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三征高丽为何均以失败告终

 

隋炀帝杨广这个人格局很大，他希望自己能够建立象秦皇汉武那样的文治武功，有着巨大的人生抱负。我们从他做皇帝之初着手所做的几件事情上便可了解一二。一、营建洛阳；二、绥靖突厥；三、北修长城；四、开凿运河；五、三征高丽。其中被后人议论最多的是他的三征高丽，主要是因为三次征伐均无功而返。

隋炀帝为什么一定要征伐高丽呢？我们从下面这篇诏书当中可以看的很清楚，即所谓“高丽高元，亏失藩礼”。据《隋书卷三  帝纪第三（炀帝上）》：

“（大业七年611二月）乙亥，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涿郡。壬午，诏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兴之以教义。高丽高元，亏失藩礼，将欲问罪辽东，恢宜胜略。虽怀伐国，仍事省方。今往涿郡，巡抚民俗。其河北诸郡及山西、山东年九十已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县令。”

就是说，大业七年（611）二月，隋炀帝从扬州走运河入永济渠，来到涿郡，就是今天的河北涿州（北京南）。下了一道诏书。诏曰：为政要以安民为先，以兴教为本。高丽皇帝高元，不遵做为藩国的礼节，必须予以讨伐，以恢复原有的秩序。虽然是谋划讨伐事宜，仍不忘视察地方。这次往涿郡，巡视风俗，抚慰百姓。给予河北各郡年长者享受太守、县令的待遇。

隋炀帝征伐高丽，不仅缘于隋炀帝的老大思想膨胀，更是因为隋炀帝无法容忍高丽的这种不臣行为破坏了原有的“国际秩序”。当时大臣黄门侍郎裴矩的话也契合了隋炀帝的思想，促使他下决心征伐高丽。据《唐书卷六十七  列传第三十二（裴矩）》：

“（裴矩）从帝巡于塞北，幸启民（东突厥可汗）帐。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矩因奏状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文帝杨坚）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杨坚老五）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mo）之乡乎？今其使者朝于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觐。不然着，当率突厥，即日来诛之。’帝纳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

就是说，裴矩随隋炀帝巡幸塞北，亲临突厥启民可汗大帐。当时正好有高丽使者来突厥外交，启民不敢隐瞒，将此事告诉隋炀帝。裴矩说，高丽历来是中国所统辖，只是现在才不臣服我朝，先帝想征伐高丽已经很久了，由于杨谅征伐无功而返，高丽便更加无理 。如今陛下一同天下，高丽怎能还不前来朝拜，怎能还让高丽这个中国之地仍然为荒蛮之境呢？现在高丽的使者朝见启民可汗，看到比他们更强大的突厥举国臣服的情况，一定会恐惧我朝的强大，考虑不臣服将会灭国。胁令高丽王前来朝见，就应当可以够搞定高丽了。隋炀帝说：怎么说？裴矩说：请面诏高丽使者见陛下，示以国威，放还回国，让他告诉高丽王，速来朝见，不然的话，将率突厥一道前往征伐。

这个事情很关键，为隋炀帝后来的灭亡埋下了伏笔。《隋书》突厥列传当中，隋炀帝对高丽使者所说的话记载的更为详细。据《隋书卷八十四  列传第四十九（突厥）》：

“先是，高丽私通使启民所，启民推诚奉国，不敢隐境外之交。是日，将高丽使人见。敕令牛弘宣旨谓之曰：‘朕以其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王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惧。”

这个就不仅是指责警告了，已经是公开的威胁了，“再不臣服，必将讨伐”。高丽的不朝对隋炀帝来说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尤其是高丽竟然越过随王朝朝拜突厥，这格对隋炀帝刺激很大，所以隋炀帝对高丽使者的“狠话”完全可以理解。这个时候的隋炀帝势头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谓“万国来朝”，尤其是突厥的表现，让隋炀帝大感快慰。据《隋书卷三  帝纪第三（炀帝上）》：

“（大业三年607年）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乙酉，启民饰庐清道。帝幸其帐，启民奉觞上寿，宴赐极厚。上谓高丽使者曰：‘归语尔王，当早来朝见，不然者，吾与启民巡彼土矣。’”

