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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躁的时代——理学与心学(张金梁)

(2018-12-12 21: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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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文化

教育

章二  浮躁的时代     

节一  理学与心学

道学正脉与书法复古

意足而奇溢,使之熟于道,两位哲人的书法思想

发乎情性、由乎自然,心学是明代中后期书法变革的动力

极端主义书法

 

明朝建立后,元末流行的“理学”思想及书法的复古主义,自然而然的被接纳入新朝廷的文化之中。理学的主旨是将天、命、性、心统一于“理”中,在宇宙观和认识论上,特讲理气、道器以及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大力宣扬“格物致理”;在道德论和历史观上,提出道心即人心,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天理普及就是王道盛世,人欲横流便是历史的倒退,用“理一分殊”之说,来论证封建等级制度和纲常的秩序的合理性。其落实到社会的意识形态上,表现出了伦理和哲理两个层面,[1]伦理者是建立在朝廷及家庭之上的规则,带有一定的法律效应;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问题,限制着人们对于世态情形的认识方法和评判标准,这必然要对当时的社会文化及艺术产生重大影响。明朝的皇权独裁及保守无为,与此有很大关系。

朝廷政治思想和文化形态的确立,大都是通过吏制和科举考试去实现。朱元璋创建明朝后,规定以八股文取士,颁布考试内容为《四书》、《五经》。[2]朱元璋之子燕王朱棣,通过靖难推翻建文帝而登上皇帝宝座,为了尽快消除谋反篡位嫌疑,稳定局面,一面对不为己所用的建文旧臣大加杀戳;一面开局修书体现文治,将在野的文人名士以“明经”、“孝悌”、“善书”等举荐于朝廷使用。“命儒臣纂辑《五经四书大全》,其中作述传注引证等项,惟宋儒周子、两程子、朱子、张子、邵子为多,可见理学大明。”[3]从此,理学便成为明代法定的学术思想和科举考试的论说依据。薛瑄是著名的理学家,其成功与家庭的重点培养有关。其父“闻之魏、范二老先生深于理学,乃礼延于家,供子弟职,日与讲习周、程、张、朱性理诸书。久之,叹曰:‘此道学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诗赋,专心于是,至忘寝食。” [4]朝廷的提倡和名利的驱使,社会上崇尚理学之风大炽,普及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像王阳明所说:“今晦庵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即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5]于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及行为规则便以理学为标准,大大束缚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

书法是一门能体现社会风尚而可塑性极强的艺术,它一直作为两种身份而存在着,一是其自身的艺术观赏性,二是朝廷政治及科举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应用工具。“理学”观念的提倡普及,自然而然地会渗透到艺术理论和创作中。与当时诗文被“台阁体”风气左右一样,书法也被程式化的“中书体”束缚。可以看出,理学在此充当了将文化艺术进行政治化的催化剂,大众文化被强大的朝廷理学文化所吞噬,朝廷审美主宰了大众审美,普天之下唯理是尊、一花独放矣。永乐时还有《性理大全》一书面世,其中有“字学”一节,专门对程颐、朱熹、张载等“理学”大师的书法认识进行宣扬:“问:何为书穷八法?曰:只一点一画皆有法度,人言‘永’字具八法。”[6]明代理学家们对此承袭不二,如张绅谓“写字正如作文,有字法,有章法,有篇法;终篇结构,首尾相应。”“凡写字,先看文字宜用何法,……然后寻古人写过样子。”[7]在对法度反复强调的同时,张氏向人们传授了一个经验,就是凡写字便寻古人写过的“样子”,书者被古人法度改造成为按程序书写的机器了。永乐二年,曾棨以文翰俱佳中状元,其论书曰:“大抵作书须结体平正,下笔有源,然后伸之以变化,鼓之以奇崛,则任心随意,皆合规矩矣。”[8]“有源”、“规矩”是当时人们习书的主旨,连当时最有影响的天才官员解缙,论书也大称“师传”和“工夫”。[9]这都充分说明,明代前期的书法审美意识,完全被“理学”思想占领,根深蒂固难以冲破。还值得一提的是,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书法史上的风尚惯性也起到一定作用。明初书法是元末复古书风之余波,与明朝廷对理学思想的提倡不谋而合,相互作用彼此支持,风气愈演愈烈。[10] 整个社会上的大众书法被“中书体”书风同化,千字一面千篇一律的书写充满朝野,彰显个性的书家极为罕见。(如图71)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后,明朝统治开始走向衰落,朝廷文化大为减弱,虽然“中书体”仍然占据朝廷,但人们的审美观念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待陈献章的“心学”出现,不但对理学产生了有力的冲击,也为书坛带来了新的气象。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因居广东新会白沙里,世称“白沙先生”, 著名心学大师。[11] 陈氏书法真、行、草皆工。楷以欧、褚等唐人为主,行、草师二王及苏轼、米芾等,最有特色的还是其独辟蹊径的茅龙书。其弟子张诩《白沙先生行状》记曰:“公甫能作古人数家字,束茅为笔,晚年专用,遂自成一家,时呼为茅笔字。得其片纸,藏以为家宝。交南人购之,每一幅易绢数匹。”[12] 茅性硬刚,难于摄墨,且贼毛众多,很难把握。白沙经长期实践,游刃有余挥洒自如,佳作频出。如上海博物馆藏有其《自书诗卷》(如图72),为茅龙笔所书之精品,颇具米南宫之神韵,枯中生润,刚中寓柔,飞白缭绕,茅锋时现,章法自然,大气凝练,令人叹为观止。

