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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头鼠头虚假拍卖 怒放诉讼路途更长(一)

(2009-02-26 08: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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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鼠头兔头虚假拍卖 怒放诉讼路途更长

 

追宝之路何处去-----关于追索文物律师团的深度思考

 

 

◎ 背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兽首丢失

  

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两个青铜兽首,六十七名公益律师,多众媒体的关注,最终汇聚成河流冲向世界的西方,深受国人们关注的十二生肖铜像再次席卷全球。上世纪由欧洲传教士郎世宁主持设计,清宫廷匠师制作,安置于曾经美丽无比的一角圆明园海宴堂,充任着十二时晨的报鸣,这是展现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艺术珍品,承载着极其特殊的历史,铜兽首在国际上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鉴赏价值。设计者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俗文化,以十二生肖的坐像取代了西方喷泉设计中常用的人体雕塑。生肖铜像身躯为石雕穿着袍服的造型,头部为写实风格造型,铸工精细,兽首上的褶皱和绒毛等细微之处,都清晰逼真。兽首上的褶皱和绒毛等细微之处都清晰逼真。铸造兽首所选用的材料为当时清廷精炼的红铜,外表色泽深沉、内蕴精光,历经百年而不锈蚀,堪称一绝。当年十二生肖铜像呈八字形排列在圆明园海晏堂前的一个水池两边,被时人称为“水力钟”。每日十二生肖铜像会依次轮流喷水,分别代表全日不同时分,正午时分时,十二像会同时涌射。海晏堂十二生肖喷泉是按照我国十二生肖设计的喷泉时钟,每到一个时辰,属于刻时辰的生肖钟就会自动喷水,正午十二点时,十二生肖则同时喷水。公元1840年,距今一百四十八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被英法联军洗劫流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掠走了属于我们的文物,我们的十二个青铜兽首,致使这批国宝流失于海外140多年。目前,牛、虎、猴、猪、马5件青铜兽首已分别在2000年和2003年和2007年由爱国人士出资抢救回国,收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现已知铜鼠首、兔首在法国的博物馆收藏,铜龙首、蛇首、羊首、鸡首、狗首下落不明。

◎ 引子:精英律师精心策划――追索两首

 

只要给我授权!我就启动诉讼:2008119日,刘律师和张律师在策划诉讼方案中写到:几天前就明年二月佳士得拍卖公司在法国巴黎公开拍卖流失海外圆明园大水法兔首和鼠首一事,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对我进行单访。当天下午,本所律师在疑难案件研讨会上对此进行讨论。几位资深律师鼓励我将诉讼追索进行下去,几天以来,我放下手头的工作,一头扎进图书馆,最后,我得出结论:此案可诉。

我们深知:诉讼是一个完全理智的斗法过程,任何责任道义狂热和激情都无法替代;

我们深信:此诉一旦提起,作为曾经被侮辱国民的声音定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回响,而尊严是应该首先被考虑的;

我们权衡:起诉的胜与败暂且不论,仅仅行为本身,我们就会得到满分。

我们预测:胜诉,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收获将会帮助我们渡过2008年注定沉默的冬天;如和解,也依然会显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宽容和殃殃大国的大度;假如败诉:那我们也不气馁,因为还有上诉和有条件的三审,甚至启动一些连绵不断的诉讼。屡败屡战和屡战屡败对于我们来说都不是太坏的事。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理性而冷静的对这些看似枯燥实际上又十分有趣的法律问题作一下探讨。我尽可能撇开那些“法言法语”,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进行叙述。

我们承认:真正鼓舞我的,乃是来自于判例法国家的成功的判例,和成文法国家公道的法律,及为数不多国际条约的相互认可和授权。

律师志愿团:紧锣密布把自己时间更多地分配给了追宝,每天从起床到休息的早六晚九,一直关注着来自于各方关于两首的信息,并随时调整追宝方向。

不足多言,无论是平面媒体、网络媒体还是数字媒体,只要细看都能找得到关于追索文物的报道,舆论关注度如此之高,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均给于极度评价,身为律师志愿者,我们和国人的心情一样,对民众的关注和给予律师们的支持深表感激。此刻静下心来反复回味。

◎ 判例:说服民众?拍方就范?

