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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耀的悲剧》/马丁

(2007-09-28 21: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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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原创

 《昌耀的悲剧》

文/马丁

    今年春天,3月23日,青海的诗人昌耀先生在西宁去世。如果我们不在哲学或情感的领域大作文章,那么这就是一个极其正常的事件。如果人们还不能实现在法律面前真正的平等,那么,人们在死亡面前是绝对平等的。波伏瓦在1946年出版过一本书,书名是《人都是要死的》,仅这个朴素的书名就能说明许多问题。在人们的生活经验里,死的确是一位常来常往的客人,它蛮横地带走我们的亲戚朋友,有时甚至带走年青人,带走还未开始生活的孩子。昌耀先生被带走时已经64岁了,带走他的死神固然是残忍的,但绝不是神经错乱的。倒是有不少的人,大约是悲哀过度的缘故,在此事件面前显出逻辑混乱、语无伦次的样子。另一方面,任何事情都有其独特性,昌耀先生之死也概莫能外。昌耀先生是一位诗人,出版过数种诗集,因而在亲戚之外,他还有许多读者、许多崇拜者。这些人自然希望昌耀先生的生命能像他的某些诗篇一样永驻人间。虽然诗人从未在死神那里得到过恩赐或豁免,而且死神对滥施温情的诗人历来毫不手软,但人们的此种愿望同样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在生活里,人们经常自觉不自觉地用情感代替理智;因为在这美好的希望中包含了读者们真挚的爱。
    但事情并没有适可而止。昌耀先生去世,报纸和杂志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着谈论昌耀先生悲剧的文章,谈论他“多舛的命运”,谈论他“苦难的生活”,谈论他的“因诗罹祸”,谈论他的疾病和死亡;认识昌耀先生的人在谈,不认识昌耀先生的人也在谈;有些文学功底和写作经验的人在谈,乡下人所谓的“粗识字”者也在谈,直谈到天花乱坠,直谈到病句满篇,怪话不断。一句话,仿佛昌耀先生遭逢的一切都是意外!都不公平!
    那么诗人的一生该怎样度过?他是否要像高高在上的皇帝,一手蒙着传国玉玺,另一手按住生杀予夺的利剑?他是否一如王子,总是锦衣玉食,时刻都在快乐地发抖?诗人是否要像一只自由的花蝴蝶,在远离死亡的地方飞来飞去?如果有些人不是苦心孤诣地回避事实,制造神话和幻觉,那么昌耀先生的一生极其平常和正常:参军,负伤,疗养,支援中国西部建设,被划成右派,监禁,劳改,返回城市,写作,成名,生病,去世。我说这一切是极其平常和正常的,不是对某个时代摧残人性的暴行的熟视无睹和无原则的宽容,也不是对善良软弱的个人无端遭受的生存威胁和精神侮辱的麻木不仁,我是指这是同时代无数人共同的苦难遭逢。从这个意义上讲,相较之下,昌耀先生比许多人幸运,即使在最困难的岁月里,他仍然获得了关怀、帮助,甚至获得爱情;他大难不死,最后回到了城市,获得了安静地阅读和写作的机会,他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并取得了成功。他在八十年代初即成为一名让一般人羡慕的专业作家,他有许多职务和头衔,他按期领取政府发放的特殊津贴,他的名字随着他自己拟写的订书广告和他的作品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就被人尊为“圣者”,要知道,伟大的孔子是在死去五百年之后的汉代才被誉为“圣人”的;当然,这也似乎是正常的。我说他幸运的另一个意义是,他从厄运开始时就有一个正确的选择,那就是他决意追随诗歌。这一选择的困难之处在于:诗歌不是山间岔路口的某一条道路,也不是泾渭分明的“鱼与熊掌”,诗歌是一种存在但隐约的精神,尤其是在考验人的激情和智慧的时刻,诗歌的力量更是暧昧不明。诗歌从来不以改善人们的尘世生活水平为己任,它只拯救灵魂。若有诗人致富,他必是采取了赚钱而不是诗歌的手段;若诗人遭难,或是因为他违背了人世间的某种游戏规则,或是因为这人世间的变幻无常和荒谬乖张,而不能简单地说诗神诱他入彀,更不能说他是“因诗罹祸”。