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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

(2008-02-01 21: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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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别人的老婆
 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
  ——《暗杀时代》:不朽的奇文
  
  
  吴樾弹炸五大臣时,正值庆亲王奕劻秉权期间,其党羽如耆善、良弼、载洵、铁良、萌昌等等,都握有生杀予夺之重权。当政贪婪,群小嚣嚣,敛钱的名目,也越来越多。如当时江苏的上海道台,每年须贡银十万两,名目是太后的脂粉费,各省若抚台以下,藩、臬两使,到位即须交纳五万元,唤作衣料金……至剥无可剥时,索性大开贿赂之名,公开标价售官,若知县五千元,则知府一万元,按官职上升而递增,只要钱财充足,乌龟强盗也可即刻上任,行政终于窳败到不可收拾,要说清廷的覆灭,在其自身,庆亲王也真是一个拆台的大主角啊!
  
  专制政权日渐腐恶,更不会和平过渡到民主时代,以其机制体系先天排斥异己。即晚清庞大的官僚机器而言,不是一个一般含义的阶层,而是一个垄断权力的结构,它不会给社会上任何非吾族类的势力放权,也不会给其阶层内的异己分子让出半分权力,统一权利和紧握权力是帝王专制的传统。在其本心深处,问题不是什么国家、国族,也不是什么道德、道统,当然,更不会是什么人的价值,而是权力,这是它实施专制暴虐,无法无天的真正基础。
  
  清末民初,人民所受压抑,业已达于极点,而大众的生活情形又如何呢?国人中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神经混沌的多数驯奴既呻吟叫唤于无地,又视威权炎赫之专制魔王若神圣不可侵犯,而己身的膏血日渐干枯以至于无;当智识先进被绑入法场,犹蚩蚩嬉笑作壁上之观,索解不得,则以为其人神志未昏,利益不获,何以不惜七尺身躯而与衮衮高官相抗衡?积代的压抑,令其犹如傀儡,即便不受直接卡压,亦会自动争做奴才,既是弱者,又为畜类,面对本国的专制,外国的侵迫,显示出既愚且怯,既劣且蛮的丑陋面貌。即在智识阶层,也有不少人“待毙可怜还束手,图荣不耻尽低头”(徐自华诗),随波逐流,毫无是非可言!清廷的颟顸治世者其政治密码又属麻将之道,没有双赢的内在肌质,有的只是“自己糊不了,也不准别人糊”的劣质文化,表现出对外死要面子,对内不要良心的血腥人格,李叔同的友人曾写了一首感切时事的诗给他“天子重红毛,洋文教尔曹。万般皆上品,惟有读书糟。”(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59卷,36页)时在1900年前后。而当短期内不能改变民族气质之际,时势自然要求智识先进必须在短期内对国家前途发展作出回应,民气既乐观可言,奋进而起,从事狙击暗杀,以期陡然连续震动,也就是他们求索民主,改善国族劣质的历史任务。历史机缘中定格的种种事实,证明了这批知识分子中的英豪烈士,确为国人中不可多得的贤人精英,是最有头脑的优秀分子,其余则不必寄予什么期望。
  
  东晋及南朝人名喜采虚词,显出一种优裕来,若王羲之、王凝之、王献之、刘牢之、顾恺之、裴松之、颜延之等等;宋代人名字多显出其心理的老态,好用老、叟、长、晚字样,若省事老人(朱翌 )、华光长老(仲仁,画家),柳耆卿,穆伯长(修),王鲁翁,庆湖遗老(贺铸),苇溪翁(赵鼎臣),刘中叟(刘次庄),懒拙老人(米友仁)等,不一而足。斯皆风气使然。到清末民初,革命人物的名号则多慷慨负气,其名号仿佛目力四射的巨眼,顾盼之间有一种独在的神力,如勇立、非非、侠少(吕志伊)、铁铮(雷昭性)、锄非(刘道一)、鸿飞(张钟瑞)、迅行(鲁迅),而其所著文章篇名也多如此,总有一种高亢悲郁的内力外弹。柳亚子因怀抱反清壮志而命诗集为《磨剑室集》,英年牺牲的青年作家吴樾,就把他的作品命名为《血花集》。
  