初时白沙因毛笔不能供应而“茅君稍用事”而已,但经过探索试尝,白沙先生的茅笔书法便“入手称神工”。茅龙笔的质朴,与白沙非常相近。这位满腹经纶学人莫不崇敬的心学大师,何尝不是生于山野而用之于山野的茅龙笔,茅龙便为白沙,白沙便为茅龙,两者合二为一神气相通,出现佳作在其必然。白沙亦有不少用毛笔书写的作品传世,静谧圆活和气袭人,略嫌局促。当提起茅龙笔时,如面对一匹野性难驯的良驹,只有平心静气使出高超的驾驭能力,才能使其奔驰如电日行千里。这恰好弥补了书法上因主静所带来的缺憾,使书法产生奇异效果。陈氏的茅笔书,不惯于书写绢料,[13] 这是因为其物美价贵,在心理上有所顾及有关。

白沙没有长篇论书之作,其书法思想大都寓于其诗文中,皆充满了心学哲理:“余书每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此吾所以游于艺也。”[14] 此论将动与静、放与收、留与不留、法与不囿、肆与不流、拙与巧、刚与柔,这些矛盾对立面,能将其统一在笔墨之中,则妙生焉,静居焉,势奔焉,奇溢焉,其中蕴藏着儒家传统的“中和之美”和“中庸”之道。将书法创作的目的定于陶情养性无意出名,已经比社会上以此为标榜资本者,境界高出许多,此也正是儒家“游于艺”的具体表现。白沙是以治学求道为宗旨,而将书法亦作为求道修业的功课去对待,不是以其为目的,本末明确,故而无功名之累,无利禄之苦,可以写心。[15] 此时正值陈献章之友张弼以大草名世,很多人加入到了追逐“南安体”的队伍中,人们被“中书体”压抑已久的心境用草书得以发泄。正德帝不重朝廷文化,人们的审美意识逐渐开始改变,市井中的书家茁壮成长并受到了社会的认可。而此时王阳明“心学”大显于世,对在野书法突出个性与朝廷“中书体”执法不变形成分庭抗礼局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学者称为“阳明”先生,余姚人。其父王华,成化十七年状元,累官学士,南京吏部尚书。王明阳是历史上少有的思想家,其对道的追求是舍生忘死的。他认为“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因此“致良知”的方法,不是从外部知识中寻找道德提升和心灵澄清,而是强调独立思考“反求诸己”,来挖掘自己内在心灵固有的灵明,从而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让事物存在个性差异具有合理性。 [16] 葛兆光认为“王学则是在程朱之学已经笼罩的语境中产生的”,“是宋代理学的延续”,但其之所以最终能超越理学而自成体系,则主要体现在其对“心”的重新定义和“致良知”的发明上。“于是,这种有情有欲的人就在这种理论合理性背后,寻找到了释放甚至放纵自己的理由。” [17] 从实际情况看,阳明心学面世后,虽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轰动,但不断遭到理学卫道士们的抨击和朝廷的禁止。 [18]