 

律师精心采集的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国外法院参考判例:

1、个人起诉个人的判例:《Menzil(马自理)》诉AlbertList(安德尔罗斯特)返还名画案》1966年纽约州法院判例。在美国法域内,第一个因涉及跨国间,请求回复以文化资产为标的之盗贼物案子为Menzel v. ListI(1966)本案事实略述如下:1932Menzel家族於比利时购得一幅Marc Chagall之画作。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入侵比利时期间,Menzel一家逃离其住所,遗留下其所有财产於比利时,这其中包括Marc Chagall之画作。战后Menzel返回其比利时之住所并发现该画不翼而飞。1955年纽约一家艺廊善意的向一位巴黎交易商购得该画。嗣后该艺廊将此画转售予Albert List1962Menzel在一本书中,发现一件Marc Chagall之复制品。Menzel遂向Albert List请求返还该画,AlbertList拒绝Menel之请求。嗣后,Menel女士於纽约州法院(Supreme Court)Albert List List提起占有物回复之诉(Replevin)Albert List援引消减时效抗辩。认为距离画作被窃已经二十二年。惟法院仍拒绝被告Albert List之时效抗辩。法院认为,原所有人之请求(demand)为时效起算之前提,故时效之起应自原告於1962年向被告请求返还而被告拒绝返还之时起算,并非自系争物脱离原告占有之时起算。在法院拒绝Alber List之时效抗辩后,法院认为Menzel。即原所有人,对该物拥有权判决该画返还于Menzel

本案为指标性案例(leading case),在此法院明白地表示:窃盗者欠缺移转所有权之资格或地位。该立场用以担保辛勤工作者不因宵小的邪恶,而丧失其成果。同时,该判例确定了文化资产诉讼中著名的“请求拒绝”规则。

2、机构诉个人判例:、《德国博物馆诉Elicofon(伊兰克•凡)返还名画案》1982年美国联邦地方法院、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判例。原告:德国博物馆请求返还两件於1945年二次大战美军战领德国期间,失窃之画作。该画系由Albrecht Durer1499年所作,於二战期间藏於一座城堡中,在美军自该地区撤退时,该画作即告遗失。1946年美国一艺术品收集商Elicofon自美国大兵手中以450美元购得此画,以后发现该画之相关历史背景及作者,并得知市价已达600万美金。1966年德国之博物馆请求返还该画,但为Elicofon所拒绝。嗣后1969年德国博物馆具状向美国联邦地方法院请求返还该失窃画作。被告Elicofon主张:其因善意取得该画作,并且请求权人从1945年丧失占有时起,到1966年向其请求时,已经超过请求权时效。法院通用在Menzel案中确立之[请求•拒绝]原则。法院强调[请求•拒绝]原则为[针对善意买受人实体法上之抗辩],除非案已中践行[请求•拒绝]原则,否则法规上之权利行使障碍事由(消减时效)仍未起算。[请求•拒绝]原则之提出系基於何时确认占有并遭拒绝时,善意买受人之合法占有,将因无法律上原因而变成恶意占有。因此在Kunstsammlungen案中,法院用[请求•拒绝]原则认为消减时效之起算, 系开始於1966年原告向被告请求返还之时起起算。

3、国家诉机构案件判例:《土耳期共和国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返还文物案》1990年美国联邦地方法院、纽约州二审法院、纽约州最高法院判例。原告土耳其共和国主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占有之若干文物,为非法挖掘自土耳其境内Ushak领域,并且未经许可非法出口。依据土耳其内国法规定,所有於土国境内挖掘之文物盖属土国所有。被告大都会博物馆拒绝返还。纽约联邦地方法院亦认为消减时效之起算应自原告向被告请求时起,开始起算。在纽约州二审法院确认:依据纽约州法律消减时效之起算,将自请求权人向现占有人请求之时起起算。在请求权人未寻得现占有人前,诉讼标的无从确定,从而消减时效亦无从起算。

本案在纽约州最高法院时,确认上述关於消减时效起算时点之见解,并对於纽约州法院拒绝采取其他州法院,关於消减时效之起算点采取[发现原则]之原因表示:盖在采[发现原则]discovery rule)为消减时效起算之时点者认为:消减时效之起算为请求权人[发现][应该发现]discoveror should have discovered)失窃物之所在时起算。如此对於盗贼物之受害人为外国人时,并无提供合理之机会使其得以了解现占有人究竟为何?亦无充分之时间使得以采取诉讼以请求回复。法院考虑到若采取[发现原则]阻断盗贼物之受害人请求返还者,则纽约将成为[海外文物盗贼天堂]法院总结认为:将危险负担分配至盗贼受害者并不适当。

