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

                              （学佛笔记之六）

    中国是北传佛教的中心，也是唯一具有世界三大语系佛教的国家，佛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年代，已很难考定。公元前2年（即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京城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据传此经为《浮屠经》，但惜已失传，这是我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在此120年前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的结果，当时由印度传布到中亚细亚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过行旅往来向东渐进。也有传说：在与印度阿育王同时的秦始皇时代，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来到我国的咸阳。阿育王举行第三次结集约在公元前250年，会后派大德赴各国传教，前来中国很有可能。另外，也有认为楚国宋玉《高唐赋》和《史记·始皇本纪》中的“羡门”即沙门的，但因无译述学说传世，无从确考。

    印度佛教最初传入我国的时间，目前一般以公元67年的东汉明帝时代为正式始。据史籍记载，当时在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遣了使者12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在公元67年（永平十年），他们同了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阿含经》的节要译本。同时在京城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即是今天还存在的洛阳的白马寺。依照这个传说，佛教的传入中国虽然不始于汉明帝，而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崇信，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础和规模，可以说是始于东汉明帝时代的。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与佛经的翻译事业分不开的。在初期的翻译师中，我们不能不提到安息国（在今伊郎一带地方）的安世高，月支国的支娄迦谶，康居国（前苏联吉尔吉斯地区）的康僧铠、康僧会，和一位有月支人血统的最早西行求法者之一的中国僧人竺法护，同时还有朱士行于公元260年西行求法。由于他们的努力，不少声闻乘和大乘的经籍被翻译为汉文。而以安世高为代表，传译的是小乘佛学；以支娄迦谶为代表，传译的是大乘佛学。

    佛教在中国的广泛流行，发端在公元4世纪。当时中国僧界的道安法师是一位重要人物，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佛教领袖。他是我国最早的热心传教者，曾经派遣徒众到各地弘扬佛法。他又是我国第一个僧伽制度建立者。他努力寻求戒律，以补当时律藏不齐全的缺陷，并制定了当时全国风从的僧尼轨范（中国僧人出家后，废除原有姓氏，一律以“释”为姓，是由道安提倡并从他开始的）。他整理了已译出的经典，撰成了中国第一部“经录”；他极力奖励翻译事业，并第一次总结了翻译的经验。在他的主持下，译出了许多重要经论，集中和培养了许多学者和翻译人才，为后来鸠摩罗什的大规模翻译事业准备了有利条件。

    公元5世纪初，我国的法显法师游历天竺，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戒律。他除了带回许多书籍外，并且带回了《摩诃僧祗律》和弥沙塞部《五分律》。法显法师于公元399年，以65岁高龄发迹长安，涉流沙、逾葱岭，徒步数万里，遍游北印度，广参圣迹，学习梵文，抄录经典，历时多年，复泛海至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经耶婆提（即今印度尼西亚）而后返国。时年已80岁的他，仍从事佛经翻译。他著有《佛国记》，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佛教经论大规模有系统的翻译，应该说是开始于5世纪初的鸠摩罗什。这一位有着印度血统、在今天中国西北（新疆库车地区）出生的智慧卓越的大师，是中印两大民族共同的光荣。他和后来的玄奘法师是翻译事业中两大巨匠，他所译出的三百多卷典籍，不仅是佛教的宝藏，而且也是文学的重要遗产，他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的影响非常巨大。

    就佛学方面来说，鸠摩罗什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于对由龙树创立的中观系统典籍的介绍。由于他的努力，这一系列的经论著作，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维摩经》、《法华经》、《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金刚经》等，以及《大品般若经》的解释——《大智度论》，都传到了中国，为中国法性宗开辟了广大的基地。罗什之后，重要经师来者相继，主要经论不断译出。如觉贤于公元418—421年译出《华严经》，昙无谶于公元421年译出《大般涅槃经》，求那跋陀罗于公元443年译出《楞伽经》等。这些经典的译出，对中国佛教义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唐代玄奘法师赴印度求法，他以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事业，译出经论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约五十万颂），他的系统的翻译规模、严谨的翻译作风和巨大的翻译成果，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超前绝后的光辉典范。玄奘并以孤征十七载、独行五万里、足迹遍于西域、印度百三十国，留下了一部不朽的游记——《大唐西域记》。他不仅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译传了大乘瑜伽有宗一系的经论，而且把空宗的根本大经——《大般若经》二十万颂也完全翻译了过来，又把小乘说一切有部的重要论典几乎全译过来。另一个伟大的求法者，7世纪的义净法师，稍晚于玄奘取道南海去印度求法，经时二十五载，凡历三十余国，寻求律藏，遍礼圣迹，带回并译出了一切有部的十一种著作，从而使律藏更为完备。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各个兄弟民族在创造全民族的文化中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出色的成绩，在佛教方面尤其如此。西藏在吐番王朝时期，由于文成和金城两公主的下嫁，引进了盛唐文化和佛教的信仰，并创制了通用至今的文字。到持松德赞时期，迎请了印度当时最著名的显教学者寂护、莲花戒和密宗大师莲华生等建寺立僧，从事系统的翻译；同时又由沙州和向唐朝请去汉僧传授禅宗，讲经说法。到赤热巴中时，又迎请印度大德多人和西藏学者一起厘定译名，校正旧有译文，补译大量经论。公元10世纪以后西藏开始了佛教后弘期。直到1203年印度超戒寺及各大寺被入侵军破坏，三四百年间印度和西藏两地传法求法的大德往来不断。

