入妙品”。张黼,字孟昭,黻之弟,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官中书舍人、南刑部主事,官至应天府丞,“篆隶得秦汉遗法,非流辈所及”。 [11] 张氏兄弟皆善书,而走了两条不同的入仕道路。兄以书学举荐,弟为进士及第,而皆因善书曾官“中书舍人”,路途有别异曲同工。俞宗大,善楷法,以荐授中书舍人,官至吏部郎中。子俞珙,亦以书学为中书舍人。孙俞顺亦能书,仕终南京鸿胪寺丞。宗大之婿宋瑮,字克纯,号菊存。少游京师,从妇翁俞宗大学楷书,正统乙丑举进士,拜御史。 [12] 一家三代及婿四人皆以善书名,为明代所罕见。

正统之后,松江“二钱”书名大振。钱溥字原溥,华亭人,正统十四年进士,授检讨,成化中为南京吏部尚书,谥文通。 [13] (如图92)钱博,字原博,溥之弟,正统乙丑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终四川按察使,《松江志》谓其“工古文词,善楷书、行、草”。《艺苑卮言》谓钱溥、博兄弟书法“真行出自宋仲温而少姿韵”, [14] 符合实情。此时书风与“二钱”相近而有名者还有黄翰,字汝申,永乐壬辰进士,宣德中为山东按察使。《松江志》谓其“诗文豪健敏捷,字画亦遒劲,行草题署得名” [15] 。另有徐观,字尚宾,少工翰墨,正统辛酉举于乡,游国学,授武选主事。文才书名益著,“交南、朝鲜诸国使者至,购其书以为荣” [16] ,应属游于艺而有成者。

成化之后,松江出现以张弼、张骏为代表的草书家,于“中书体”之外别树一帜,对当时流行的赵子昂行书冲击很大,世人学书的审美观点也随之发生变化。 [17] 松江除“二张”外还有朱应祥、曹时中等也以草书出名。朱应祥,字岐凤,号凤山,成化丁酉以岁贡为南畿,“书兼数家,遒劲有法度,尤长于题壁” [18] 。曹时中,号定庵,成化进士,官至浙江佥事。博学多通,以诗律名,“尤工书,晋唐名家皆能以意会,怀素、宋克则爱而摹仿者,晚年益精小楷,虽手简家稿亦不苟。尝云:‘自少至老已觉世味浅薄,唯学字一事可以消日 [19] 。其兄名泰,景泰进士,不仕,以词翰自娱至老,时人语曰:“富林二曹,一时人豪”,可谓是真正以诗书消日者。

嘉靖时穆宗特好求道,故对于青词书写也非常讲究,宫廷书家一时大贵,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也选拔能写者为之。陆深(1477-1544),字子渊,号俨山。学益宏伟,乡试解元,弘治十八年进士,官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学士。因其长时间职掌詹事府、翰林院,所以文名书法在朝野影响很大。大学士夏言谓其:“书法妙逼钟、王,比于赵松雪而遒劲过之。”乡人书家莫是龙曰:“文裕自言:‘吾于吴兴同师北海,海内人以吾为取法于赵,是意不安于赵也。究论其风力,实出吴兴之上。’”《云间志略》则云:“陆深真行草书如铁画银钩,遒劲有法,颉颃北海,而伯仲子昂,一代之名笔。”“识者谓公赵文敏后一人,非谀词也。” [20] 评价之高,可见一斑。陆深的学生张电,以善书被征于朝廷,在当时成为又一个被皇帝特别宠爱的宫廷书家。张电(1497-1547),字文光,号宾山,上海人。年十三则能为文,稍长以疾弃去,“学书于文裕,文裕于古名家号能通其秘,语人率莫能知公。独日有得其笔法,宗李北海而规模沈氏,故其书首为少师邃庵杨公桂洲夏公所称,而尤知于上。夏公言为宗伯,尝以上所制《大明集礼》序属公书,上一见嘉之。继为夏公书《冠服图》小楷,赐白金若干。遂以第一人,荐入史馆。国家于士能书者,既拔其尤,置内阁东西两房,而文华、武英亦多以选入直。其于时进最后,又未有官。然上则知之,皇史宬建,特命公书扁悬之。诸先辈亦自愧叹,以为不能及。诏赐金币,授鸿胪寺序班。” [21] 特受嘉靖帝喜爱,官至礼部左侍郎兼正字。成为明代待遇最高的朝廷书家。(如图93)