  吴樾烈士是安徽桐城人,字孟侠,生于1878年,他的乡人前辈方以智、钱澄之、孙麻山辈都是揭橥民族大义、抱节不屈的智识先进。这里又是人文荟萃之乡。碑传上说他“性和平、貌俊美,少读私塾,天资敏慧”。(《精稗类钞》会党编)也称他“品学颇高,恒以暗杀党之先锋自任”。他委实是美辞气,有风仪,如孤松一样独立的汉子。1902年考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求学期间学业大进,思想更加开放,曾组织国民教育会支部,并创办《直隶白话报》。1905年在北京正式参加了杨守仁等组织的北方暗杀团,他交友非常慎重,非知以心,往往终日相对无语。与他披肝沥胆,许为生死之交的义侠之士,都先后牺牲了,他的至交陈天华蹈海牺牲,汪熔殉难于庚子汉口战役,施从云就义于滦州独立之役。1905年上半年,写了慷慨盘郁,激昂悲壮的《暗杀时代》。但这篇篇幅当长的现代奇文在他牺牲后两年,才正式发表在《民报》1907年四月增刊《天讨》上面,就此文观之,可见他决意牺牲早已蓄之有素,洵非一时之冲动。他最主要的暗杀目标,是清廷的得力鹰犬,江宁将军、陆军部尚书铁良。为此,特赴东北,与他的知交辽东大侠张榕密议。
  
  张榕字荫华,祖籍山东,生长于辽宁抚顺,善骑射,精剑术。弱冠之年,考入京师大学学习。后返辽东谋独立,在民间影响甚深。他的家境富裕,但以运动革命故,倾家资大半。常居北京策反清廷官吏,多无效。转而在学术界求志士,因与吴樾成至交。
  
  他同时又与青年翻译家潘智远友善,研习俄文至精熟。他二人见面后,即南下保定,分三次谋刺铁良。1904年冬,铁良南下搜括民脂民膏,他们跟踪刺杀,未遂;1905年春,铁良视察保定高等学堂,他们伺机近距离枪击,但铁良临时变卦未赴讲演;稍后赴北京,也一直未获机会。此时,革命党人赵声应孙中山先生之召,南下行动,口占四绝赠吴樾,诗风苍凉悲壮,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思在内,吴樾也授笔覆书一封送赵声,以其“逆想将来之幻境”,及“大军北上之日”,故谓“明知此为永诀之期,而不为之悲伤流涕也。某之念念固在君君请勿某为念……责任为巨,一日不达目的,即一日不得辞其难。”磊落惨厉,赤忱可见。他在北京住桐城会馆,乡人以为他来投考大学,殊不知携有重大使命。此时恰值清廷假立宪之名,拖延时间,伺机向革命党反扑,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吴樾当机立断,改变刺杀铁良计划为弹炸五大臣。事先与秋瑾商量,至前门火车站踩点,后秋瑾先回南方筹备,吳樾写有了一纸遗嘱交她收存,其中说:“不成功,便成仁。不达目的,誓不生还。”
  五大臣者: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1905年9月24日(农历7月26日),五大臣自正阳门车站登车,吴樾化装为仆丛。为着贴近五大臣,“提衣包欲登花车,为卫兵所阻。适因接驳车辆,车身猛退,而所携之炸弹,撞针受震,未及抛掷,轰然一声,血花铁片,飞溅人丛,烈士已肠穿肢断,面目模糊,尽其党人最后之义务矣。惜乎所谓清之五大臣者,受伤而未死。”(《辛亥人物碑传集》,95页)当时的炸弹技术含量低,行李车与车厢挂接,车厢猛然震动,炸弹即被引爆。此次爆炸,当场炸死三人。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绍英伤势较重。戴鸿慈因有仆人王是春在前颈受轻伤,顶带花翎皆被削去。
  血雨硝烟,迷蒙燕市,烈士殉国之际,年仅二十六岁。挚友赵声(字伯先)得噩耗,大恸曰:“天乎!丧吾良友。”柳亚子说:“
  吴樾一击,鼠首未殉,而鸾翮先铩,至今谈者酸鼻。”(《磨剑室文录》,267页)
  