最初“心学”的出现,只作为理学的另一种形式而发展,并没有阻碍朝廷和社会上层对理学的尊崇,即便到了明代中期吴中书家大显于世,理学仍然占有社会主流,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文人墨客,这在当时书家评论中可见一斑。如吴宽云:“称善书者,必曰师钟、卫,……要之于理,又不能外颜、柳而他求。”[19] 王阳明本身来说,也没有将艺术真正地推到完全个性化的境地,而是将艺事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定义,他说:“艺者,义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20] 他认为艺要合宜于理,调习此心,才能熟之于道,其中心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关于阳明书法,《绍兴志》曰:“新建善行书,出自《圣教序》,得右军骨,第波竖微不脱张南安、李文正法耳。然清劲绝伦。”此评甚为确切。[21] (如图73)阳明行书着力右军,功力深厚神采飞扬,可谓善学者。至于张弼及李东阳的影响,从流传下来的墨迹看,表现在草书中略为明显。当时阳明以学问人格功德名天下,对文人们大都操作的末技书法不甚关注。[22] 平心而论,王阳明书法的成就与其学问、功绩是没法相比的。特别是其所提倡的“心学”,成为明代哲学的核心。但由于心学重主观能动性,所以王阳明之后,众弟子各执一端而自立学说,其中以龙溪王畿和泰州王艮最有代表性。[23] 而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之论,将儒家修身的精英文化推向了庶民阶层,使修身成为一般平民百姓的自觉追求,赢得了社会下层人们的欢迎和普遍接受。布衣学者、市井艺术、职业书画家等大量出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人生价值标准,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书法理论上,项穆《书法雅言》曰:“字者,孳也;书者,心也。字虽有象,妙出无为;心虽无形,用从有主。”并设有《心相》一节,专论心与相之间的主次关系:“书之心,主张布算,想象化裁,意在笔端,未形之相也;书之相,旋折进退,威仪神采,笔随意发,既形之心也。”[24] 将阳明心学的“心外无理”之说,完全融化于书论之中。费瀛《大书长语》对书法有正心、心悟、通变、真态、神气、乘兴等专论,多从心学中来,谓“学书自做人始,做人自正心始。未有心不正而能工书者,即工,随纸墨渝灭耳”。并主张临池不可专习一体,要广采博取遍学诸家,“超出畦径之外,别开户牖,自成一家,斯免书奴之诮。”“始焉各有师承,及得意外之旨,变通无方,若神龙幻化,法象照然,而观者初不知其出自何家,书之品格始入神妙。苟束于教而不能遗法以见意,依样葫芦,随人步骤,即令逼真,是亦叔敖之优孟耳。”[25] 不难看出,摆脱法度约束而独出心裁是主要观点,也正是从“心学”中得到启发而来的。徐渭曾师事季本、王畿,是阳明心学的再传弟子。其以狂放的文艺实践,为后世所称。[26] (如图74)李贽是王艮的再传弟子,他提出了超绝世情寻求本真的“童心说”,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进一步阐明他的审美观点:“盖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言矫强而改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仪,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为美耳。” [27] 其中追求个性解放,反对教条做作的观点如晴天霹雳,使学子文人振聋发聩,一种有别于先前的人生观及文艺思潮不期而至。董其昌与李贽称莫逆之交,思想亦深受心学影响较大,故而论书画亦主张突出个性大胆创新。[28] 另外,陈继儒《眉公集》、赵左《论画》、李日华《味水轩笔记》等书画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心学的影响,为推动书法摆脱法度表现性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显而易见,明代中后期心学的兴盛,启发书家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使书法挣脱功名利禄的束缚,成为书家真正抒情达性的媒介,使得明末书家辈出流派纷呈,形成了书法上的一座新高峰。不可忽视的是,书法一旦完全脱离法的束缚,容易走向极端,出现为创新而创新的思潮,走向了以破法为惬意的异端,皆将书法推向了失去本质的边缘,使书写近似野狐禅,这在晚明书坛上有不同的体现,颇为发人深省。

 

 