明末松江书家颇多,且整体水平也很可观。莫如忠,字子良,号中江,嘉靖二十九年进士,累官至浙江布政使。董其昌则云:“吾乡莫中江方伯书学右军,自谓得之《圣教序》,然与《圣教序》体小异,其沉着逼古处,当代名公未能或之先也。予每询其所由,公谦逊不肯应,及余己卯试留都,见王右军《官奴帖》真迹,俨然莫公书,始知公深于‘二王’。” [22] 莫如忠之子莫云卿(?1587),初名是龙,后得米芾“云卿”二字,便以为字,后以字行。十岁能诗,有“神童”之誉,补博士弟子。工诗文,精书法,善于临摹。楷宗钟繇,行草宗“二王”、米芾,偶参苏、黄笔意,亦受其父影响。偶作狂草,师山谷而多出侧锋,任笔为形,志在适情足意。(如图94)莫氏父子之书为时人所重,特为松江人所推许,董其昌《容台文集》谓云卿书:“风流跌宕,俊爽多姿,酝酿诸家,匠心独运。如五陵豪侠,宝剑金丸,意气自喜。”“故当时知廷干者,有大令过父之目,然吾师以骨,廷干以态;吾师自能结构,廷干结字多出前人名迹。此为甲乙,真如羲献耳。” [23] 董氏以莫氏父子比之羲、献,不无过誉之嫌。莫氏父子流传墨迹颇多,后人将其合刻成《崇兰馆帖》六卷流传。

明末名士陈继儒,著述等身,其书法亦造诣匪浅。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顽仙、雪堂、白石山樵等。自幼颖敏,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三吴之士争欲与之交。年二十九,取儒衣冠焚之,结茅屋于昆山之阳,而周旋于官绅之间,曾遭时讥。后筑室于东佘山,杜门著述,屡见召,以疾辞。并专意刻印古代珍书秘籍,然私意删改,为世所怨。其书法师苏东坡,于苏书虽断简残碑,必极搜采,并曾亲手集摹刻之,成《晚香堂帖》。亦学南宫笔意,故书法风格“在苏米之间”。 [24] 书法与董其昌相仿佛,以行书流传最多,其结体修长俊逸,用笔侧放奇险,米意应占主流。当时影响较大,成为华亭书法之后劲。(如图95)至于董其昌书法,则毫无不夸张地说,其不但为明末松江书法增加了一道明亮的光环,也成为公认的明代帖学的殿军。

王世贞《艺苑卮言》云:“吾吴郡书名闻海内,而华亭独贵。” [25] 王世贞此论是关于书法的价值取向问题,涵义应该有二:一是关于社会影响。“名闻海内”是指书法在全国有声望。而产生声望的原因与朝廷的功名利禄没有关系,是一种社会性的、发自士人自身和纯书法艺术的影响所决定的。其虽然受审美观点的一定制约,但较少掺杂非书法因素。它的成名必须是社会群体的认可,能让书法界自觉接受和共同承认;二是“贵”的界定。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功名利禄的作用。例如必须入仕为官、官至高品、受皇帝宠爱、赏赐异常丰厚、光宗耀祖、特殊待遇众多等。其决定的因素是皇帝朝廷,即官方行为,通过朝廷官方的宣传作用,而闻名天下。但这种闻名是被动的,是官云亦云的。比较二者,前者是由小到大、由下而上逐步影响,其赏识和服务的对象是士人,故而在社会上宣传的面很广,即所谓有“名声”也;后者则为由上而下、由朝而野,其赏识和服务的对象是皇帝和朝廷,市井中难得一见,因此其显得比较“尊贵”也。