就是说，公元607年，八月，隋炀帝往榆林。突厥大首领启民可汗为迎接隋炀帝，装饰行宫，清理道路。隋炀帝驾临启民可汗大帐，启民可汗奉酒为隋炀帝祝寿，隋炀帝给予丰厚的赏赐。隋炀帝对前来的高丽使者说：回去跟你们的王说，应当早早过来朝见，不然的话，我与启民可汗将去巡视你们的国家。

上面所说的启民可汗“饰庐清道”，这里还有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  隋纪四  隋炀帝大业三年（六零七）》：

“（大业三年607六月）戊子，车驾顿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径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启民惊惧，先遣武卫将军长孙晟谕旨。启民奉诏，因召所部诸国悉、霫（xi）、室韦等酋长数十人咸集。晟见牙帐中草秽，欲令启民亲除之，示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帐前草曰：‘此根大香，启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自洒扫，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压内芜秽，谓是留香草耳！’启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赐，得效筋力，岂敢有辞。特以边人不知法耳，赖将军教之；将军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shan 除去）庭草。其贵人及诸部争效之。于是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

就是说，隋炀帝将出塞外炫耀武力，将途径突厥地域，达于辽东，怕引起启民可汗的恐惧，于是先派遣武卫将军长孙晟前去晓谕启民可汗。启民奉诏，又召集所属大小数十个部落酋长集会。长孙晟看到营帐中有杂草，想让启民可汗亲自除去杂草，以便在各部落酋长面前表明隋朝的权威，于是指着帐前的乱草说：这种草的根很香，于是启民拔草嗅根，说：真的不香。长孙晟说：天子所到之处，诸侯要亲自洒扫，清理道路，以表诚敬之心；现在帐前杂草丛生，我以为是香草而特意留下的！启民醒悟，连忙致歉，并拔出佩刀亲自除草。其他贵族大人及部落酋长纷纷效法。于是，从榆林北至隋炀帝的牙帐再到辽东，突厥以举国之力，开出一条长三千里，宽百余步的御道。

隋炀帝这下真是牛大。然而突厥人所给的也仅仅就是个“面子”，后来突厥并没有随征伐高丽，所谓“吾与启民巡彼土”不过是隋炀帝一时的大话，吹牛罢了，吓唬人的。突厥不仅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并且也没出一分钱。所以，隋炀帝的这种金钱外交、面子外交是应该反思的。

隋炀帝是个很要面子的人，突厥人也真的是给足了面子。隋炀帝为了在突厥人面前夸耀，令人大搞面子工程。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  隋纪四  隋炀帝大业三年（六零七）》：

“（大业三年（607）六月）帝欲夸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数千人；甲寅，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

就是说，隋炀帝要在突厥人面前夸耀，令将作大匠宇文恺制作一顶大帐，这顶大帐之下能坐数千人；过了两天，隋炀帝在城东驾临大帐，盛陈仪仗卫队，宴请启民可汗以及各部落，举行大型的歌舞表演。各胡族部落无不惊骇喜悦，争相献牛羊驼马达数千、万头之多。

突厥人显然被隋炀帝这种大场面给震住了，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十分惊骇。然而事情还没有完，下面还有更让这些部落酋长“骇悦”的事情。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  隋纪四  隋炀帝大业三年（六零七）》：

“（大业三年）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历云中，泝（su 同溯）金河。时天下承平，百物丰实，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令宇文恺等人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榦（gan 同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远望台）悉备。胡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启民奉庐帐以俟（si 等待）车驾；乙酉，帝幸其帐，启民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帝大悦，赋诗曰：‘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就是说，公元607年，八月，隋炀帝前往榆林，过云中地区，溯金河北上。当时天下太平，百物丰盈，隋炀帝随行的戴甲士卒达五十余万，其中铁骑十万，一路上旌旗辎重，千里不绝。隋炀帝令宇文恺造一种能移动能观景的殿宇，上面能够容纳数百名侍卫，殿宇下有轮轴，可拼拆，可推着走。又造一种能够行走的“城”，四周各二千步，“城”内有楼，有瞭望塔。胡人看到隋炀帝的队伍，惊叹之余，以为神仙下凡，每次远远望见隋炀帝的大营，十里之外，无不屈膝扣头，无人敢骑马。启民可汗在榆林恭迎隋炀帝，隋炀帝驾临其大帐，启民捧酒为隋炀帝祝寿，跪伏在地，执礼甚恭，王侯以下皆于帐前袒露右臂，以此致礼，不敢抬头，隋炀帝大为高兴，赋诗一首：