  陈其美先生以诗哭之:
  烈士是以起,杀贼红尘里。
  一击天地崩,余响复振耳。
  愤东未及展,武士不暇威。
  丑类四方窜,血肉风雨飞。
  贼胆一已破,君躯一已殒。
  不惜一士命,惟于戒来轸。
  
  又云
  我爱吴夫子,视死忽如归。
  慷慨赴大义,初阳生光辉。
  志士赫然怒,有家且不顾。
  使吴君而在,执鞭所欣慕。
  
  秋瑾诗云:
  皖中志士名吴樾,百炼刚肠如火热。
  报仇直以酬祖宗,杀贼计先除羽翼。
  爆裂同拼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
  可怜懵懵天竟瞽,致使英雄志未伸。
  电传噩耗风潮耸,同志相顾皆色动。
  打破从前奴隶关,惊回大地繁华梦……
  
  
  赵声先前赠他的诗中尝有句云:“杯酒发挥豪气尽,笑声如带哭声多。”“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坚绝英飒,食其慧者,实在后人。吴樾烈士牺牲后,遗骸葬在安庆大观亭旁山冈上。孙中山先生题书“浩气长存”。秋瑾为之痛哭招魂,说他“百炼刚肠如火热”。他的诗文清廷实深畏惧,因多销毁。现仅有十四篇传世。而《暗杀时代》是其中份量最重者。烈士之行为在当时之所以不啻是一声声惊天动地的狮子吼,而与一般社会匹夫奋衿、江湖联群相形高下悬殊,乃因其不但执冷热武器,决疣溃痈,更早已将深刻思想悬之露布,达之飞檄,使世间有情,恍然惊觉。
  
  《暗杀时代》是清末民初为着正义的暗杀,最为详审、精密、辩证、全面的一篇论著,并且具有极可操作的指导意义。其文之所作,又有得天下豪杰相与扶持砥砺之意。它的风格,既有磅礴雄放,豪健遒劲的阳刚之美,又郁积着激愤悲怆的深悲大痛,字字千钧,仿佛贯穿太空隐隐不息的沉雄低吼的雷霆之声。析理明如水镜鉴物,结论则似顺势运斤,就事物的本质原委抉明正义,而条画出抢救之道。其志可嘉,其风可慕,全篇冶议论情感于一炉,文采斐然可观。中国近代第一流的学者章太炎先生在《讨满州檄》中尝指出清廷十二大罪状,说他们“传嗣九叶,凶德相仍”,《暗杀时代》则进一步发挥。
  
  全篇近两万字,分十四节,分别是:序言,暗杀时代,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杀铁良之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妻书,与章太炎书,与同志某君书。
  其魄力之雄伟,真足以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
  
  自序一节先叙述他早年的求学经历及童年生活。谈到他弱冠以后飘然北上,所交游者多官方人士及幕僚,也曾动过功名之念,尚不知身在“奴隶丛中”,不久得读邹容、孙中山等人著作及大量革命报刊,意念始渐大变;要振起瘫痪的中国,须“清其源而绝其流”,提出“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之命题,其中并已指明杀铁良是为了除去奴役人民的那拉氏之助动力。经精心谋划,枪弹俱购获,近期即为发轫之始,为使暗杀成为实事而非虚文,他就要行动了,“予愿予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第二篇《暗杀时代》痛陈停留口头上革命之无益,而清廷的封报馆、禁新书、杀学生、拿党人等迫害方式却越发出格了。如仍不见兴问罪之师,则所失不可估量。他又比较西洋、东洋之革命方式,觉得由暗杀始,并过渡到革命时代,正当其时。
  