[1] 理学在伦理方面宣扬“天理”。朱熹说“天理是仁、义、理、智之总名,仁、义、理、智是天理之件数”,“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要点是“明天理,灭人欲”;在哲理方面主张“即物穷理”,“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要达到须强调“敬”字,具体做法是“内无妄思,外无妄动。”“自然人欲惩窒自消。”(见朱熹《语类》卷十二、十三)吴乃恭认为,在明代“由于理学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人们立身行事,言谈作文章,唯理学是从”,从明代的具体情况看,真实不虚。见《宋明理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345页。

[2] 《明史·选举二》卷七十载:“《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榖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此是明朝廷明确规定的科举考试内容。

[3] 参见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百二十,四库全书本。洪武时《五经》、《四书》的注疏虽然以程、朱宋儒为主,但还能借鉴古之注疏,至此则全用宋儒学说。黄佐《翰林记》卷十一载:当时七十余岁的“饶州士人朱季友献所著书,斥濓、洛、关、闽之说,上览之怒曰:‘此儒之贼也!’”

[4] 见徐纮《明名臣琬琰续录》卷七李贤《礼部侍薛公神道碑铭》,四库全书本。李贤又言:“吾道正脉实由近世周、程、张、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我太宗皇帝,乃始表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习一归于正。”薛瑄是理学大儒,在明初占有重要位置,其学以笃实躬行为特点,以“达于性天”为宗旨,形成了著名的“河东之学”流派。

[5]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集》卷二十一《答徐成之》二,四部丛刊本。

[6] 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233234页。其中又有“问:礼、乐、射、御、书、数,书莫只是字法否?曰:此类有数法,如‘日’、‘月’字,是象形也;‘江’、‘河’字,是谐声也;‘考’、‘老’字,是假其类也。如此数法,若理会得、则天下之字皆可通矣。”其中有将文字与书法混淆之处,但对理的运用却是相同的。

[7] 《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415页。

[8] 《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415416页。

[9] 解缙《春雨杂述》:“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须临古人墨迹,布置间架,捏破管,书破纸,方为工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495页。解缙本为才子型书家,然而在强大的理学思想的作用下,论书也强调功夫法度,是针对楷、行书而言。但从其狂草的书写上看,与论书大相径庭,表现出了明显的两面性。

[10] 关于明代书法的思想性问题,陈方既论曰:“明王朝建立以后,依然以理学精神为其时代的文化精神支柱。反映在各种文化活动中,讲求一种符合理学精神的楷则。书法艺术以‘中和’为的,书法美学要求只在‘文质两彬’。”颇为准确。见《书法美学思想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493页。这种“中和”审美意识的表现,即“中书体”的流行,其一直作为明代朝廷文化的一部分,成为政治的附庸。

[11] 陈献章是正统十二年举人,其后连续两次会试皆下第。“闻江右吴聘君康斋先生讲伊洛之学于临川之上,遂弃其学从之游,时年二十有七也。”后复游太学,成化五年(时42岁)再次会试,还是名落孙山。归后便设坛授徒,专心学问,成为府、郡数以“醇儒”荐,以母老及久病未辄行。而巡抚朱英上书皇帝,说“已令宪章就道矣”。又“谓章曰:‘先生不行,如英欺君何?’不得已强起,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至京师。”因病不赴吏部考试,上书求归。宪宗授其翰林院检讨(正七品),许亲终疾愈仍来任职。白沙不辞,上《谢恩表》归,至老没进京师就职。然而其完成了将朱熹的“天理”与陆九渊的“本心”并归融合的构想,形成了舍繁就简、专意静坐、养出端倪的修炼方法,产生了以“静”为标志的“心学”,成为明代哲学大师。同时以设帐课徒传播“心学”,并游于诗书画之间,皆有所作为。参见《明史·本传》及张诩《白沙先生行状》。

[12] 参见陈献章《陈白沙集》附录,四库全书本。关于对于书写工具的改革,《陈白沙集》有诗曰:“客来索我书,颖秃不能供。茅君稍用事,入手称神工。以兹日衮衮,用负全生功。长揖谢茅君,安静以待终。”由于客人索书较多,地处偏远毛笔不能如愿供应,他便自抒心机大胆创新,将本地茅草捶去骨鲠,浸洗梳理束之为笔供一时之急,从而也使书法为之一变。