4、国家和机构诉个人案件判例:《赛普勒斯共和国及教堂诉peg Goldberg (旁哥的白)返还马赛克案》1989年印第安娜州法院、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判例。本案系关於西元六世纪之四片拜占庭风格之马赛克。这四片马赛克於1979年从Autocephalous Greek-Orthodox Church of Cyprus(以下简称教堂)被非法运出。1988年美国公民Peg Goldberg(本身为艺术品交易商)在瑞士从一名土耳其古董商手中购得该四片马赛克,并运回美国。1989年教堂及赛普勒斯共和国发现该文物之所在,并要求Peg Goldberg返还,但为Peg Goldberg所拒绝。因此,於1989年三月,教堂及赛普勒斯共和国在美国起诉请求返还盗贼物。被告Goldberg宣称:盗贼物返还请求权於1979年教堂及赛普勒斯共和国发现该文物失窃之时起业已发生。因此依据印第安那州关於六年之请求权时效规定,原告在1989年来请求,业已罹於时效。印第安那州地方法院适用[发现原则],其认为直至1989年教堂及赛普勒斯共和国始发现或有可能发现该失窃文物之所在,因此开於消减时效之起算应自1989年起算。法院认为[发现原则]赋予原有人积极搜寻失窃文物之责任,并认为教堂及赛普勒斯共和国业已达该义务所要求之标准。因此,法院决定该回复占有物诉讼至1989年为止,并未罹於时效。另一方面,法院认为若[发现原则]於本案不适用,则盗贼物被故意隐匿(doctrine of fraudulent concealment)亦使得消减时效之计算中断,因此至1983年起至今消减时效并未起算,本案原案於1989年起诉,仍然在时效期间内起诉。本案被告上诉至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能履行适当之注意义务以尽力搜寻失窃物。此外,最迟在1983年,已经有报纸披露塞普勒斯教堂被掠夺者盗窃之情形。是故计算时效之起算点至迟应自1983年予以计算。联邦第七巡回法院认为:关於被上诉人是否履行适当之注意义务以尽力搜寻失窃物这一点,法院肯定被上诉人之搜寻行动是[具体且有意义](substantial and meaningful investigation)的搜寻。自系争物被盗时起,被上诉人即通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新闻稿于各国博物馆、该领域之艺术学者、及系争物最终可能流向之销售管道。关於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至迟於1983年报纸披露消息时,应采取返还行动这一点,法院认为:依据印地安娜州之法律,消减时效之起算必须是请求权人有可能知悉被盗物(should discover)现时所在之时起,消减时效方才起算。从而,仅仅报纸之披露塞普勒斯教堂被掠夺之新闻,并不足以使被上诉人知悉系争物,现时在何处。

 

◎ 感悟:律师志愿者眼里的刘洋

 

我们称他为拓荒者,有着誓不罢休的毅力,我们身边的刘律师,没有高大魁梧的身躯但有着坚实纯厚的腰板,没有宏伟壮举但有着细腻周到的思路,没有苦心修练的脑力但有着超乎常人的记忆,敢于舍弃切身利益投身于公益事业,他不知疲倦、废寝忘食,如数家珍地述说着执着的追求,用敏锐的目光引燃了国人对历史的记忆,以犀利的语言挑动了如梦往事,用直白的理念给世人勾勒着尘封已久的心愿,突然间的我、我们和我们大家顿觉他的伟岸他的可敬。

 

◎ 实况:志愿者整装以待

 

自从律师们第一次获知了法方佳士得展拍“两首”,突然间一闪念间接受不了法方如此举动,面对百年前英法联军洗掠我中华圆明园的暴行,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人都难以容忍百年后的今天再次展示其不光彩的功劳,我们不能容忍,我们心同感受,身为中华民族之众,容不得法国人将本该属于我中华国宝公开叫卖,公开叫卖是变相将掠夺的文物当成提款机,法方的行径等同剥去同胞的衣挂让人观赏,国人们获知展拍中国文物消息的那一刻起,忿忿不满,用各种途径表达不满和愤怒。不仅如此,拍卖方还喊出天价挑斗国人的情感底线。身为法律专业人士,报有不同的抵制方式,情绪化当然不是我们应当选择的,只有理性地站出来通过法律方法阻止,这才是专业人士经过冷净思考后的选择,用诉讼手段是最佳方案,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共同应诺并成为志愿者,给予首席刘律师最大的鼓励、支持、声援和激励。