    举其最著名者，如出生于孟加拉国的阿底峡尊者（982-1053），是印度当时学德最高的大师，于1042年应请至藏，创立迦当派。其学说为后来宗咯巴大师（1357-1419）所继承，创立了格鲁派（即黄教），遍传藏、汉、蒙广大地区。又西藏的玛尔巴曾三赴印学法，创立了迦举派（即白教），此派在明代曾长期掌握西藏地方政权。自公元8世纪中叶至13世纪中叶五百年间，西藏译出的三藏经籍就已收入甘珠、丹珠两藏计算，部数五千九百余种，分量约合三百万颂，约相当汉译一万卷。在藏译藏经中重译甚少，故实际内容大大超过汉译藏经。其中尤已空有两宗的论典一及因明、医方、声明的著作和印度晚期流行的密教经论，数量庞大，为汉译所未有。由于藏文翻译照顾到梵语语法的词尾变化和句法结构，因而极易还原为梵语原文，所以受到现代佛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佛教流入西藏的线路有两条，一是从我国内地传入；一是从北印度传入。其时间虽然比汉地晚了许多（公元7世纪开始传入），但经过不断发展，到公元11、12世纪，形成了带有藏族地区特色的藏传佛教。它把以释迦名义编述的大小乘教统称为显教，以法身佛大日如来所说的教法称为密教。所据经典为《大日经》、《金刚顶经》和《现观庄严论》等，其基本上是把显、密二教相结合，提倡双修。

    另外，在清代曾进行满文大藏经的翻译。近代还发现西夏大藏经以及回鹘文佛经的残卷。还有，我国的傣族文化一向不为人所知，解放后才发现傣族有非常丰富的傣文著作，其中即包含有南传巴利三藏的傣文译本。由此可见，我国各族文字的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有的巍峨丰碑，其中凝聚了多少世代人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伟大气魄。

    随着大量经论的传来，印度佛教各派思想与我国民族文化相接触，经过长时期的吸收和消化，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公元6世纪末至9世纪中叶的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极盛时期，在这时期，思想理论有着新的发展，各个宗派先后兴起，呈现百花争艳的景象。其主要流行的是八宗：一是三论宗又名法性宗，二是瑜伽宗又名法相宗，三是天台宗，四是贤首宗又名华严宗，五是禅宗，六是净土宗，七是律宗，八是密宗又名真言宗。其中，禅宗与净土宗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宗派。

    禅是禅那（Jhãna）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一般叫做禅定。此法是将心专注在一法境上一心参究，以期证悟本自心性，这叫参禅，所以名为禅宗。禅的种类很多，有声闻禅，有菩萨禅，有次第禅，有顿超禅。禅学方面，在中国有一支异军突起，那就是所谓“教外别传”的禅宗。这个宗所传习的，不是古来传习的次第禅，而是直指心性的顿修顿悟的祖师禅。

    相传此宗的禅法是在6世纪初由印度的菩提达摩传来的。过去说：禅宗单传心印，不立文字，称为“教外别传”。但初祖达摩以四卷《楞伽经》传于二祖慧可作为印心的准绳，弘仁、慧能又教人诵持《金刚般若》，这样，《楞伽》、《般若》便是此宗的经典依据。以后更有《六祖坛经》和许多“语录”的出现，也就不能说，禅宗没有经典依据。在8世纪间，禅宗分为南北两宗：北宗神秀一派主张渐修，盛极一时，但不久便衰歇；南宗慧能一派主张顿悟，后世尊为六祖，弘传甚盛。从唐到宋，南宗的禅师辈出，在此三四百年中又分为五家七派，可想见其兴旺的景象。

    净土宗是依《无量寿经》等提倡观佛、念佛以求西方阿弥陀佛极乐净土为宗旨而形成的宗派，所以名为净土宗。此宗分佛陀说的法门为二道，即难行道和易行道。此宗说别的宗依戒定慧修六度万行，需经三大阿僧祗劫为难行道；说修净土法门一生至诚念佛，临命终时，仗承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安养净土永不退转为易行道。因此，此宗主张劝人念佛求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由于净土宗简单易行，故在我国得到特殊广泛的流行。

    唐朝是中国汉地佛教的鼎盛时期。自唐武宗灭佛后（会昌法难），除禅宗外，是我国佛教诸宗的衰亡时代。稍后有天台、贤首的复兴和禅宗的大发展，但也没有初唐、中唐那样的盛况。自元代起，西藏佛教传入内地，很受朝廷的崇奉，但未普及民间，而汉地原有佛教则不及宋代时的兴盛。有清一代，汉地佛教没有什么大的起色，仅能保持原有的余绪。

    我国近代的佛学提倡者首推杨仁山（1837-1911）。为了培养人才和扩大佛典流通，便利佛学研究，他用了几十年的光阴，致力于讲学和刻经事业。在他的培育影响下产生了一些佛教学者。我国近代高僧中，著名人物有月霞、谛闲、印光、弘一、虚云等，他们分别弘扬贤首、天台、净土、律宗、禅宗。还有积极从事整理僧伽制度，提倡僧伽教育，宣扬大乘精义，发扬佛教文化事业最有力的是圆瑛法师和太虚法师。

    我国佛教自唐武宗毁法（公元844年）以来，义学凋敝，达千余年，经过近百年中僧俗大德学者的努力而渐有起色，这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和目前国外的佛教学术研究事业的兴旺情况相比，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何恢复我国佛教在盛唐时期波澜壮阔、声华腾蔚的地位，以与祖国当前的伟大时代相适应，尚需要佛教界有识有志之士发大愿心，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