在生活和生命的紧要关口,选择这似乎是远离现实的诗歌,这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昌耀先生的勇气和决心正表现在这里。从此,诗歌之光照彻了他黯淡的岁月,这光明引导他最终到达了开阔地带,他由衷地放声高唱,歌声传播得比料想的还要久远。他在这歌唱中感受了自己的存在,感受了生活、生命的庄严和幸福,感受了让人心醉也让人心碎的爱。只有伟大的艺术才能这样回报一个渺小而脆弱的生命个体。而和昌耀先生同样命运的人,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际遇,不是人人都等到了这一天,不是人人都获得了这份荣光。
    只有把昌耀先生从当今诗歌祭坛的熊熊烈火里解脱出来,恢复他作为一个人普通却又真实的身份,我们才有可能从他死亡这一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去了解他丰富敏感的内在世界,去了解他在昏暗的生活里努力向着高处,向着远方的精神追求。只有在此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判断,“爱哭影响一生”,甚至接受“中国诗人奖”时,“将泪重重叠叠地弹出”的昌耀先生是否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仁者、智者、勇者”甚至“圣者”;才有可能判断昌耀先生是否已把自己的“感情变成自由的情感”(萨特语)。只有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真实,我们才有可能静下心来,重读他写的那些诗,去怀想这些作品的源泉到底是什么,是生活中的健康、欢欣、爱和灵魂,抑或是一生的贫穷和由此而来的怨恨?直到这时,我们或许才有可能看见,昌耀先生怎样舞蹈在他隐秘的直觉之中并绕过厄运的陷阱的。他肯定不是一蹴而就即“足够饱满”的;他也不像一位浑身草莽气的“老英雄”。作为诗人的昌耀先生,肯定有过软弱、期待、忿怒和无助的情感,肯定有过难以自拔、需要救助的沉湎。最为重要的是,他对这一切从未安心过,他因此犹豫,痛苦,矛盾使他走向光亮的脚步显得有些迟疑,但他最后还是朝着光亮——相当隐约的——走去。在谈论和阅读他的诗歌时,我们庆幸死亡并没有把这一切都带走,结论要由时间来做出。如果说,“中国的但丁”、“当代的屈原”这些匆匆忙忙的盖棺论定还只是让人吃惊,那么,昌耀先生的某两部诗集,是“现代汉语的词汇建筑仅可具有的最高能量,仿佛是词语提炼出来的核物质”,“足以使那些手执常规武器的同行感到茫然、感到残酷、感受到神消形散”这些自以为酷呆了的拙劣造句实在是荒唐可笑!昌耀先生落到这等对引号的语法功能、对比喻句的修辞功能都不了解的论家手里,真是可悲可叹!这真是应了利季娅·金兹堡的话“无权反对的死亡和落入谁的怜悯和虚情假意的控制之中,都是有损尊严的。令人注目的是:最厚颜无耻和蛮横无礼的人们多么乐意、多么真诚恭顺地对死者表示表面的尊敬”。
    我们期待着伟大诗人的出现,我们已经期待了很久,也许还要期待很久,因此,为了迎接巨匠,我们要具备耐心和诚实两种伟大的品质。诚实应是我们的底线,我也希望昌耀先生的两部诗集中,“找不出一行幼稚或陈腐的诗句”,我更希望他的诗“随便抽一首水准都很高”,但人们只要坚守“诚实”这条底线,就明白这些评论家所说的只是一个美丽的幻觉,或者是一堆垃圾般的废话而已。世界上大约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位始终如一、口吐黄金的诗人。之所以用了“大约”一词,是因为我不是先秦文学的专家,也没有考据的功夫,从未领过楚辞的“大利息”,因此不知道屈原的作品里有无次品。可我知道,伟大的但丁虽然写出了他那“包罗了当时世界的一切学问”的《神曲》,但在拜伦看来“但丁的才能也仅限于对人类激情的描写”。而在约翰·马西看来,席勒的戏剧“缺乏节制”;《战争与和平》“过于庞大,因而结构显得松散无形”;莎士比亚“是人不是神,他也常常显示其平庸之处,写出许多枯燥的场面和散漫的诗作来”。这就是大师,始终活在人们的视野之内,允许人们仁智互见。昌耀先生既然是但丁或屈原式的人物,亦可作如是观,否则,卖力地塑造昌耀先生金身的人和他们的企图将面临着如是的危险:“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鲁迅语)。
