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不但在身体，而且也在精神上进行了调整。李辉在接到家信后，流着泪水向我说:“高指导，请原谅我，像原谅自己孩子一样原谅我。”态度诚恳感人，不由让人从内心里感到由衷高兴。正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李辉的行动加深了相互了解，缩短了我们之间感情上的距离。

    矛盾的存在是永恒的、一个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段举在海南之行前后所暴露的“顶牛”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便显露出来，对少有的几次轻微活动他都满不在乎，似乎有点儿“玩世不恭”。当然无论从事物变化，发展看都应看做正常，但在此时再度发生问题又属不正常。

对此，我依然沉着应付，我希望他尽快悬崖勒马，不要一意孤行。段举呀段举，我多么希望你能够起更大的正面作用！

沉重的负荷，使我感到压力之重。尤其是回顾中国足球史上的任何一位教头，可以说都没有好下场。一场比赛可以使你成为英雄，也可能成为“狗熊”。这就是现实啊!对此怎能不感慨万千。

海南之行结束了。我们于五月十一日回到了广州。

“5.20”不是“5.19”

对“5.20”与香港队比赛正按部就班地进行准备，尤其在心理战上，我们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击;在“沪港杯”比赛中输赢都对香港队有利，郭家明先生继续利用“5.19”阴影来施加压力，欲改变香港队与菲律宾队比赛日期(放在中港之战以后)，对此，我们断然反对，而且国际足联做出了有利于我方的裁决。我们的海南之行，打乱了他认为延期比赛对港队有利一说，我们的行动是你拖我不拖，海南之行使他们摸不清中国队去向，更不知我队的意图，所以说拖的结果并无不利于我们。

    随着比赛日期的临近，各方面关心和队内迎战各种准备工作更加体现出来，程老再次要求我们，放下包袱，切忌急躁。队内观摩分析香港队与菲律宾队比赛录像，队员分组讨论，群策群力，集思广益，集大家智慧于一体。

    五月十九日下午，在二沙头体育场，我们进行了赛前的最后一课练习。练习是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进行的，面对许多香港记者，我与他们谈笑风生，做到了有问必答，这个行动本身也是想通过记者去告诉郭家明，中国教练信心十足的准备“擒获”香港队。我还向一位记者开玩笑说:“你要采访我，得把普通话练好。”他们哄堂大笑！轻松的气氛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在“冷面”人背后，他们看到的是一位笑容可掬的中国足球队主教练。

五月二十日上午，在广州珠岛宾馆的十号楼二层会议室里，静坐着中国足球队的所有成员。正是在这里，他们接到指令:向香港足球队发起冲击并夺取这块高地。会议肃静中带有紧张，他们一个个圆睁慧眼，聆听着作战部署。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就在今天!

我们为这场比赛和将来所要夺取的目标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做出了牺牲。今天就是以自己付出的代价去换取胜利!

我们的主导思想是:“力拼争胜，不急不躁;巩固防守，敢于进攻;争胜出线是目标”。

为此，确定我队基本打法:“整体、盯人、走边、快速”。具体做到“三防二准备”:防反击，防角球、任意球，防斜吊;一是准备开场即猛攻，欲先声夺人;二是越到最后越是猛攻，最后挣扎死里求生。

为此，根据对方人员情况，我队拟以张惠康、朱波、贾秀全、郭亿军、麦超、李辉、唐尧东、段举、马林、柳海光、高升出场。

全军将士终于迎来与香港队决战的时刻。这一天成为中国足球史上又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光荣同时伴随着耻辱，胜利往往与失败结伴而行。

两年前的“5.19”，由于当时国家队不慎跌入了香港队的陷阱，这个日子从未从人们思想上抹掉，足球界的灾难一个又一个。两年来，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抑郁、沉闷又不时落伍，足球界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的，都是奋起，这历史重任落在我们这一批队员肩上。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九日，中港首战0比0言和，顿时疑虑占了上风，人们在疑虑中期待着二战香港队的结局。

“5·20”比赛结果，中国队终以一比O战胜了。是唐尧东的果敢与技巧的结合，完美的一个头槌奠定了胜局。他在头球攻门同时，毫不退缩更不躲闪，毅然将球顶入港队的大门，在人们欢呼声中，他却躺下了。他的眼部受伤，立即送到医院。当他听到取得了最后胜利时，他面对人们的提问，铿锵有力的回答:“为了胜利，眼睛瞎了也值得!”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作为教练我可以说，他无愧于中国足球队的一员。

年维泗同志在这场比赛之后做了这样的评述:

“在重压之下，调动了全队积极性，初步扭转了两年来的困境。对内对外都产生了好的影响。袁伟民同志也表示满意，好就好在放得开，足球队必须冲破这一关。

“我向全队表示感谢，向唐尧东表示感谢!

“胜了香港队也不能松劲，缓口气更要紧张，因势利导，举杯之后第二天就是投入新的战斗的开始。

“丰文这一段顶得不错，能团结大多数，能考虑一些问题，做出决策。这个时候，全队一定要谦虚谨慎，保持这一点。

“下一段参赛长城杯，不是以胜香港队姿态放松、而是要以胜香港队的士气，到南京后要紧张起来……。

“赛风一定要搞好，国家队要做表率。

“下一段要考虑，去新加坡看日本对新加坡比赛，立刻办。日本队教练表示，日本承办，可以出路费，问我们支不支持?他们无非是想买个出线权。原来我们想集中打，其次是往返打(主客制)，多花钱也认了。下段训练地点、比赛安排、时间长短、计划等，考虑一下，训练是主要的。