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

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隋炀帝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天子出行真如神仙下凡，那种阵势还真是能镇住人的，而这正是隋炀帝所要的。隋炀帝不放过任何一次炫耀的机会。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  隋纪四  隋炀帝大业五年（六零九）》：

“（大业五年609六月）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披锦罽（ji 毛毡），焚香奏乐，歌舞谊噪。帝复令武威、张掖仕女盛饰从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马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

就是说，公元609年，六月，隋炀帝到燕支山，伯雅、吐屯设等部落首领及西域二十七国都在道路边上迎候，隋炀帝令迎候者皆戴金佩玉，身披锦毡，焚香奏乐，载歌载舞。隋炀帝又令张掖、武威的妇女都盛装出来迎候围观，凡是车马衣服不够鲜艳漂亮的，由郡县官员督促其更换。一时人山人海，骑马者将道路都堵塞了，周围欢迎的人群绵延数十里，以显示国家之盛。

燕支山位于今天甘肃张掖市山丹县东南五十多公里处，东西绵延一百多公里，南北横跨二十多公里，山坡上松柏常青，水丰草美。山中冬温夏凉，气候湿润，特别适合于畜牧。

隋炀帝的“面子”也是要付出代价的。面对西北实力强大的突厥部落，隋炀帝一直采取收买安抚的绥靖政策，花费巨大，长于此道的官员还升了官。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  隋纪四  隋炀帝大业五年（六零九）》：

“帝谓裴矩有绥怀之略，进位银青光禄大夫。自西京（长安）诸县及西北诸郡，皆转输塞外，每岁钜亿万计；经途险远及寇抄，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皆徵（zheng 此同征）破其家。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

就是说，隋炀帝称一位叫裴矩的官员有绥靖西域的谋略，升任为银青光禄大夫。当时从长安各县一直到西北各郡，都向塞外输送钱物，每年达亿万之巨；输送钱物要经过险远的山谷荒漠，还会遭到匪寇的抄劫，因人畜死亡而不能送达者，皆被官府一再强征而家破人亡。由此百姓失业，西边首先陷入困局。

所谓“绥靖”就是拿钱安抚。大量的财富金钱援助，塞外得以暂时的稳定，但是，苦了百姓，这种苦到了一定程度，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造反是一定的。老百姓可以节衣缩食支持你，但是让我舍了性命支持你，就难了。

隋朝为绥靖西域，稳定边疆，花费了巨额的财富，付出巨大的代价，也为隋朝倾覆埋下了祸根。这种绥靖政策基础并不牢靠，有钱时便都好，没钱了马上就翻脸，况且是人在人情在，人死了，这人情也便结束了。启民可汗于大业五年（609）十一月死。大业十一年（615）八月，突厥酋长启民可汗的儿子咄吉始毕可汗围攻隋炀帝。突厥人数十万骑兵将隋炀帝围在雁门，如果不是下嫁突厥的义成公主“遣使告变”，隋炀帝回不回得去都很难讲。（《隋书卷四  帝纪第四（炀帝下）》）

隋炀帝在西北耀武扬威，花费巨万，不仅是要这个气派，更重要的是稳定西北。“万国来朝”的现象让隋炀帝陶醉。只要看看上面隋炀帝出巡西域的那种阵式，以及他面对突厥人的这种情形，隋炀帝那种自负的神情便跃然纸上。所以隋炀帝绝不能容忍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有高丽这么一个不听招呼的存在，可谓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

隋炀帝为征伐高丽做了一系列的准备。首先是造舆论造势，其次是营建洛阳，修筑长城，巩固中原；三是在北方耀武，夸示武力，稳定西北；四是绥靖突厥；五是开运河，下江南，安抚江南的百姓，主要是安抚江南的士阀大族。

 

一、隋炀帝第一次征伐高丽。

 