    虽然评论家们热衷于谈论昌耀先生因诗遭逢的“灾难”和由于太多而让人难堪的“潸然泪下”,但用苦难和泪水是不能塑造一个和但丁、歌德、梵高、屈原或者艾青可以相提并论的人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所以, 在急于为昌耀先生排定名分的日子里,阅读昌耀先生的作品,全面了解他的生活便成为当务之急,成为最有益、最关键的工作。我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既没有缘分在昌耀身边读大学,沾染他的少许灵光,也未曾拜这位先生为“师傅”,得过他的真传;既没有昌耀先生“向我托付后事”带来的责任感,也没有为《星星》这样著名的诗刊写过专稿,也没有写过先锋诗歌发展流变的“简史”,自然而然,我就没有理由愚蠢地“自认为我也由此获得了对中国新诗浩瀚的诗人星群分捡指认的资格”;所以我得事先声明并请求人们,尤其是昌耀先生的徒弟、信徒、学生、朋友和专门研究家的原谅:我对昌耀先生作品的阅读和评论,既不是“雅”,也不是“颂”,而纯粹是个人化的感想,或许有点类似于“风”,或许干脆就是无知妄说。
    生于1936年的昌耀先生14岁参加了军队,20岁自愿到青海,21岁被流放,年过不惑返城。返城即进入创作的黄金时期。许多资料已经表明:他没有机会接受创作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系统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当然,作为一位自在的乡村歌手,他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作指导,他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他在创作的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自由,他也必是看到了这种自由。当他因自身条件所限,在诗歌的深邃和广博两方面无所作为时,他希望用才情和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来弥补缺陷。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聪明的人们都会这样做。无庸讳言,昌耀先生是有才具和激情的,但这才具和激情不足以使之实现艺术上的自我观照,自我更新。一个很重要的佐证是他选择的语言方式不是因为具有创造性而独特,而是因为它在过时之后还能被如此“隆重推出”而显得扎眼。而且让人遗憾的是:昌耀先生在将近五十年的漫长时间里,就用这种佶屈聱牙的腔调歌唱。昌耀先生选择的语言形式最主要的特征是重新组装和启用了一大批早被淘汰的文言词汇,我说“组装”和“启用”,而不说创造,一是先生的方法,中国古已有之,徐珂的《清稗类钞》写道:“且我国文人好用古字,故每为文,尝搜罗古书中之僻字而用,以为矜奇”;二是昌耀先生的某些组装,是否合乎汉语语法,值得商榷,因为牵扯语法分析,这当是另一个问题,在此恕不举例。这些词汇“险僻古奥”的性质使得当代汉语诗歌的面貌在昌耀先生笔下为之改变,仿佛一个穿着皮尔·卡丹,唱着“狂野西部”却裹着中国式小脚的怪物。诚然,当年骆一禾先生论证过这种“极为显著的古语特征”,他断言:“昌耀的这种语言取向,在中国新诗里与其他类似现象有着质的不同”,这些古语词汇的“作用在于使整个语境不断挑亮人们眼睛的奇突功能”。这真是让我们见识了文学批评中的“双重标准”,既然是“类似现象”,怎么又有“质的不同”,同样一个文白夹杂、拗口难读,出现在别的作家那里就是食古不化或故作高深,就是风格不好,需要纠正,但当此现象出现在昌耀先生的诗里,就是灯光,就是闪电,就是“挑亮人们眼光的银针,就是擦亮人们眸子的抹布”。若有读者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就是自己无知和个人的偏见所致。所以就出现了当下的情景:即使病句连篇,也要“解读”一番昌耀先生的《慈航》;即使一个文盲只要想在诗坛厮混,就要在《命运之书》面前双眼发光!实话说,人们都应该明白:用古汉语词汇开创一种新的文学语言风范的努力注定要停留在设想、至多是实验阶段,因为它已经有过许多登峰造极的成就并成功地脱胎出更适合此时此地此人的现代汉语。今天的人们更习惯更喜欢现代汉语,这是一个确凿的事实,即使评论家的抹布擦破了人们的眼珠也无济于事。文学,尤其是诗歌高高在上、选择读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我们在这里谈论了词汇,对于诗歌来说,谈论词汇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词汇决定了诗歌,巴列霍说过:“诗是由词汇构成的作品。”
