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明律师博客

12月16日，陈有西被南方报业集团《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11年度中国50位魅力人物

12月15日，陈有西被中新社《中国新闻周刊》评为2011年度影响中国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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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及其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

陈有西

    前天从台北参加两岸三地四国（中、美、德、日）人权研讨会回国，参加了两场有意义的活动。一场是中新社《中国新闻周刊》评我为中国法律界“影响中国年度人物”；一场是南方报系《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榜”2011年度50位魅力人物。还有几个全国性的奖项，我因将再度出访学术交流而无法到场。

     微博上公布消息后，接到了三四百位全国朋友的祝贺。同时也见到了袁裕来的的专题文章《说说陈有西律师获奖》。有的朋友对裕来作了不好的揣测。说他见我获奖有醋意。裕来不是这样的人。如他所言，他、斯伟江、张培鸿、张友明、杨海鹏、羽戈、菜贩等一群朋友，平时很少交往，见面也互不客气，他们批斗我多于恭维我，喝酒则硬吹恶斗，整过好几个人趴下。我只喝过一次，裕来是倾其窖藏好酒的。大家心性相通，和而不同，保持着中国士大夫传统中的一些“长布衫尊严”。“知青记者”曾经对我说，好羡慕你们南方这个法律圈，能够保持这种诤友关系而一直不生出真正的矛盾，在同行相轻的中国殊属不易。

     其实这群好友对我的推祟，与其说给我好处，还不如说给我带来的麻烦更多些。“盟主”、“红花会帮主”（没有封我丐帮帮主已经算这些家伙嘴上积德了）、“意见领袖”，为我无形中树敌不少。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你比我高半寸你就是我的敌人，而不需要你有什么过错。更何况是一个谁都不服谁的律师业中呢？我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去吹过什么领袖人物，中国现在的体制如果真有什么体制外的领袖，那无异于找死。都是他们硬按华盖的。结果五毛和心里芥蒂的，都把这帐算我头上，说是我自己在吹了。也算一捧杀的现代窦娥冤了。

    因此袁大状在他认为我会得意时，不说好话，反而刺激我，我是完全想得到又毫不反感的。我喜欢这种话。

    但是这家伙谈到的关于忠君、忠民不能两全的谬论，体现了他一贯的错误思想，不敲打一下他还会继续执迷不误。因此还是要挤点时间回应一下。

     今年他的一位重要助手调入京衡二个月就换所了，他当时很大度地送他来（网上发文欢送），同时对他的调走很不理解，又发文批判我。说我是个连律师受案权都要管、不敢同公权力真正叫板的“叶公好龙”者。好好把我损了一把。我也没有生气，没有正面去回应。只对这位调入律师的网上牢骚，作了简单澄清。但是裕来这种对律师执业定位上的分歧，我是进一步领略了。他的这位助手是人品很好也很有业务水平的律师，但是调出京衡则是必然的，因为他同京衡的文化和规则格格不入，直接同京衡的合伙人定的一贯制度发生冲突，并不是我的规定，因为我几乎没有直接管过他。原因就是有其师有其徒，裕来的一些执业理念把一个法院出来的应该有规则约束的律师，带向了一个不要群体约束的错误模式中。

    裕来一直自称中国行政诉讼第一人，也出了一些书。除了斯伟江有时敲打他，我们一直没有就这个问题说他。因为中国行政诉讼的律师太难了。能这么多年坚持专做行政诉讼而不断获得胜诉的，确实难能可贵。在浙江律师界，目前在行政诉讼的影响上，确实已经无人能出其右。这是他多年的坚守换来的。虽然他一直受到政府和法院的非议，但是由于他的顽强和死嗑，经验磨出来了，政府也怵他了，案件的成功率逐年提高。

   但是他不知道，在浙江真正的行政诉讼大案并不见得都是他打的。他不用说在全国，在浙江也只能定位在最优秀的行政诉讼律师之一的行列，而不是第一人。楼献律师的中国农民告苍南县长第一案、胡建淼教授代理的杭州市的出租车运营证群体大案、韩国的KMAT轮舟山查扣案，是浙江省真正有影响的案件，可以写进《法院志》。裕来办的案同这些相比，是相形失色的。