[13] 陈献章曾曰:“不习书绢,失故态,已付染师作碧玉老人卧帏矣。呵呵,拙诗纪兴,录上顾别驾先生,以博一笑。”绢料较纸为贵,故用其习书者少,偶尔用之,很难称手。有趣的是,他将绢写完后,认为不称心如意,弃之可惜,便付染师重染以为卧帏。整个创作过程用诗进行了记录,其中多寓哲理而耐人寻味:“用绢不用里,下笔无神气,何况辟其行,大小难更置。能书法本同,万物性各异,茅君疏而野,拘拘用乃废。我且毛颖之,安能免濡滞,书成乃大惭,未忍水火弃。持以付染师,经营卧帏事,作诗告先生,其契茅君理。”事物总是利弊并存,茅笔的疏野,是有悖于一般毛笔性能。但也正是这一特点,调动起了白沙的书法创作陷于绝境,带来突破性成就:线条挺拔,飞白如缕,苍茫浑然、返璞归真、一派崭新奇特景象。特别是大字书法,茅龙最显气势,达到用毛笔书写所不能达到的境界。“束茅十丈扫罗浮,高榜飞云海若愁。”其每提茅龙笔作大字,笔飞墨舞大气磅礴豪情满怀,心手双畅大为惬意。参见《陈白沙集》卷五、六,四库全书本。

[14] 张诩《白沙先生行状》,陈献章《陈白沙集》附录,四库全书本。

[15] 陈献章有诗云:“神往气自随,氛氤觉初沐。圣贤一切无,此理何由嘱?调性古所闻,熙熙兼穆穆,耻独不耻独,茅锋万茎秃。”每当挥洒之际,神往气随,调性养心,何等境界。“熙熙兼穆穆”是白沙书法艺术的追求目标,熙熙者,温和欢快也。穆穆者,端庄广大也。《诗经·大雅》云:“文王穆穆,于辑熙敬止。”这位古代的领袖人物,在人品神形上,达到了威而不厉,温而不柔,这就是周文王的人格魅力,这也正是白沙在神情上所企慕者。故而其便将“熙熙穆穆”作为书法的最高境地去追求,为书法美学注入进了新的内涵。见陈献章《陈白沙集》卷五《观自作茅笔书》,四库全书本。

[16] 王阳明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早年兴趣非常广泛,不但沉浸在经典史书中,而且对骑、射、军事以及道家、佛家都加以涉猎。弘治十二年中进士后,授京官主事,政事之余,对于宋之理学情有独钟。他苦心孤诣研究朱熹的“格物致理”说,曾按此道理面对竹子格之数日,没见有悟,反致大病一场,从而对“格物”之说颇有疑义。正德元年,花花皇帝朱厚照忙于游乐,太监刘瑾专权,南京科道官戴铣、薄彦徽等人,因诤谏逮系诏狱,阳明抗疏相救,被“疏入,亦下诏狱,廷杖四十,既绝复苏。寻谪贵州龙场驿驿丞。”虽然遭受毒打贬谪,但他是为了救忠臣朋友,感到并不后悔。待到龙场驿后,清闲的阳明不忘学问,但身边没有书籍阅读,只能凭记忆默记所读之书,并为之训释,最终厚积薄发对“格物致理”忽然开悟:“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从此以后,便开始了“致良知”说的传播。参见王守仁《王文成公全集》卷一,四部丛刊本;及《王阳明全集》之《年谱一》,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

[17]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2314页。

[18] 嘉靖元年十月,礼科给事中章侨上疏云:“三代以来,论正学莫如朱熹,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惮朱熹为支离。及为言辞务崇艰险,乞行天下痛为禁革。”此得到了嘉靖帝的批准,并下旨重申朝廷制度:“祖宗表章六经,颁降敕谕,正欲崇正学,迪正道,端士习育正学以成正大光明之业。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此旨只对有悖于理学的书籍禁止传刻,对阳明心学没有明确指责和制裁。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王阳明去世,翌年二月,阳明其人其学又遭攻击,吏部得旨召集大臣廷议,最后嘉靖帝得出结论是:“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所封伯爵本当追夺,但系先朝信令,与其终身。其殁后恤典俱不准给。都察院仍榜谕天下,敢有踵习邪说,果于非圣者,重责不饶。”这次朝廷明确地将阳明心学定为“邪说”,严禁人们踵习。虽然引来了吏部左侍郎董玘、兵部左侍郎王廷相等数十人,以“灾异乞休”的表示不满,但朝廷置之不理无济于事。因此,阳明心学只能通过书院讲学在其门人弟子间流行。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在申时行等人的提议下,万历皇帝允许让王阳明、陈献章、胡居仁以大儒身份配祀孔庙,才为阳明心学彻底平反,得以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明世宗实录》卷十九,196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抄本。