   在古语特征而外,昌耀先生诗歌还表现了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即对修饰语的偏爱,在不少的作品中,词语的罗列堆砌有时到了失去控制的地步。句子内部横生的枝蔓在破坏了诗歌应有的速度和节奏的同时,消除了词语和词语之间的张力。作为一位再造了一座青藏高原的“大诗人”,在以青藏高原风物为资源的诗中,不包含藏族的简练,蒙族的奔放,不可谓不是一个缺憾。在高原上,我们听那些藏族歌手歌唱,他们总是从忧伤的最低音开始,经过几个有力而婉转的回旋,迅速到达最高处,正要炫耀却戛然而止,短促的歌唱里包含了天生的节制和从容。当然也有华丽的部分,但那是歌喉本身带来的魅力,歌词和旋律永远是质朴的。昌耀先生熟悉千里草原,也许他还熟悉众多的歌手,这一切应该在他的视野之内。罗慕洛·加列戈斯曾经说:“诗歌在大草原上。你注视着草原,草原就会把诗歌告诉你。”但昌耀先生显然没有这种正确的感觉,他希望在修辞书里给他的人之常情找到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于是,在被誉为“二十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幕《神曲》”的作品《慈航》里,他写了这样笨拙的诗句:

九十九头牦牛以精确的等距
缓步横贯茸茸的山阜
如同一列游走的
堠堡

虽然这种用会计的方法度量宇宙万物的伎俩在中国当代诗歌写作技巧里十分时髦,备受重视,但可以设想,面对一群牦牛数到“九十九”时,不要说惯于跳跃性思维的诗人,就是庸人也会不胜其烦的,哪里还有什么诗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说过:“诗歌不能允许技术细节所提出的那种解决办法”,“在诗歌中甚至不适合去讲有200000个居民的城市,这种精确性过于狭隘了”。当然,目前的中国诗坛,比车尔尼雪夫斯基高明的人多了,引用车氏的话未必能说明什么问题,说服什么人,好在汉字有许多微妙之处,其中之一,就是怎样解释都仿佛有道理,比如昌耀先生诗里的“九十九”可以是泛指其多,也可以是神话传说色彩的体现,传说中不是经常说“翻过九十九道梁,趟过九十九条河”什么的,但不管怎样辩解,昌耀先生笔下的牦牛是相当乏味的,它们不仅保持着“等距”,而且是“精确的等距”,不仅是“横贯”,而且是“缓步横贯”,这哪里是青藏高原上的自在的野兽?这哪里是活泼想象的产物?这是机械的观念,这是毫无内容的理性和让人厌烦的纪律。与其说诗人在写一群牦牛,不如说他在写每天下午准时出来散步的康德;与其说诗人在写一群牦牛,不如说他在写一队训练有素、此刻正步走过检阅者视野的大兵。虽然将数学方法和神话传说色彩熔化在诗歌的炼丹炉里,但改变不了这几行诗想象力贫乏的本质。而这时的诗人,则让人想起为实用美术专业的新生摆设静物的教师,熟练地掂来掂去的只是一件件没有生命的呆物。
    现在能够判断,“古语特征”和“修饰繁多”都未能改变昌耀先生不少作品的平庸,正如华丽的衣服未能改变一个人的本质。但对古代词汇和修饰成份的偏爱发展,上升为一种写作方法和作品特征之后,它们就决定了昌耀先生作品的读者,他们注定是少数人,要么是受到良好的古汉语熏陶和语法训练、能在修饰成份的荆棘丛中准确抓到主干成份的人,要么是什么都不懂,却需要在诗界捞一把的南郭先生式的骗子。从目前报刊上大谈特谈昌耀先生其人其事其诗的文章出现的词法、语法、文史常识等诸方面略嫌其多的毛病来看,后类人居多,因为正像一位思想家所言:“必须什么都不懂才敢解释一切”。什么“他已自我压榨为一段铸铁,无惧于人生的任何伤害”啦,什么“他的名字,仍是新派诗人区分自己同志的暗号”啦,什么“他坐在大病初发的病床上”啦,多么怪异而玄妙的说辞都不能改变这类人的本质。现在的情形是,昌耀先生的作品,好象只有这少数人才能解读,才能评价,才能心领神会,才能发扬光大。到了最后,也只能是这少数人“燕雀乌鹊,巢堂坛兮”,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韩作荣先生率先提出,后被一帮“好事者”附和的说法,昌耀先生的确是“诗人中的诗人”。但一个前提是,在这个美名的前后要加引号。