   中国行政诉讼法的功能定位，既是控权论的，制约政府的；同时又是管理论的，支持政府依法行政的。这就是北大教授罗豪才提出的平衡论的行政诉讼法思想。因此，把行政诉讼，就单向定位为叫板政府，同政府作对，是一个非常片面的法理观念。诚然，由于中国行政机关目前行政执法错误频繁、公权肆虐，绝大多数行政诉讼是应当盯牢行政违法乱作为的，但是这不等于说政府一方就全是错的。同政府妥协的就不是好律师。为政府代理就是无良律师、没骨气律师。按照裕来的观点，作为浙江省、杭州市法律顾问的胡建淼律师，他代理的所有案件就都是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这是一种违反《行政诉讼法》立法本意的错误观念。

      正是从这种观念出发，裕来得出结论，我既是一个向官方领奖的律师，浙江省的模范党员律师；又是一个多年来一直呼吁民权、尖锐地批评时政的律师，因此认为我是一个矛盾体，是不可思议的。他对京衡对他的徒弟进行立案把关，提醒稳妥受案，不轻易受理群访案，认为我是叶公好龙，我的行政诉讼是摆样子的。

    裕来根本不知道我办理的几个行政诉讼大案，无论是法理难度和社会影响力，摆出来是完全不逊于他的。只是由于按他理解的“狡猾”，我为了维护政府威信，胜诉后根本没有去宣传而已。2003年，中信大榭岛4600亩土地拆迁，没有征用手续就要搬掉43家有房产、土地证的进岛企业，让位给杭钢搬迁进岛。我一面提起复议，向北仑法院起诉，一面向宁波市政府、浙江省政府提出内部反映和扎实的建议，结果两级政府撤销立项、杭钢不再搬迁，40多家企业权益保住；2005年，我为宁波某县十五村二万多户村民维权，通过内部反映建议，多次交涉谈判，最后付诸起诉，为800多亩海塘地被建电厂侵占，纠纷延续四十多年的农民，成功获得赔偿二千余万；2004年，我为嘉兴市十四户拆迁户起诉嘉兴市政府胜诉，获得巨额拆迁赔偿。2010年，我为杭州一大型企业和杭州五百多购房户代理药厂环保案，给政府建议被采纳，工业用地置换为商用地，实现了政府、企业、购房户的三赢。今年，我代理港商2160亩海涂使用权被违法收回，起诉温州某区政府胜诉，保住土地合法权益，索回了二千余万多付款。这些案件，既维护了政府的威信，使合理的公共利益需要的项目能够实施，同时最大限度地为原告求得了权益。因为协调结案的关系，也为了维护公共权力的形象，这些案件我都没有在媒体曝光。不象我做的李庄案、夏竣峰案、沙河酒业亿元税案广为人知。这些案件，我的基本定位就是既维护公共权力的必要性和行政效能，同时又注意努力维护底层百姓的权益，没有一个案件是完全同政府死嗑才达到目的的。

    裕来批评我说：“一个人不能既站在政府一边，以“保皇党”身份领奖，一边又在另一边兼任“民主斗士”。尽管，两者目标可能都是为了促进法治进步，但两种身份不能在一人身上共存。”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也是他一直坚持的糊涂理念。君子和而不同，我从来没有批评他，要他也接受我的观点，放弃这种错误的观念。因为对于今日中国的行政诉讼律师，能够打硬仗是第一要坚持的，其他的缺点错误只是次要的。浙江有他这样一个不妥协的律师，对改进行政诉讼环境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也不会因为他的这种观念，而改变我的行政诉讼方式。

    现在裕来用这种糊涂的行政诉讼观念，公开批评我的做法，不得不作些必须的澄清。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正好被一些五毛所用，说我是“狡猾”的工于“权谋”的人。所以我能够左右逢源，两面讨好，两面得利。这严重损害了我的人格标准，也是完全不符合我的一贯行事事实的。如果我是这样的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现在一定是体制内的高官。裕来要我非此即彼，要么做保皇党死保守，要么做革命党同公权势不两立。如果他只是保持自己的看法，倒也罢了。因为各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事准则。而想用这种指责来要求我改弦更张，则未免是政治上极为幼稚的简单化的企求，以一种错误的行事方式，来误导一些正确行事的律师，必须进行必要的澄清。