明代松江、苏州地处毗邻,经济文化皆为江南重镇,名人辈出,成为地方的骄傲。华亭、吴中两地早就出现书家自褒家乡之语,带有相互竞争的意向,不过早时比较含蓄,后来则公开化。祝允明《书述》议论书家用词刻薄,涉及松江的陈璧、黄翰、“二钱”、“二张”,大都批评刻薄,然对“二沈”还留有余地,谓“松人以沈氏遗声,留情豪墨,迄今犹然,然金玉一出而已” [26] 。而在评价吴中徐有贞、吴宽、李应祯时,则言语婉转平和,表现出了一定的贬外褒内的倾向,出现了将吴中书家与松人对比争胜的趋势。何良俊为松江人,其在《四友斋丛说》中亦涉及两地书法的问题:“吾松在胜国与国初时,善书者辈出,如朱沧洲、陈谷阳,皆度越流辈。”“国初诸公皆有善书者,但非法书家耳。其中惟吾松‘二沈’,声誉藉甚,受累朝恩宠。然大沈正书仿陈谷阳,而失之于软;沈民望草书学素师,而笔力欠劲。章草宗宋克,而乏古意。此后如吾松张东海,姑苏刘廷美、徐天全、李范庵、祝枝山,南都金山农、徐九峰,皆以书名家,然非正派。至衡山出,其隶书专宗梁鹄,小楷师《黄庭经》,……乃知自赵集贤后,集书家之大成者衡山也。” [27] 此在推崇松江“二沈”的同时,批评了吴中部分书家“非正派”,但最后又将书法最高成就的桂冠,加到了吴中文徵明头上,评论基本处于公允,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地域上的褒贬。到王世贞时,松江书家凋疏而吴门书家大盛,其在《艺苑卮言》中便明显地表现出吴门书家胜松江书家的看法:“天下法书归吾吴。”“吾吴中自希哲、徵仲后,不啻家临池而人染练,法书之迹,衣被遍天下,而无敢抗衡。云间虽陆子渊能振其法于寥响之后,缘门户颇峻,师承者少。” [28] 至此,吴门便有继松江书家之后称霸书坛的心理,这也是后来松江书家专门与吴门书家做比的缘由。时至明末,吴门书法衰落,松江莫氏父子、董其昌、陈继儒以书法名世,声价渐在吴门书家之上,这些人又大力宣扬松江书家。

陈继儒为松江名士,与董其昌一朝一野,名气相当。陈氏为宣传松江书法更是不遗余力,有题《崇兰馆帖》云:“今天下墨池一派,推重三吴,而吾乡独以工书遇主,前有‘二沈’,后有‘二张’。沈公度至学士,粲起翰林至大理少卿,张公天骏至大宗伯,电至少宗伯。其后如张南安,以草书胜,得素、旭笔。陆学士俨山,以行楷胜,得李栝州、赵吴兴笔。自莫方伯父子出,声实烜赫掩其上。今展玩《崇兰馆帖》,神明焕然,真莫氏之山阴羲献也。吾乡书家如任子明仁发、王伯静默、朱孟辨芾、陈文东璧、卫立中德辰、章共辰弼、曾心传遇、顾谨中禄,皆名载书史,而以子孙凋零,无从简括其一点一画,若后有贤者,如君全兄弟,岂至化为太山无字碑哉!故吾表而出之,庶几托莫氏以不朽云。” [29] 陈氏在论及松江书家时比较激动,故而书家的早晚顺序等颇有颠倒处,但其宗旨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夸耀松江书法源远流长。

事实证明,松江、吴中书法彼此有说不清的渊源关系。如明初吴中宋克为“三宋”之首,在松江居住时间较长影响亦大。“二沈”、“二钱”、张电等,都是参学宋氏书法而有成者。松江张弼以狂草名世,后吴中的祝允明、陈淳皆受到一琮影响。 [30] 由此可见,松江、吴中书法并不孤立,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学习相互渗透的过程,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1] 《元史》曰:松江府“唐为苏州属邑,宋为秀州属邑,元至元十四年升为华亭府,十五年改松江府,仍置华亭县。”明代因之,仍设华亭府,领华亭、上海、青浦三县。文人嗜古,因此在议论此地书家时经常提及“云间”、“松江”、“华亭”“上海”等地名,严格地说稍有区别,广义上皆指的是“松江府”这一地域。在整个明代,此地出现了很多书法名家,是著名的书法重镇。

[2] 陈璧,字文东,号谷阳。洪武间以秀才任解州判官,调郴州卒。博学能文,《华亭志》谓其:“尤善篆隶真草,流畅快健,富于绳墨。”《松江志》载:“宋克游松江,陈文东尝从授笔法,吴僧善启谓‘宋笔正锋,陈多偏锋,以是不及’云。”《续书史会要》谓其:“真、草、隶、篆流丽遒劲,入于神妙,与‘三宋’齐名。用笔俱从怀素《自叙帖》中流出。”现流传有陈氏的草书《赠孟桓诗轴》、《临张旭秋深帖》等,循规蹈矩笔笔中锋,较宋克变化多端的线条及落笔纷披、正侧互用、古朴老辣的用笔,差之颇多。参见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81682页。