    某些评论家神奇的地方在于走极端,若有个评论对象,不是“棒杀”,就是“捧杀”,决不实事求是,即使人死灯灭也不罢休,他们争先恐后评价、总结,找“骨架”,树“里程碑”,忙得不亦乐乎。昌耀先生已是“树大招风”,当然不能幸免。只从十数年来写昌耀先生文章的题目,人们就知道他们早把昌耀先生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特点的诗人的自由剥夺得干干净净。“嗥叫的水手”、“荒原上的马”、“伶仃的荒原狼”、“天路上的苦行僧与圣徒”、“好大一棵树”等等,虽则提法别致,可惜少有人气。值得一提的是,“诗人中的诗人”这顶从艾略特那里借来的廉价的冠冕扣在昌耀先生头上时,使这位以抒发激情见长的西部乡村诗人和以渊博的学识、深奥的哲理闻名于世的大师形成不成对比的对比。如果真要把昌耀先生说成是完美无缺得连肚脐眼都没有的诗人,就万不能到艾略特那里借行头。艾略特是哈佛的哲学博士,除英文而外,“还选学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梵文、中世纪历史、比较文学以及东方哲学和宗教等”,“后去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研究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哲学”,而昌耀先生14岁参军,接着参战、负伤、疗养,19岁到青海,21岁被劳教,过了二十多年居无定所的生活,他基本上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诗人,从自述的文字看,他阅读的范围十分有限,属于靠文学期刊、报纸和有限的书籍滋养自己灵感的诗人。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四十年来“拉丁美洲的文学出现了惊人的爆炸性突破”,引起全世界关注,但昌耀先生却告诉采访者:“我于美国西部文学所知无几,至于当代拉美文学更不容我置喙了”。显然,后一句话显得含混,到底是“不容置喙”还是“无喙可置”?根据语境的暗示,当指无喙可置。作为一位“伟大”的当代诗人,对世界文学重大的成就如此地漠视,不能不使人感到迷惑。对此我们说,昌耀先生和艾略特先生除都是“诗人中的诗人”之外,再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
    后来,权威的评家又拾高尔基的牙慧,把“大自然赋予诗的一个器官”借给昌耀先生,而且从昌耀先生承认自己是“一部发声器”的情形看,他也同意“器官学说”,既然是“大自然的器官”,就必是“天生的诗人”,既然是“天生的诗人”,就不需要读书、思考、借鉴和训练即能达到“字字珠玑”的化境。但若要深究,人们就会发现这种移植,依旧是因缺乏常识所导致的低级错误。叶赛宁诗的特点是“……音乐性强,富民歌风味,有优美的韵律和节奏,有神奇的声、色和运动感,语言质朴……”(《世界流派诗选》),我们已经说过,音乐性、节奏和质朴恰是昌耀先生作品所不具备的特点。我们不怀疑一些人为昌耀先生护短的善意和用心,但他们聪明反被聪明误,做了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蠢事。
    当然,话说回来,仅仅认为这些前后登台的评家是在议论、评估甚至“包装”、“推出”昌耀先生,那就把他们简单化了,我们也太天真了。1988年,骆一禾先生在《太阳说:来,朝前走》一文的最后指出:“昌耀先生的诗歌作品,是中国新诗运动里那些最主要的实绩和财富之一,目前这位大诗人并没有得到公正的认识”,“重要的是中国诗学和批评出现了判断力上的毛病:看不清创造”。中国是个穷国,但中国古往今来的诗坛不可谓不是一个大道场。现在这么一个摊子整个地出了问题,患了眼疾,谁来诊治?谁来拯救?谁又是度量创造力的一把尺子,此中奥妙,不言自明。