     中国正处在一个思想大变革的时期。观念将指导人的行为。变革时期的思想方法，是兼容和换位思考，而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非友即敌。一个有民本思想的人，不一定就要成为体制的敌人；一个要批判体制的人，并不是要推翻这个体制，而是为其建言，为其改良自己而进行鞭笞。为改革建言，不是为了保皇，为了利益集团，为了权贵，而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因为对抗将导致分裂和暴力，对抗的结果是军阀混战，军人干政，所有社会成员付出代价。而付出最多的，往往是底层百姓。这就是张养浩元小令《山坡羊》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革命党不一定是人民的救星，生灵涂碳后，换来的大王旗，有时是同样压榨人民的。只有理性民主的改良，才能够产生温和的法治的政府，为民造福的政府，不依赖枪杆子治国的政府。一些人努力非毛，鼓吹民主，但是对他的以暴力革命改朝换代的思想则坚信不移。自己将自己的思想陷入了一个怪圈。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目标，是非常具有人民性的。追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世界大同，人民均富，消灭人间一切不平。这些观念到现在都没有过时。我是1985年入党的。我的目标是为民造福，认同其价值观，用权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体制内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是因为发现了价值分裂我才离开体制。但是我从来没有改变价值观。杨海鹏说我在庙堂思于野，处郊野而思庙堂，身在郊野，心在汉阙。怕我领了若许奖项，会被“招安”。斯伟江也说我的保皇思想是没有出路的。这些观念之争有时是开玩笑的，有时则是体现了一种真实的分歧。有些“五毛党”窥视间隙，借题发挥，分析我是两面人。左王网站说我是法律党，只认同西方价值观；右倾的人则说我是旧体制的残余，未来的中国不需要这种守旧意识的人。这同辛亥革命时期的保皇党、革命党、协调党之争是何等的相似。

     其实我从来没有改变我的思想观念，无论是体制内体制外。共产党的最初的建党理念并没有错，若干历史的悲剧，是一种党治的惯性后果，国民党走向了独裁、共产党走向了专权，同继承苏联、政党政治中的一党治国的劣根性有关，同奋斗目标无关。实现公平、消灭差别、实现均富、实现人民主权，这些都没有错，也没有过时。

     我认同体制，维护政权，为政权说话，努力把对抗引导为对话，同我这些年的观察、思考是直接相关的。指责我守旧也好，指责我过激也好，我其实在追求的是共产党初期的建党理念，也是人类实现公平正义的理念，这也就是人民的理念。否则，就无法理解，会有这样多的人民会在早期违反正统的国民政府，跟共产党走，造反闹革命，有这样多的知识分子会脱离国民党，留在大陆为共产党所用，为这个新政权工作。

     我们的问题是后面发生的，慢慢兑变的，逐步恶化的。

     政党政治也没有错，现代大国都是政党政治，只是党治的模式不同，有的多党，有的一党，有的党政分治，有的党政合一；有的党内民主，有的党内独裁。

    不否定政党政治，选择一种现体制下的改良方案，并不是不可能的。认同体制而不是砸毁重来，对国家民族都是一种负责的理性的选择。

      因此，把乐于接受一个半官方的奖项，视为一种同维护民权格格不入的行为，甚至视为一种“招安”，是得了一种政治幼稚病。共产党不是一无是处的。现政府也不是样样都错误的。否则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三十年中能够有这样的成就。一个律师、一个知识人，思想方法必须理性和兼容。那种宣扬公权私权对抗、非此即彼的观念是要不得的。

    我前几天访问了台湾，参观了新北市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警备司令部的景美军事监狱。那里现在已经辟为台湾人权博物馆。民进党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因为“美丽岛事件”，曾经关在这个监狱；当年迫害他们的国民党的现职“副总统”萧万长，那天雨中和她坐在第一排，参加了人权博物馆的揭幕仪式。一些场景和死难者遗书，脚镣，都原样展览。我很佩服台湾两党的这种和解。他们在立法委员选战中争得天昏地黑，互相揭露甚至谩骂，但是这一切只是为了让人民选择谁当领导人。无论是扁政府，还是马政府，他们都没有为了当年的血海深仇而进行互相清算，互相杀人。民主政治的文明和理性，是台湾走出恶梦、恢复法治的重要原因。政治需要妥协和换位思考。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年踌躇不前，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些历史的老帐，使当权者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很多人害怕一旦民主开放，就会失去政权，就会招来清算。就会人头落地。处于今天这样的一个改革前夜，不解决后顾之虑，不达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不传播一种理性和互动，而去鼓动一种对立和仇恨，是会扼杀改革、拖延改革，最后将社会逼入短兵相接的危机之中的。作为一个律师，特别是同公权力打交道的行政诉讼律师，难道不该好好想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