[19] 参见汪砢玉《珊瑚纲》卷二十四下,四库全书本。又,祝允明《书述》论书曰:“书理极乎张、王、钟、索,后人则而像之,小异肤泽,无复改变,知其至也。”并撰《奴书订》,对“书奴”之论大加反驳:“奴书之论,亦自昔兴,吾独不解。此艺家一道,庸讵谬执至是。人间事理至处有二乎哉?为圆不从规,拟方不按矩,得乎?”文徵明《跋将伯宣藏〈十七帖〉》云:“此帖自唐、宋以来,不下数种,而肥瘦不同,多失右军矩度。惟此本神骨清劲,绳墨中自有逸趣。”他论古画强调“各有至理,未可优劣论”,可与书论同观。

[20]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集》卷三《语录·传习录下》,四部丛刊本。

[21] 王阳明对书法早年曾下过大功夫,其岳父诸养和为江西参议,十七岁的王阳明在其任上成亲,“官署中蓄纸数箧,先生日取学书。比归,数箧皆空,书法大进。先生尝示学者曰:‘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后与学者论格物,多举此为证。”可以看出,阳明对书法的学习,亦是按照其心学思想为之。“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冲破理学唯法是遵的书法观,从而达到了肯定自身主观审美意识的目的。参见王守仁《王文成公全集》卷三十二,四部丛刊本。

[22] 明人朱长春《大复乙集》曰:“王文成公素所私淑者道徳耳,未尝睹其翰墨。今过沈叔敷许会施懋伯,见其三纸与其王父臬大夫西亭公相闻者,法度不尽师古,而遒迈冲逸,韵气超然尘表。如宿世仙人,生具灵气。故其韵高冥合,非假学也。右军子孙在会稽书法独不传,文成当其苗裔耶。观其骨气雅有祖风,然而功业昌厥祖多矣。其所未至有以也。不朽之三,艺能不与焉?曰:游可耳。”在此朱氏看了阳明的家书,才对其书法有所认识,认为其“雅有祖风”,直接右军血脉。虽然书法上达不到右军水平,但功绩上过之,符合儒家“游于艺”的古训。在以上两则议论中,都首先提到了阳明先生的学问功绩,然后再议论其翰墨书法,符合历史评价人物的规律。在提到阳明书法时,又谓其“不脱张南安、李文正法”“不尽师古”,这又符合其不甘泥于法的一贯性格。徐渭是阳明心学的后起之秀,其对阳明书法的感情更深,认知也有别于他人:“古人论右军以书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书。今睹兹墨迹,非不翩翩然,凤翥而龙蟠也。使其人稍亚于书,则书且传矣。而今重其人不翅于镒,称其书仅得于铢,书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犹得号于人曰:此新建王先生书也。亦幸矣。”徐渭为阳明书法得不到世人的重视,心里为之大鸣不平。为此还做出了假若阳明“其人稍亚于书”的设想,这当然是艺人的一厢情愿。用历史的眼光看,当时书名的大小,可能与纯艺术的时名有关系,从长远的观点看,书以人传还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优势。参见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97798页。

[23] 黄宗羲云:“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王艮)、龙溪(王畿)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敎之所能羁络矣。”见《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第703页。

[24] 项穆《书法雅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30531页。

[25] 费瀛《大书长语》,《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86190页。

[26] 《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29130页。

[27] 参见《明代文论选》之李贽《读律肤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34页。李贽《童心说》认为:“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而性情说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

[28] 董其昌对心学非常佩服,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董思白太史尝云,程、苏之学角立于元祐,而苏不能胜。至我明,姚江出以良知之说,变动宇内,士人靡然从之。程、朱之学几于不振。”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李卓吾与余以戊戌春初一见于都门外兰若中,略披数语,评为莫逆,以为眼前诸子唯君具正知见,某某皆不尔也。余至今愧其意云。”“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禇、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董氏论书强调突出个性,追求超越精神:从语气上就能体验到,其中不无左派心学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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