2000年1月,一个称昌耀先生是其“师傅”——诗歌也有作坊——的人撰文说:“在国内许多我参加的报纸或诗歌会议间隙,昌耀都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被要求担当的角色,则是有关昌耀及其诗歌信息的发布者。”虽然昌耀师傅是重要“话题”,但他只是一个缺席的“圣徒”,风头出尽的实际上是“角色”。在同一篇文章里,这人重弹了骆一禾先生的老调:“昌耀写出了那种古奥邃密而又灵光幻化的诗篇,中国评论界却没有相应的理论体系对其做出恰切诠释。”他还写道:“然而中国的编辑家队伍中到底不乏有识之士。90年代以来的若干年间,《人民文学》通常都以10个左右的页码,对他一年内的新作实行一次性的断堆批发”——“断堆批发”,多么粗俗的暗喻!此公撰写《海子评传》真是一个灾难!海子的语言是多么的精微啊!——在将昌耀先生每年的新作变成了蔬菜市场最不值钱的大白菜之后,此人吹了一个大牛皮:“这因此而使我对这个时代怀有一种敬意”。言下之意,要不是《人民文学》每年“断堆批发”昌耀先生的诗,这人就有可能取消对时代的敬意,缺少了这敬意,我们的时代将会多么灰暗,多么不幸,多么不值一提。
    昌耀先生是否听出了明显的弦外之音?这哪里是推出昌耀先生?这哪里是对时代表达敬意?这分明是把昌耀先生作为由头,拿时代开涮!如果善良的人们还不能看出他们叵测的居心,那么下面的事实将再作证明:1988年,骆一禾先生在其文章里不无暗示地说,当时52岁的昌耀先生有“完成感”;1993年,张翔、史永旺为报纸采写的通讯里,借引用方式,公开了一个下作而无聊的流言:“但是,也有的诗人预言,如果昌耀不死,他的诗歌永远不会引起轰动……”;到了1998年,他们不屑再用暗示或借题发挥的方法表达盼人速死的心愿,而是变为厚颜无耻的坦白。有一个自称是昌耀先生学生的人写信给诗人说:“如果说《过客》还在坟的这面,那您已经到坟的那面。因为您已澄明了。这是死亡以后的生命状态。”与此如出一辙的是,1999年底,昌耀先生尚在医院积极配合治疗,日夜盼望着“奇迹的出现”,这时“中国诗歌学会”授予他“首届中国诗歌学会诗人奖”,韩作荣前往西宁,在病房里宣读了授奖词,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两句是:“昌耀是不可替代的,如青铜般凝重而朴拙的化石,如神话般高邈而深邃的星空。”我真是难以想象,知书晓礼的韩作荣是怎样面对面,把热泪盈眶的老朋友昌耀说成是化石的?这哪里是致予活人的授奖辞?这分明是提前宣读的悼词!从1998年冬到昌耀先生去世,更是有许多怪异的人物出来,预言昌耀先生行将或必要死亡。还是前面那个认昌耀先生为师傅的人,在1999年12月5日的电话里,即听出昌耀先生“几近油枯灯灭”。要知道,这时距昌耀先生最后的结局还有整整109天,假如昌耀先生不是跳楼自杀,真正的“油枯灯灭”更不知在何时?另一个是青海的睡梦家,3月23日清晨在自己的床上做梦,梦见的却是昌耀先生终局时的形象,还有一个河南省的诗人兼摄影家,早在昌耀先生来住院之前,就拍过一张充满不祥征兆的照片,显然,他的相机比精密的医疗器械厉害,他在摄影的同时兼做摄魂的实验……
    鲁迅先生在论及秋瑾的死时,说过秋瑾是被掌声推上断头台的话,这当是真知灼见。昌耀先生晚年,一些人希望着他“永垂不朽”,一些人则知道他行将就木,一些人则在预言、传言,大家都在暗示、鼓励和催促,昌耀先生是敏感之人,他当能听出上述话语的弦外之音,在怪力乱神的舞蹈中,他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有以死谢天下。
    在形形色色的专辑、专栏、专题、专访、专稿、专人把昌耀先生方方面面、林林总总的“悲剧”谈得痛快淋漓、一览无余之后,请允许我狗尾续貂,也来谈谈昌耀先生的悲剧,如果说在他的生活里上演过让人恐惧、让人怜悯的悲剧,那就是“他的生活,与其激起的神话远不相符”(加缪论兰波语)。他的诗也是如此,而他相信了这神话,相信了制造这神话的人。1988年,当有人说他是未得到公正认识的“大诗人”时,1991年,在有人将他的《慈航》一诗和《浮士德》、《荒原》,尤其是《神曲》等世界文学中空前绝后的杰作相提并论时,也是在1991年,在有人大谈特谈他诗歌的悲剧精神时,昌耀先生还有可能拒绝或纠正,有可能辨明真伪,他可以全面了解但丁、歌德和艾略特等对世界诗歌史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然后将之与自己的创作进行质和量两方面比较,然后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说;“我很难想象自己是个诗人,如果说诗人指的就是普希金或埃斯库罗斯的话”。