 

◎ 诉讼:多方评述的方略

 

自从成为志愿者,无论刮风下雪,只要接有两首方面的资料,律师们无不当成心爱,那怕是手里有多忙的活都得先放下来,办好当前头等大事。采用诉讼方式追索是律师们精心研究后的诀择,就诉讼本身而言,我们也曾有过切身的想法,也有过研讨时不同意见。法律专业人员的眼里,诉讼是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方法不是结果,是过程不等于目的,基于这样极其复杂的跨国诉讼案件,更需注重每个细节的考量,从程序到实体,无不考研着律师的思绪,诉讼也引发了人们不少的争议,反对派的意见和思维是将诉讼同胜诉联系起来看问题,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观点,也因此几近不休地争论。但理论的说教毕竟不是实践,我们这些律师们是跨栏运动员,往往不必理论所左右,不毕所谓专家的推演禁锢,走出去才能知道冷暖,走出去才能知路,再难也要开步,就是不成功则成仁,在法国人面前只要有华人的话语权比什么都重要。法律上看,诉讼是程序问题,诉讼结果是实体问题,诉讼解决的是诉权,诉讼本身不是结果,这一点法律专业人士有共同认识。任何一个争端或者纠纷的解决,会有多种途径,有调解、有协商、有和解、有诉讼,由此可见诉讼方法仅是其中之一,就追索文物之诉本身而言,实质意义上体现出来的是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站出来主张权利,方法和过程就是途径,告诉我们路该怎样走,而结果则是诉讼后的成果,是成效范畴,是到达目的地,只有先行主张权利,才会有其结果跟随,选择了正确的方法,就有可能催生正当的结果,如果没有合适的方法,则很可能达不到预期目的。追索文物之诉的难点布满各个阶段,律师们通过敏锐观察后发现,在处理或解决流失海外文物回归的问题上,其他通行的诸如回购、外交、竞买等路子几尽不可能,试想,中国的文物要中国人再用中国的银子买回来,道理讲不通,这肯定不行,国人感情无法接受;外交途径尚不成熟,未经战术的情况下指望两首持有人的皮尔贝杰回赠简直就是不可能,剩下只能选择的就是诉讼,唯一可作选择的几条回归之路中,诉讼也只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专业律师尤其清楚这点。诉讼可能会是最完善的主张,也是最有力量的主张。在诉讼的启动中,发觉的积累经验,实践中获得因历史的原因引起的诉讼问题、跨境中寻觅法域的困难、抗辩中查明证据的的问题,只有来自于实战中的经验才能回应理论推演。我们充分考虑到,只有建立在先有主张的基础之上,才能发觉证据的力量,只有经过庭审论辩才能显见分晓。

经过深思后,律师志愿团将成功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律师告诫要求佳士得公司撤拍,二是申请法律禁止令强制撤拍,三是面对潜在的买受人警告不准购买争议物,拍卖过程中阻却参拍人导致流拍,通过适当方式同持有人协商合理支付善款后回归两首。因为,这两首本来并非十分珍贵的文物,价无现值,佳士得公司商业策划虚高价位,直击国人颜面,仅仅是铜制的兔首和首鼠,且是破坏了基座的文物,仅有历史时间的传承,两亿元的价位隐含着拍卖方巨大的商业抄作之嫌。

启动诉讼之路,派员赴法诉讼,由于历史久远,注定了诉讼之路无不艰难异常,律师们需要民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世上本来就没有路,只有人走才能走出一条路。追索流失文物之路就此拓开,其实应想到了每一步都代表着未知的历程。据此才让人们更加关注和认识到律师团及志愿者的重大意义。此刻律师想到更多的是探究一条解决海外流失文物的途径。过程或者说方法问题至关重要。结果如何或成功机率如何暂且不论,当然还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诉讼并不排斥其他方法。

诉讼被提上议程后,有专家称如果用诉讼解决问题,很可能就此堵死了其他文物的回是之路,如此推理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一想,推理毕竟是推理,推理的结果隐含着诉讼非但不会堵路,反而会成为更多文物回归的更好办法,因为以前没有任何诉讼的时候也未发现失落的文物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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