隋炀帝经过大量的准备，公元612年，正月，也就是隋炀帝第二次下扬州一年后，隋朝军队在涿郡集结完毕。当时隋朝征伐的队伍非常庞大，为近古所没有。据《隋书卷四  帝纪第四（炀帝下）》：

“（大业）八年（612）春正月辛巳，大军集于涿郡。”

“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癸未，第一军发，终四十日，引师乃尽，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就是说，公元612年，正月，隋朝大军集于涿郡。隋朝征伐高丽的军队人数总计有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精确到百在史书记载中不多见）号称二百万，后勤保障的还有二百万人。第一军出发四十天后，最后的队伍才开始走，旌旗绵延千里。这种军队出师的盛况是近古所没有的。

隋炀帝军队的这个规模大概只有当年的汉武帝能与之相比，然而隋炀帝只是徒有其表，其武功实在无法与汉武帝相比。

隋炀帝大业八年（612），这一年从正月到七月，历时七个月，隋朝军队久攻不克，无功而返。据《隋书卷四  帝纪第四（炀帝下）》：

1、“于时诸将各奉旨，不敢赴机，既而高丽各城守，攻之不下。”

2、“六月己未，（隋炀帝）幸辽东，责怒诸将。止城西数里，御六合城。”

3、“七月壬寅，宇文述等败绩于萨水，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死之。九军并陷，将帅奔还亡者二千余骑。癸卯，班师。”

4、“九月庚辰，上至东都。”

就是说，经过充分的准备，隋朝大军兵临城下，但是屡攻不克，隋炀帝大怒，亲临辽东，责怒众将。然而，依然久攻不下，大将军宇文述战败，大将辛世雄战死。隋朝大军全部陷入重围，将帅突围逃回，死亡二千余骑。班师。九月，隋炀帝回到洛阳。

隋朝军队虽然声势浩大，但是说到战力，高丽人一点儿不比隋朝军人弱，可能还更强。隋朝军队远道而来，隋炀帝又急于求成，一旦久攻不下，便焦躁不安，自乱阵脚。而高丽人则以逸待劳，况且他们知道，自己是不能失败的，因为一旦战争失败，后果将会很惨，他们以前是有过教训的。早在十六国时期，前燕皇帝慕容皝曾大破高丽。据《北史卷九十三  列传第八十一》：

“皝字元真，号年为元年，自称燕王。建国二年，昭成纳皝女为后。四年，皝城和龙而都焉。征高丽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丽王钊父利墓，载其尸，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钊后称臣，乃归其父尸。”

就是说，北魏建国二年，即公元339年，北魏（代国）国王拓跋什翼犍纳前燕慕容皝的女儿为皇后。公元342年，慕容皝建都龙城。征伐高丽，大破之，攻入其都城，掘高丽国王父亲的陵墓，将尸体拉回国，一把火烧掉其宫殿，毁其都城，回军。后来高丽国王被迫向燕国称臣，前燕才归还其父的尸体。

毁城、焚宫、掘尸，这种做法是有点过分了。但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的这种相互征伐的残酷程度。高丽失败不起，如此可以想象，高丽人作战一定特别勇猛。

这次回来，隋炀帝就不那么风光了。大业八年，即公元612年，十一月，隋炀帝将败将宇文述、于仲文等除官为民，斩尚书右丞刘士龙。

隋朝这次征伐高丽无功而返，究其原因一是国内发生大规模水灾；二是后勤保障出了问题，民夫不堪重负，有私下跑掉的，有聚众为盗的；三是前方作战不利，久攻不克，大将战死，影响了士气。

 

二、隋炀帝第二次征伐高丽。

 

据第一次讨伐高丽的时间仅仅过去三个月，到了第二年，即大业九年（613）二月，隋炀帝便再伐高丽。对隋炀帝来说，第一次征伐失利的结果是不能接受的，他根本咽不下这口气，要再征高丽，那么结果如何呢？据《隋书卷三  帝纪第三（炀帝下）：

1、“（大业）九年（613）春正月丁丑，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州。”

2、“（大业九年613二月）壬午，复宇文述等官爵。又征兵讨高丽。”

3、“（大业九年613）夏四月庚午，车驾渡辽。壬申，遣宇文述、杨义辰趣平壤。”

4、“（大业九年613六月）戊辰，兵部侍郎斛斯政奔于高丽。庚午，上班师。高丽犯后军，敕右卫大将军李景为后拒。”