在防守上，当前高升做屏障，技术再抓一下。二内锋在去年基础上，一定要有交叉，交叉到位，小柳要进行个别训练。

“角球，下段比赛还会有，能否定点？谁在第一门柱，谁在后门柱，各点位职责要包干。

“关于马林红牌被罚下场一事，俊秀、丰文分头做他工作，从严教育出发。奖金是否全发？是否向全队检讨？要不要上报？我看奖金要扣，要检讨，检讨好了见报。

“要教育队员做到，自重、自尊、自爱。靠我们的行动请回来失去的观众。”

年指导对“五·二O”战胜香港队给我们以充分肯定和鼓励，同时也做了更具体、细致的要求和布局，我们每听一次这样的讲话都感到无比激动和兴奋，我们多么希望能永远如此。

长城杯赛再考验

原定五月二十日打完，二十一日上午飞南京，因气候原因，飞机不能起飞，只好返回珠岛宾馆，迟至二十二日晚才飞到南京。

南京，素有“火炉”之称，气温高达四十度左右，热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加上住的条件远不如珠岛宾馆，吃的很差，自然又带来了新的问题，“5·20”中港之战的劳累尚未解除，又投入新的战斗!

二十三日上午我们不得不挤时间到五台山体育场试脚，因下午对湖北队将进行长城杯赛第一场比赛。虽是兄弟队，却有“相煎太急”之势。比赛在四平八稳中进行，我队二比0首战过关。

接下来，二十五日被朝鲜"4·25"队逼平。

二十六日上午，队员休息。利用这个时间，年指导召集干部会，在会上他讲了一些意见:

马林在对香港队比赛时被红牌罚出场，不能参加下段第一场比赛。已经找他谈过了，要处理。争取在全队会上检查，全运会前见报。要指出他的问题要害是“骄”，为什么一再讲都不听?还要指出后果，如果因此而失掉这场球，该是如何的结局?一个谁去?二个又都谁去?

下一段工作要写个计划，有个书面的东西。去新加坡谁去?

下段阵容如何安排，全运会下哪个赛区?在哪练?北京还是昆明?

队伍不大动:张惠康提得对，下赛区要征求各队意见。

全队思想工作要跟上，要谦虚谨慎。你们工作要加码，对一些问题不要熟视无睹。

请聂卫平、游泳队都来讲讲。要对这班孩子负责，九O年他们有希望。

训练不错，从昨天看(对朝4·25队)段举不错，贾秀全修养有提高，郭亿军、张惠康也不错。

朱平有潜力，好好抓一下有发展。

柳海光有明显进步，李华筠思想不行，要加强个别训练，胡、肖要辛苦一些。

队员回队参加全运会预赛，每人要写个鉴定，对赛风要嘱咐。

据此，在晚上我们进行了专门研究和作了部署。

同时，对明天对英国沃特福特队比赛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制定了作战方案。

对沃比赛只要不失二球以上则可稳保出线，即时将移师上海，参加半复赛。因而对沃比赛首先确保出线，同时要实地观察、了解自己对手，准备上海最后决战。

对沃比赛O比二告负，但实现了出线的目的，保住了大目标，只待半复赛胜罗马尼亚青年队后与沃队决战。

在比赛当天早饭时，有件事令我们意想不到。年指导坐在饭桌前，边吃边生气的说:“朱平是什么东西，踢的什么球?呆头呆脑……”我们全都惊呆了，这与他本人昨天对朱平的评价大相径庭。我们默默思忖着。

我队与沃特福特队一起乘车到了上海。在半复赛中以一比0小胜罗马尼亚青年队，开局是顺利的，不久即告破门得分。上半时就以一比O领先，优势并没有再扩大。场上局面是异常难堪。对这场比赛个别人的表现在总结时我给予了严厉而坦率的批评，与其说是批评更不如说是警告。

我讲到:“对个别人的表现很令人失望，可以说为了更好的发挥每个人之所长;我们用了打全场也用了打半场，用了先上场，也用了后上场，打强队用了，打弱队也用了，但结果怎样呢？我很希望在这同志背后击一猛掌，赶快清醒吧！不然等待你的一定和你想法相反的结局。”不可谓不直爽，不可谓不是坦诚相见，不可谓无情无义，但我这特指李华筠的发言似乎并未引起他的警觉。这在以后的比赛中，他每况愈下，有速度不利用，可以向前突破的，却躲回来，向后转;明明可以发挥速度空切的，却偏偏回来拿球，置自己特点于不顾，反而弄巧成拙，暴露了自己的特短。尽管这样，我还是寄希望于他呀!苦口婆心却无济于事，所以到年底发展到离队，不是偶然的。

五月三十日上午，利用极为紧张的时间，安排了马林向全队检查的大会。尽管三十一日还要与沃特福特队进行本届长城杯赛最后决战，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检查应该说基本上有了认识，更重要的是看今后的表现。他的检查后来登在体育报上。

对马林检查，许多同志做了发言，而我也代表队在这样一个会议上严肃的指出了他的问题——为什么听不进领导上、教练们的一再忠告?仅仅因为自己是马林?难道马林就可以例外?相反，马林应该是维护队的荣誉、模范地执行队的要求的带头人。年指导指出他的问题症结所在是“骄”，我想应很好的控一控这“骄”的根源。接下来我又说道:“如果你下来的二十几分钟时间里，场上十名同志顶不下来，甚至失掉这场球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想到这里怎不令人心惊？出现这个结局，你我又怎样向全国父老兄弟交待？”

大会以后，我又与他进行了个别交谈，目的是为他真正认识问题，在今后杜绝这类事情发生。

下午，袁伟民同志看望了大家，并做了重要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