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点，那就是纳兰容若并非天生的“自由主义者”。他虽然自号“愣迦山人”，也确实常有“山泽鱼鸟之思”的出世倾向，但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他，入世极深，也很主动。修身齐家平天下，才是他最大的人生梦想。他的老师徐乾学就曾夸他说，无论圣贤修身立行，还是兴亡理乱所在，凡是关计民生的问题，他都会“慨然以思”。另一方面，他的诗词虽然作得漂亮，可他却“不屑以文字名世”。身为满清贵族，青年才俊，又身逢一个朝气蓬勃的伟大时代，容若自然有着“功名垂钟鼎,丹青图麒麟”的宏伟抱负和“欲将普天一洗,银河亲挽”的万丈豪情。

当然，纳兰容若是封建时代的臣子，他能否一展抱负，关键要看他碰上一位什么样的帝王。幸运的是，他碰上的是满清最有作为，也是最有能力的康熙皇帝。有趣的是，他和康熙同岁，都属马，康熙生于三月十八日，容若生于十二月十二日。明珠是康熙最信赖、也是最亲近的满族大臣，身为明珠之子的容若，自然会对这位和自己同岁的帝王有着更多、更深的了解。按照合情的猜想，除却君臣有别的地位差异外，容若对于这位16岁智擒鳌拜、19岁果断削藩的少年帝王一定充满了敬仰和崇拜之情，也可能在潜意识里会有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跟随和比照。譬如说，康熙是个勤奋的帝王，他勤奋好学，视野开阔，对西方科技很是痴迷，纳兰容若也是如此。《渌水亭杂识》里就记载着他收集到的关于西方天文历法、医药和灌溉机械等方面的知识，而且他还满怀热情，下了功夫仔细研究。需要说明的是，他搜集这些西洋知识，都关系着“国计民生”，而并非一味地猎奇。正如他所言，期望可以“仿效”，从而达到“通行天下，为利无穷”的目的。

另外，他还对西方的大炮、快枪以及中国古代的刀枪、阵法有着详尽的研究和思考。在此，我们不妨注意这样一个历史细节。容若开始写笔记的时候，正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也就是平定“三藩之乱”的头一年。在此期间，康熙很重视新式火器的研制和运用，他重用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等人来研制轻型火炮和燧发枪。当时，容若记录这些笔记，多多少少都有点向康熙“看齐”或者“积极响应”的意味。另外，同是满清子弟，纳兰容若和康熙一样，也是“善骑射”，马上功夫很是不错。而早在康熙十年，康熙就曾告诫满清贵族少年要“读书习骑射，勿恃贵纵恣”，这方面纳兰容若绝对是个好榜样。康熙十九年，纳兰容若在上驷院为皇帝牧马时，康熙就曾惊异他的吃苦耐劳精神，夸他“此富贵家儿，乃能尔也”。

除却“武功”方面的效仿外，在“文治”方面，纳兰容若也是紧跟康熙提倡的“主旋律”，与时俱进。康熙提倡经学研究，他就洋洋洒洒写出80卷的《合订大易集义粹言》，并编撰刊刻《通志堂经解》；康熙为了“振兴文教”，加上又喜欢“观书写字”，就于康熙十六年三月下谕要求翰林院的官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不时进呈”，也恰是在这一年的下半年，纳兰容若的第一本诗词集——《饮水词》完成了编制；康熙十七年，康熙下诏取博学鸿儒，寻求“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第二年，纳兰容若的《饮水词》、《今词初集》（和朋友合编）就刊刻发行。列举这些“巧合”，并不是说容若的投机和势利。他那样做，一方面自然缘于其父明珠的信息灵通以及可以理解的为家族计，或为儿子远大前程计的“文化谋略”；另一方面则是容若真诚渴望得到康熙赏识，实现自己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伟大抱负。

能文善武、才情充沛的容若，18岁中举人，22岁中二甲七名进士，加上在中进士的那一年（康熙十五年），他以一首《金缕曲》震惊词坛，“词名大著”，可谓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因此，起初的他，对于仕途还是充满了自信和向往，有着“算功名何许，此身博得”的豪情潇洒，以及“便向夕阳影里，倚马挥毫”的浪漫想像。然而，那位同龄的少年帝王，也许考虑的因素太多，或是别有用意，对于容若的仕途安排，不但令人意外，而且“历炼”的时间也太过漫长。