[3] 朱芾,字孟辨,号沧州生,华亭人。少从杨维桢游,洪武初聘于朝,初官编修,后因善书改中书舍人。其与学士宋濂友善,颇得朱元璋宠爱,日侍便殿。《松江府志》谓其:“才思飘逸,工词章,兼善翰墨,真草隶篆清润遒劲,风度不凡。”《续书史会要》评其书四体“俱有古则”。 参见朱谋垔《续书史会要》,《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475页。

[4] 何良俊云:“吾松在胜国与国初时,善书者辈出,如朱沧州、陈谷阳,皆度越流辈。……《书史会要》中评朱沧州为‘风度不凡’,陈谷阳为‘富于绳墨’,余以为陈谷阳出于沧州之上远甚。盖朱诚有风度,亦兼善四体书,但不如陈之法度精密耳。余尝有陈谷阳书一卷,四体书皆备,其正书一段酷似欧阳率更,行草则渐逼大令,篆书亦入格。又有其书疏头二通,全学松雪,极疏爽可爱。又尝见其章草书《竹笔格赋》一篇,在舍弟家,殊有古意,出宋仲温上。世评谷阳书为八宝中之水晶,又以为得书法于三宋,此皆不知书,妄为此谈耳。”参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97年,第251页。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七十四《跋王守溪所藏古墨林卷》亦云:“文东国初名笔,松人宗之。”他们将朱、陈二书家进行了各方面比较,认为朱氏为优,颇有道理。

[5] 杨士奇《东里集》凡玉册金简,用之宗庙,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贞石,传于后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公书。”王世贞《艺苑卮言》谓宣德帝书出自沈华亭兄弟,“令太子诸王咸习焉”。 朱谋垔《续书史会要》宣德帝谓沈度书丰腴温润,真盛世之气象孝宗皇帝酷爱沈度笔迹,日临百字以自课,又令左右内侍书之。帝王们的喜爱,使沈度书法一直风行朝廷书办,成为“中书体”书法之祖。参见倪涛《六艺之一录》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89页。

[6] 倪涛《六艺之一录》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12页。

[7] 参见《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479页。《明史》记“二沈”书法:度以婉丽胜,粲以遒逸胜。朱谋垔《续书史会要》载:永乐帝谓沈度、粲兄弟为我朝羲、献。沈粲楷书不与兄争胜而流传较少,苏州虎丘《云岩寺碑》为其四十六岁所书,清秀劲健灵活生动,大有王献之、柳公权、宋克之风韵,较其兄在韵味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草书有《千字文卷》、《五言诗轴》等传世,清秀闲雅,瘦硬遒逸,颇得怀素之三昧。而《应制诗轴》等楷行草相掺之书,功力深厚,意趣横生,得宋克破体书之意绪,惜笔力稍弱耳。

[8] 倪涛《六艺之一录》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42页。

[9] 永乐时召四方善书之士储翰林院,孔晹幸在其中,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十六《恭題朱孔昜所受勅命後》载:永乐十年承命书“大善堂”匾称旨,授中书舍人。永乐迁都北京,“宫殿成,禁匾皆孔晹书,遂升编修。孔晹历事四朝皆以法书被知遇,升春坊中允”,以顺天府丞致仕。孔晹书有《白云观碑》、《崇福寺碑》等作品流传。参见倪涛《六艺之一录》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

[10] 倪涛《六艺之一录》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90页。。

[11] 朱谋垔《续书史会要》,《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480页。

[12] 倪涛《六艺之一录》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23743页。

[13] 朱谋垔《续书史会要》,《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481页。《续书史会要》谓其:“小楷、行、草俱工。”王世贞《三吴楷法跋》:“原溥书盖宋仲温派也,硁硁负峭骨,所乏者,姿耳。”

[14] 参见王世贞《艺苑卮言》,《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76页。《詹氏小辨》亦论曰:“国朝楷草,推‘三宋’,首称仲温,然未免烂熟之讥,又气近俗,但体媚悦人目尔,‘二沈’‘两钱’承之。盖就纤浓遂成云间字习。” “二钱”虽然不在宫廷书办为官,但其书因学宋克与“二沈”气格相同,骨势不足而熟媚有余,颇受朝廷官员赏识。