就是说，公元613年元月，隋炀帝征招天下勇士，组建自己新的的御林军（骁果），并集结在涿州。将大将军宇文述等人官复原职，再次征兵讨伐高丽。这次隋炀帝亲赴辽东，遣大将军宇文述、杨义辰攻打平壤。这一年六月，隋朝的兵部尚书奔逃高丽。三天后，隋炀帝班师。高丽军队抄劫隋朝后军，隋炀帝命大将军李景断后。

这次征伐高丽不仅无功而返，撤退时还被高丽追杀。如果说第一次隋炀帝是丢了面子，这一次可谓颜面扫地。隋炀帝为何如此仓促撤军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隋炀帝统兵在外，而国内出了大问题。据《隋书卷四  帝纪第四（炀帝下）》：

“（大业九年613）六月乙巳，礼部尚书杨杨玄感反于黎阳。”

就是说，公元613年，六月，礼部尚书杨玄感反叛朝廷。

杨玄感是司徒杨素的儿子，相貌伟岸，这小子继承了杨家优秀的基因，“体貌雄伟，美须髯。”因不满隋炀帝排挤杨家，反了。（《隋书卷七十  列传第三十五（杨玄感）》兵部侍郎斛斯政叛逃高丽也与杨玄感的反叛有关。据《隋书卷七十  列传第三十五（斛斯政）》：

“杨玄感至反也，政与之通。及玄纵等亡归，亦政之计也。帝在辽东，将班师，穷治玄纵党与。内不自安，遂亡奔高丽。”

就是说，礼部尚书杨玄感反叛，兵部尚书斛斯政参与了此事。杨玄感的弟弟杨玄纵从辽东隋炀帝那里逃奔哥哥杨玄感，也是斛斯政的计谋。当时隋炀帝正在辽东征伐高丽，将要班师回朝的时候，下令彻底追究杨玄纵的党羽。斛斯政内心不安，于是奔逃到高丽。

杨玄感的叛乱很快被隋炀帝平定，杨玄感被杀。据《隋书卷四  帝纪第四（炀帝下）》：

“（大业九年613）八月壬寅，左翊（yi）卫大将军宇文述等破杨玄感于阌乡（wen 在河南省灵宝县境内），斩之，余党悉平。”

就是说，公元613年，八月，大将军宇文述打破杨玄感，斩杀杨玄感，铲平其余党。

宇文述打高丽不行，干掉杨玄感还是没问题。隋炀帝平定杨玄感后，大业九年（613）十二月，又将抓获的杨玄感的兄弟党羽施以酷刑，并全部杀掉。感觉此时的隋王朝充满了戾气，让人感到不安。据《隋书卷四  帝纪第四（炀帝下）》：

“（大业九年613）十二月甲申，车裂玄感弟朝请大夫积善及党与十余人，仍焚而扬之。”

就是说，公元613年，十二月，将杨玄感的弟弟杨积善及其党羽十余人全部酷刑，车裂而死，又将残尸焚烧，最后，将烧尽的尸灰扬弃。

 

三、隋炀帝第三次征伐高丽。

 

大业十年，即公元614年，隋炀帝搞定杨玄感，还是对高丽放不下，耿耿于怀，高丽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正月刚过，隋炀帝便召集群臣，商议再次征伐高丽。据《隋书卷四  帝纪第四（炀帝下）》：

“（大业十年614））二月辛未，诏百僚议伐高丽，数日无人敢言者。”

就是说，公元614年，二月，隋炀帝下诏令群臣商议讨伐高丽，一连数日无人敢说话。

隋朝这帮大臣谁不知道隋炀帝的这点心病，从面子上到心理上都过不去，所以还能说什么，还敢说什么。既然没人敢说话，或者说无人敢提不同意见，于是隋炀帝下令再征高丽。据《隋书卷四  帝纪第四（炀帝下）》：

“（大业十年614）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亥，次临渝宫，亲御戎服，禡（ma 祭礼）祭黄帝，斩叛军者以衅鼓。”