按容若本意打算，他最想从军，以“横戈跃马”成就自己的凌烟功业，而推荐他的官绅则觉得他应该进翰林院。然而奇怪的是，容若中进士后近乎一年的时间里，竟然“久无委任”。如果说那一年（康熙十五年）南方战事正紧，康熙无暇顾及此事，那么这从法理上和情理上都讲不通。国家开科取士，绝非纳兰容若一个人的事，考中进士的工作安排，都有惯例和程序。可容若却没有按“程序”走，这应该是康熙提前打了招呼的缘故。至于康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们不得而知，容若同时代的人也只是含蓄地指出皇帝这样做的用意，是“别有在也”。这件事对容若的打击很大。这一年的生日，他自己给自己写了一首寿词，发了一通牢骚，感叹自己“碌碌无为”，然而他能做的也只能是“叹光阴，老我无能，长歌而已”。那一年，他才刚刚22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却写了这样一首暮气沉沉的诗词，可见其内心之苦闷。后人附会说他及第后，“闭门扫轨，益肆于诗词古文辞”，或说他“拥书数千卷，弹琴咏诗自娱悦而已”，一派云淡风清的高士风范，殊不知这是他的无奈之举。

赋闲的一年时间里，除却闭门读书编书外，纳兰容若还替父亲为康熙写了一道《拟御制大德景福颂贺表》，这也可能是明珠的苦心安排，不外乎期望容若漂亮的文字能引起康熙的注意，也好帮儿子安排工作。也许这道贺表还真起了作用，又过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即康熙十六年的秋冬间，纳兰容若终于得到了第一份工作——乾清门三等侍卫。这份工作，看似风光（好歹也算是皇帝身边的人），实际上却苦不堪言，单调枯燥，早出晚归，甚至还要值夜班，能陪伴他一同受苦的，也只有金殿寒鸦、玉阶春草了。能够和皇帝有关联的，也可能就是偶尔传传话了。苦熬了三年，容若终于换了一份工作，虽然没有升职，但相对要有趣一些，那就是到上驷苑给皇帝搞马政工作。“平堤夜试桃花马，明日君王幸玉泉。”月明星稀之夜，骑着一匹桃花马，沿着湖边大堤迎风驰聘，想来真是浪漫。为皇帝选马备鞍，服劳尽职，容若做这份工作时，可以说是很卖力的。他的朋友姜宸英回忆他在上驷苑时写到，只要皇帝上马出行，容若时刻都跟在身旁，鞍前马后，小心地侍候着，不敢有半点儿闪失，而且每次都是“奋身为僚友先”。由此可见容若还是很有眼力劲儿和表现欲的。而且作为皇帝身边的人，容若很守规矩，从不掺乎朝廷之事。他工作起来，积极主动，任劳任怨，到了“服劳维谨，寒暑亦不乞休”的地步。在给朋友写的信笺中，他说在上驷苑上班时，“每街鼓动后，才得就邸”，由此可见他堪称那个时代的“劳动模范”了。

也许正是他的认真、低调和辛苦，康熙开始用心关注起这位能吃苦又能干的“相国公子”来。康熙二十一年，苦干了六年的三等侍卫纳兰容若，终于升职成二等侍卫。当然，漫长时间的“历炼”，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康熙对纳兰容若的考验。不管如何，康熙二十一年春，已经28岁的纳兰容若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上的春天。也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受到康熙的真正重视，频繁护驾巡游。那年春天，他跟随康熙扈从东巡，到盛京（今沈阳）、松花江等地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寻根祭祖之旅。在经过他的祖居——叶赫故城（今吉林梨树县叶赫乡）时，容若感慨万千。同样一片景色，作为胜利者的子孙，康熙看到的是“断垒生新草，空城尚野花”的生命迹象；身为失败者的子孙，容若看到的则是“断碑题字，古苔横啮”的凄凉场面。虽然他祖父的部落是被努尔哈赤破城所杀，但历史已经归位历史，何况他的家族后来又和皇室成为姻亲，已经融为一体，仇恨已经缺少必要的“激情”和合理的“根源”。正因如此，他的惆怅，已经超越简单的恨，化为“兴亡满眼，旧时明月”的岁月无奈和“须知古今事，棋枰胜负，翻覆如斯”的历史反思。

还是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康熙又给了容若一次锻炼的机会，让他陪着副都统郎坦出使梭龙（今内蒙古科右前旗索伦镇），目的大概是增长他的外交才干。虽说这次出使道路险阻，劳苦万状，可容若却“恬然自安，不以为虑”，由此可见他还是很乐意享受这样的锻炼机会的。

