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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人从政何以大多被贬官?

(2019-05-24 19:34:32)
标签:

文化

唐代文人

贬官

怀才不遇

英年早逝

分类: 历史文化•知识百科

唐代文人从政何以大多被贬官?


唐代文人从政何以大多被贬官?

    唐代文学在诗、文、小说、词的全面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而实现这一时代辉煌的自然离不开唐代的文人们。然而,唐代文人政治上的不得志与他们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形成巨大反差,文人从政被贬的现象相当普遍。


    中国的文人在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引导下,与做官结下了不解之缘。隋朝科学制度的建立,为寒门子弟读书求取功名留下巨大的空间。唐代科举制度进一步的完善,使更多读书人走上政治舞台。可唐代文人的处境,却普遍悲凉。那些才华横溢的诗人,大部分怀才不遇,身世坎坷,英年早逝。

唐代文人从政何以大多被贬官?

    “初唐四杰”中,王勃只做过几任小官,但都被革职,26岁溺水而亡;杨炯开始的官更小——校书郎,这是一种主管典籍整理的工作,最后死于县令任上。初唐四杰中,骆宾王的名气最盛,7岁时就写出了《咏鹅》这样的名篇,但他同样他一生跌宕。唐高宗李治末年,他曾任长安主簿,却因故下狱。


    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的陈子昂,24岁考取进士。他反对唐初靡丽的诗风,主张作品注重内容,表现形式要刚健质朴,对后人的散文、诗歌创作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唐代文人中,他算是较为幸运的——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曾任右遗拾,主要职责是侍从劝谏皇帝。但陈子昂有文人的清高,眼中容不得半粒沙子,在政治观点上,他与武则天存在分歧,后被冷落,38岁辞职,41岁被县令断简害死在狱中。

 唐代文人从政何以大多被贬官?


    张九龄为人正直,敢于直言进谏,官至宰相,是唐代诗人中在官场较为成功的一个典例。但正是因为为人磊落,他得罪了不少权贵,最后遭到奸臣李林甫的陷害,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与骆宾王借蝉自喻相似,张九龄在《感遇》中以丹橘自喻,借物感怀,表明自己的高贵品德,也从侧面对唐玄宗不辨忠奸感到叹息。“徒言信桃李,此木岂无阴。”意思是说,皇帝不要随意听信一些大臣的话,我也可以对国家作出贡献。

 

    田园诗人孟浩然,一生存留了200多首诗作,去世时年仅51岁。他大部分时间在隐居,或在吴、越、湘、闽等地周游。在外人看来,孟浩然纵情山水,过得潇洒肆意。事实上,孟浩然谋取功名的心一直未灭。晚年,他还与张九龄走得很近。《临洞庭》一诗就是他赠送给张九龄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抒发了他求官不得,无人引荐的苦闷。意思很明显,孟浩然希望张九龄能向朝廷推荐自己。

唐代文人从政何以大多被贬官?

    李白、杜甫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峰,但都郁郁不得志。“诗仙”李白因玉贞公主举荐,被召入京,供奉翰林,受到玄宗特殊的礼遇,但因权贵谗毁,不到两年即被“赐金放还”。以后长期流浪漂泊,安史之乱时,因参加永王李璘幕府,牵连获罪,长流夜郎,行至巫山遇赦得还,后病死于当涂。诗圣杜甫的一生更让人叹息,他忧国忧民,现存诗作1400多首。但却无他的容身之地,大半生在靠朋友接济。他甚至连自己孩子的性命都无法保全,幼子被活活饿死。而他自己,也于59岁那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里,死在湘江耒阳段的一条船上。


    文人的悲苦从诗人李贺的诗中也可反映出来,他在《南园》(其一)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纵使李贺这样的才子,也觉得书生是很少成为万户侯的。李贺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号称诗鬼。只活了26岁,际遇坎坷,常受到排斥。做过几年奉礼郎(九品小官),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

 唐代文人从政何以大多被贬官?

    唐代文人命命运坎坷,除以上列举的以外,还有张旭、王维、王昌龄、柳宗元等大文豪。他们的政治生涯与上面提到那些文人大同小异。翻开唐史,发现很多唐代诗人不到30岁就离开了人世,如王勃、李贺等,柳宗元46岁卒于任上,杜甫、韩愈、孟浩都没活过60岁。这些满怀抱负的才子,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长期得不到朝廷的重用,郁郁不得志,做小官还屡遭奸臣陷害,加速了文人的衰老。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唐代文人特别不得志呢?一般看法无非是政治黑暗、君主昏庸、小人当道之类,如果说其他朝代也许勉强说得过去,但把它用于唐代恐怕有些牵强附会。众所周知,唐代是一个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文化灿烂的朝代。唐代某些文人从政被贬官,固然有当时“安史之乱”,时局动荡的因素,但并不是主要的。比如“初唐四杰”以及后来的李贺等人与“安史之乱”何干?

唐代文人从政何以大多被贬官?

    在我看来,中国的文人们往往仅仅只具有文士之才,却爱做指点江山的梦想,以建立盖世功业自命,而一旦一厢情愿的梦想在严峻的现实上一再撞碎后,不是据此去清醒地认识自己,而只是激愤无比。其实社会的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文人在政治素质上的储备不足是使文人难以在仕途上站稳脚跟并成大气候的最根本原因。政治关系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只需要服从,与文人天真率性的品质格格不入;政治家需要胸怀天下,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做出“丢卒保车”的决策,文人则容易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往往小题大作,因小失大;政治家在波谲云诡的复杂形势下,多权谋、善机变,能够自如的驾御局面,文人则往往六神无主,手足无措,在慌乱中坐失良机;政治家处事果决,文人则优柔寡断且言过其实。说白了,中国文人往往有从政的强烈愿望,而无政治才能,这是他们在官场混不下去的主要原因。


唐代文人大多官运不通,唐以前的屈原、贾谊、司马迁、曹植;后世的苏轼、王安石、蒲松龄、曹雪芹、龚自珍等等著名文人,其官运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实上,一部中国文学史,实际就是中国文人的仕途辛酸史。由于中国文人始终有着难以消解的仕途情结,所以中国文学里充满了文人怀才不遇的悲鸣。在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中,极少数文人如愿以偿,步入仕途。绝大多数文人则仕数不遇,壮志难酬。

唐代文人从政何以大多被贬官?

    当然,文人并不是天生不能做官,事实上历史上的好官多是文人出身的。但这些出身于文人的好官从严格意义上说已经远离了文人的职守,他们充其量也只能是“准文人”。他们的政治素质已远远高出了他们作为文人的素质,他们已然实现了从文人到政治家的历史蜕变。也许从今人的眼光来看,魏征、张说、狄仁杰、姚崇这些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大文人,但若论文学贡献,他们无法和同时代的“初唐四杰”、陈子昂们比肩,和后来的李白、杜甫们相比,更是无法望其项背。反过来说,如果四杰、陈子昂、李白、杜甫们也像魏征、张说、狄仁杰、姚崇们一样仕途坦荡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在文学上做出多大的贡献,唐代文学史就得改写。

作者:闹市一博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a714ef0102e4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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