但他似乎是欣然接受了这一切。当他被“有毒的、闪光的、骗人的花环”(尼古拉斯·纪廉语)初步罩定时,他觉出了生活的普通和乏味,他改变了从前对诗歌的坚定和纯洁信仰,他萌生了用诗歌带来的声名改变生活面貌的念头,这期间,他写了不少的信,表示着感动和感谢,谈论着自己的厄运和缺少情节的悲剧,给好事之徒提供着素材。1994年,《生命之书》出版前,他拟写了一则与他一贯引以为荣的精神信仰完全相悖的订书广告,其中夹杂着愤愤不平和孤高自许的复杂情怀——此广告中的一些许诺后来亦未兑现。他还有过到兰州签名售书和到苏州做“文化差使”的念想。我们已经说过,这一切不能说明昌耀先生有错,这许多的欲念和挣扎,在每一个社会转型期的普通人那里,都是存在的,正常的,但这一切足以证明:从根本上来说,昌耀先生并不是某些人所描绘的那种“圣人”;不食人间烟火,献身艺术,超凡脱俗到“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地步。
    有篇纪念昌耀先生的文章说:“六十四岁的昌耀,在创作中,不仅未见任何这种年龄难以避免的衰退迹象,反而呈现出处于巅峰状态的沉雄与醇厚”,我们不知道这“巅峰状态的沉雄与醇厚”是该作者从何处得来的灵感,统计显示,昌耀先生被评论家拍手叫绝的作品,大部分写于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先生用许多的时间、花很大的精力研习毛笔字艺术,至于诗歌作品,不仅在质量上乏善可陈,而且数量也是逐年稀少。创作衰退的迹象清楚明白,衰退的原因,大约在于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矛盾和痛苦的原因在于他愈来愈像一个软弱的俗人,在自己被神化、圣化的社会形象和世俗生活的召唤、诱惑之间失去了决断的能力,他身不由已,力不从心地扮演着中国当代诗坛最后一尊偶像的角色。这时,他已完全丧失了博纳富瓦说的那种“决心和坚定性”。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作为数不清的准书法家中的一个,昌耀先生已经没有心情、也没有必要去体会蒂波代所说的“诗仅仅是话语,而名声和光荣只是一种虚妄,存在着的只是他的躯体”这话的真正含义,他大约也没有心情、也没有必要读书了。当诗人应有的机敏最后离开后,他就无法和阿谀的评论家们拉开距离,也不能觉察奉行伪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年轻人给他带来的蒙蔽,他轻而易举流露自己的情感,动辄“百感交集,潸然泪下”。当他饱含着激动的泪水接受各种各样的光荣称号时,已经完全没有契诃夫那样明智的坦然与自在了:“人们对我作了这样那样的解释,总之,各种荒诞无稽的话。而我———首先只是个人……我热爱大自然和文学,热爱漂亮的女子,憎恨抱残守缺和专横霸道。”他甚至对“圣者”、“圣徒”这些封赠中包含的危险浑然不觉。这样,他被狂热的崇拜者捧起来,越捧越高,越捧越远,终于到了看不见自己士地的虚幻之中。
    最后,当昌耀先生完全置身于一群谄媚之徒中间时,他就永远不能脱身了,虽然有人说他“已具有了很高的智慧,宗教创立者的智慧”。但事实正如英明的鲁迅所说的那样,他已不能用常识来判断事理了,他失去了自己的头脑。现在,他用大半生的努力和劳动赢得的荣耀却要被分割,分给预言家、阐释家、发言人、证人和门徒,还要分给一些在暗影里走来走去、身份不明的家伙。对于希望在永恒的精神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的昌耀先生来说,这被分割的恰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关于他的命运、艺术、死和想象的部分。这是一个悲剧,一个真正的悲剧。
2000年6月·兰州


本贴由奥德修斯于2004年11月04日09:34:13在〖唐论坛〗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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