康熙二十二年,29岁的容若又跟随康熙扈从西巡，到了五台、龙泉关、长城岭等地。康熙二十三年，容若30岁，他又跟随康熙扈从南巡，经济南、过高邮，到江南各地，另外，他们还特地到曲阜拜祭了孔子。一路上，康熙先后赐给他金牌、鞍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等多种小恩小惠。然而，此时的容若，大概扈从巡幸次数太过频繁，承受着高度紧张的心理压力和生理劳顿，崩紧的生命之弦已达极限。他在扈从南巡之前，给朋友写信自我解嘲，说他“比来从事鞍马间，益觉疲顿，发已种种，而执殳如昔，从前壮志，都已隳尽”。由此看来容若最大的心结在于不甘心八年之后，他依然还是一个“执殳”的小小侍卫。当年他的父亲明珠虽说也是以侍卫起家，渐渐升至最高相位，可他父亲升迁的速度和频率，远远比他强得多。在他这样的年纪，他父亲已经是内务府总管，可他却八年不“挪窝”，依然只是一个“弼马瘟”式的侍卫。与他周围的朋友相比，他更显郁闷。单说他30岁这一年，朱彝尊入值南书房，秦松龄则成了顺天府乡试正考官，严绳孙也成为《平定三方逆略》的纂修官，而早他3年登科的同门师兄韩菼更是以修撰（掌修国史）身份充任日讲起居注官，后又官至侍读。也是在这一年的三月，他的岳父朴尔普以一等公领蒙古都统；六月，他的父亲又被任命为大清会典总裁官。在他生活的环境里，好像每一个人都春风得意，只有他重复着单调、枯燥的侍卫工作。对于心高气傲的容若来讲，这种仕途上的挫败感和无力感有着致命的杀伤力。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压力，使得他一直郁郁寡欢。看不到希望的容若只得以“饮醇酒近妇人”来麻醉自己，并自我安慰说“人言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洒，此言大是”。可如果他真是想开了，倒不会这样说了。

就在这个时候，事情好像突然有了一线转机。或许正是因为连续3年鞍前马后的小心服侍，使得康熙对容若产生了刮目的看法，或许他觉得“启用”容若的时机成熟了。康熙开始频繁而明确地给容若传递政治信号。譬如在南巡归来的第二年（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八日，这一天正是康熙的生日（时称万寿节），他特地御笔亲书了一首唐末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送给容若。诗曰：“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里，朝朝染翰侍君王。”四月下旬，又令容若将御诗《松赋》翻译成满文，容若做得漂亮，康熙也很是满意，所以他很快就被提拔为一等御前侍卫。这时朝中也适时出现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传言容若不会长久在侍卫行列中了，皇上以《早朝》诗赐之，那就很清楚地表明，不会再将文武双全的容若当内廷“家仆”用，而是要付以政事，委以重任，转正做“朝臣”工作了。对此容若也很高兴，大有拨开乌云见天日的被“解放”的轻松。他曾很欣喜地对朋友姜宸英说道：“吾倘蒙恩得量移一官，可并力斯事，与公等角一日之长矣。”

然而，就在容若历经九年的侍卫生涯煎熬，快要修成“正果”的时候，老天爷却很恶意地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五月的一天，他和梁佩兰、顾贞观、姜英等几位要好的朋友欢聚花间草堂，喝酒赋诗，相谈甚欢。以他当晚吟诵《咏夜合欢》诗的情形判断，他当时心绪平和，这只是一次很普通的朋友聚会罢了。然而，聚会的第二天，容若突然毫无征兆地病倒了，据说是旧疾寒病复发（或说中暑），“七日不汗”，然后彻底离去。

在他病重期间，康熙曾多次派遣中官侍卫和御医，每日都有数批“络绎至第诊治”。病势危殆之时，康熙甚至还亲自开药方赐之。然而，还未等到药方送来，这位翩翩公子就匆匆离开了这个他爱恨交织的“浊世”。康熙听到这个消息后，极为震惊，派出皇家代表前去祭奠，“恤典有加”。容若死后的第四天，他曾出使的梭龙归附朝廷。康熙感叹容若有功于此，还特地派遣官使到灵前“哭而告之”。由此可见，康熙对于这位和他同龄的年轻侍卫，还是恩宠有加的，只是这“浩荡皇恩”，来得有些太迟。在容若漫长的九年侍卫生涯中，他与康熙的君臣关系，自然谈不上亲密，倒是有些刻意的疏离。容若很真诚地卖力表现，可康熙却很有城府地熟视无睹，这就使得容若一直有“惴惴如临履之忧”。

当率真的诗性遭遇混浊的政治时，当世俗惯例与心灵愿望碰撞时，只会不可避免地徒增“胸中块垒”。朋友说他“所欲试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愿,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惋惜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惋惜归惋惜，斯人已去，一切功名、所有荣光，皆成尘土，空留的也只是几份言不尽、道不明的惆怅和叹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