就是说，公元614年，三月，隋炀帝在此驾临涿郡。几天后，隋炀帝亲自穿上军服，一身戎装祭拜黄帝，又杀了几个叛逃的军人以壮行色。

隋炀帝第三次征高丽，不仅亲自祭拜黄帝，还杀了几个人，以血祭旗，务求必胜。然而，这一次征高丽，从三月打到七月，一样是无功而返，只是在面子上好看一点而已。据《隋书卷四  帝纪第四（炀帝下）》：

1、“（大业十年614秋七月）甲子，高丽遣使请降，囚送斛斯政，上大悦。”

2、“（大业十年614）八月己巳，班师。”

3、“（大业十年614）冬十月丁卯，上至东都，己丑，还京师。”

4、“（大业十年614）十一月丙申，支解斛斯政于金光门外。”

就是说，公元614年，七月，高丽派遣使者到隋炀帝那里请降，并将隋朝去年叛逃高丽的兵部尚书斛斯政关入囚车，送了过来，隋炀帝大为高兴。八月，隋朝军队班师。十月，隋炀帝来到洛阳，不久，回到京师长安。十一月，隋炀帝杀叛逃高丽的兵部尚书斛斯政。

这一次征伐高丽，以高丽表面上的“请降”而告终。唯一的收获就是抓回了叛逃高丽的原隋朝兵部侍郎斛斯政，隋炀帝将其施以酷刑，然后处死。据《隋书卷七十列传第三十五（斛斯政）》：

“将政出金光门，缚政于柱，公卿百僚并亲击射，脔割其肉，多有啖者。啖后烹煮，收其余骨，焚而扬之。”

就是说，隋炀帝下令将斛斯政拉出金光门，绑到柱子上，百官一起引弓箭射斛斯政，又上前持刀割他的肉，有许多人将割下的肉放在嘴里吃掉。然后将尸骸烹煮，又将骨头烧尽，最后将骨灰扬弃。

隋炀帝第三次征伐高丽，几乎同样是无功而返。此时彼此都已经是筋疲力竭，无心再战，加上高丽表面上“请降”，又送回叛逃的兵部侍郎斛斯政，隋炀帝总算挽回点面子，于是就此罢兵，但这只是隋炀帝罢兵的表面原因，这个时候隋朝国内的反叛力量风起云涌，可谓烽烟遍地，这才是隋炀帝不得已罢兵的真正原因。

当沉重的劳役到了百姓不堪忍受的时候，必然造反，或者说必然被一些人利用来“造反”，造反者又势必遭到朝廷残酷的镇压，于是再造反，再镇压，这样就是陷入了恶性循环，导致国家大乱，以至于不可收拾。

隋炀帝登基的这几年，隋朝的国力之盛，此时达到极至，就是后来的唐王朝也望尘莫及。然而在表面看起来轰轰烈烈的背后，已经隐藏了巨大的危机。就在隋炀帝往涿郡轰轰烈烈准备征伐高丽的这一年，即大业七年（611），秋天，山东发生大面积水灾。据《隋书卷三  帝纪第三（炀帝上）》：

“（大业七年611））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

就是说，公元611年，秋，发大水，山东、河南有三十余个郡遭大水淹没，百姓相继卖身为奴婢。

有道是一叶知秋。不仅有天灾，而且还有人祸，天灾与人祸往往是连在一起的。隋炀帝备战高丽，征发大量的兵员、物资、民夫，老百姓苦不堪言。据《隋书卷三  帝纪第三（炀帝上）》：

“于时辽东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

就是说，当时，为征伐高丽，军队以及军队的后勤保障队伍填满了辽东的大小道路，昼夜不绝，有些士兵、苦役不堪重负，便聚众为盗。

以上这些隋炀帝不一定能看到，即便能看到，恐怕也顾不上了，征伐高丽才是隋炀帝的要务、急务。自负的隋炀帝怎能容忍高丽的不臣行为，非征伐高丽不可。但是事物有其必然的规律，有其基本的常识，你一定要违背规律，不顾常识，一味自大，失败是早晚的事情。

征伐辽东不仅是隋炀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隋炀帝举全国之力三次征伐高丽，不仅无功而返，而且还引发诸多后遗症，一些隐形的问题一下子暴露出来。公元613年之后，各地反叛愈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几乎都是数十万的规模。公元618年，隋炀帝被人弑杀于扬州，时年五十岁，隋朝由此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