[15] 朱谋垔《续书史会要》亦评云:“翰善隶书,尤工章草,笔力雄健而有则,与宋仲温相仿佛耳。”其有行书《王绂画竹跋》长卷传世,点画遒劲功力深厚,略乏意味,为赵子昂法所缚。黄氏为人苛刻刚忿,颇不为乡评所归,作品流传稀少当与此有关。参见倪涛《六艺之一录》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27页。

[16] 《佩文斋书画谱》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16页。

[17] 傅申云:“沈氏兄弟之后,松江出了一些次要的书法家,即上文中祝允明提到的那些人。直到下一代张弼出现后,草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张弼一反他家乡松江盛行的风格,他主要写狂草,倾向于去除章草的成分,他的作品,完全背离宋克、陈璧、沈度、沈粲等人所代表的元末明初阶段的传统。张弼的书法标志着一种新倾向的开始,到祝允明时达到顶峰。”傅申《海外书迹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第4445页。

[18] 参见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35页。另韩昂《国图宝鉴续编》谓朱应祥“草书与东海、南山并为时重。”此时草书多重态而乏质,“二张”亦不例外,朱氏也难脱俗,虽记其书法当时与张弼、张骏相仿佛,但就影响而言,还不能与“二张”相提并论。朱氏有《晋唐风致画跋》及《逸老堂铭》分别刊入《玉虹鉴真续帖》及《宝翰斋国朝书法》中。

[19] 曹时中之兄曹泰,景泰进士,及第不仕,以词翰自娱至老,时人语曰:“富林二曹,一时人豪。”可谓少有的重功名而轻利禄者。参见朱谋垔《续书史会要》。

[20] 陆氏当时官贵职文,容易在朝廷上下造成影响,除其书艺本身外,书以人贵也是不可轻视的原因。现有不少陆氏书法作品传世,如长卷《秋兴八首》、《郊斋诗二首》等,从中不难看出,陆氏之书得之于北海、子昂及《圣教序》,亦受近人影响,长于收而弱于放,儒雅有余而气势不足。其同邑陈继儒题《陆子渊白雁诗卷》云:“文裕公尝云,我与松雪翁同参李北海,其自负如此。然实从吾乡沈学士得来,故梁叔宝之与先世墨迹并藏,不作野鹜视也。若白雁诸诗,气骨高迈,变化感怆,直可平抗海叟矣。”颇为公允。陆氏之书之所以被宫廷士大夫所喜爱,是因其风格中和,比之“中书体”貌新而法度规整,陈继儒谓其得之于沈度,却为高见。其比之赵子昂个性及功力皆逊一筹,位置当于南海翁相雁行。以上对陆氏之评皆参见倪涛《六艺之一录》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17818页。

[21] 见焦竑《献征录》卷二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5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8189页。在张电之前,同邑张骏曾因附属刘瑾得官礼部尚书而脸面无光,张电以书办官被皇帝擢升侍郎并得兼职,在明代实属少见。张电师陆深而通其笔法,宗李北海而规模沈度,正如王世贞《艺苑卮言》所论:“极圆熟妍美,所取显重者,仅姜氏体耳。”他是继姜立纲之后,又一位“中书体”的代表人物。

[22]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45页。《松江志》“书法以二王为宗,尤工草书,势若龙蟠虎卧。”《艺苑卮言》云:“莫布政如忠,行草风骨朗朗,亦善署书。”莫氏官高人善,书法声誉颇高。

[23] 参见董其昌《容台文集》卷三。王世贞《艺苑卮言》云:“是龙小楷精工,过于婉媚,行草豪逸有态。”董其昌以老乡之谊,对莫氏父子颇多褒扬,于是便显得王世贞之评比较公允。

[24] 秦祖永《桐阴论画》,见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86页。

[25] 王世贞《艺苑卮言》,《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76页。

[26] 祝允明《书述》,《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75页。

[27]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97年,第352页。

[28] 王世贞《艺苑卮言》,《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80182页。

[29] 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卷十七,刻本。

[30] 傅申云:张弼的草书“标志着一种新倾向的开始,到祝允明时达到顶峰”。参见《海外书迹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第45页。王世贞《艺苑卮言》云:陈淳书法“结构多疏,亦‘南路’之滥觞也”。皆谓吴书法受松江张弼书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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