  第三篇《暗杀主义》,讨论谭嗣同的观点,认为大军未起之时,任侠这种方式,确可获得伸民气、倡勇敢的奇验大效,而“国族之民气,其涣散不伸,至于斯极。”“若满酋之于生死安危,自较他人视之为尤重,亦以彼等向居长林丰草之间,毛衣肉食,射猎为生,一旦闯入中原,夺其子女玉帛而有之,于是欲生恶死、弃危就安之态,自往来于腹中。”而暗杀之震慑力也即在此,使其恐怖而收敛其所欲为,杀一儆百,效果自可推想。第四篇《复仇主义》、开头讨论军事辩证法及用兵之道,孤军深入敌人腹部,为兵家大忌,故善用兵者,于先遣及后备力量考虑周详。以此譬暗杀,则“暗杀者,吾党之战兵也。复仇者,吾党之援兵也。”他又深忧暗杀之战士多不能全身以退,故须援兵“转败为胜”。然后,他通过数学的逻辑推衍,证明此二者之间相互依托的辩正关系及重要性。
  
  第五篇《革命主义》,指陈清廷的狡猾贪婪,说明革命对于国人正常人权恢复的重要性所在,特别提到清廷早先的滥杀无辜到今日的赔款割地是一脉贯之的。六、七、八篇认为铁良大罪可名者有五:“敛民财、练旗兵、剿民党、侦疆吏、强警察”,均为深文周纳的亡国奴民政策,杀铁良因为他是当时国人的心腹大患。这样念念不忘杀铁良者,“岂逆贼铁良一人于予有私怨乎?曰否,否。”真正的目的是在国族的前途。至于暗杀的效果,“天下未有无原动力,而有反动力者。盖反动力为果,原动力为因。”外力越大,则反弹越大,作者从物理学原理详加探讨,“每以外界之风潮,醒大汉之酣梦,遂使清政府之制我之毒手段,一一揭于我同志之心目中,而反对之心,遂萌于内”。专制达于极点,反弹亦将达于极点,这是社会生理的规律。
  
  第九篇《敬告我同志》,赞扬俄国早期革命党的激烈,援以说明建设来自破坏,平和来自激烈。并举中医看病的原因,如热病,先以苦寒祛邪,然后补以参芩。却决不能先施补剂,以防热邪不出矣。中国久处专制,有如热病重且大,如不破坏(苦寒之方剂)而先建设(补剂),必将失利而得害。因此希望同志不把建设平和拿来作一己畏死怕痛的美饰名词。第十篇《敬告我同胞》,对民众致以深切的关注,哀其不幸,亦怒其不争,希望人们能够尽快醒来,“此固我同志诸君所日夜呼号,牺牲性命,以求遂此区区之希望者”。又说“吾最亲之同胞,吾最爱之同胞,其甘为人詈而自居贱种乎?”民众懂得了雪耻的必要及意义,则“吾虽为吾同胞百死而亦甘心矣。”一片天真,一片大义,一片血忱!读之催人泪下难禁。
  
  第十一篇《复妻书》,再次强调一己之牺牲,目的在为同胞请命。尤其“益恨专制之流毒,而使我同胞几无一人能自由矣”。决非为自我报私仇,希望他妻子亦有这种爱国精神,如果“子若志不在此,则人间之富贵安乐,自可操券而得之,亦以子之年华才貌足以相当矣”。意在尽为人夫者应尽之责。第十二篇《与妻书》为平生最后一封家书,详细讨论生与死的哲学意义。贪生怕死之辈不管活得多长久,与秋蝉朝菌无甚区分,且吃且睡的人生“多寿有何所用?虽如彭祖,亦不过饮食之较多于人”。就生死问题多侧面比较权衡,认为“生必有胜于死,然后可生;死必有胜于生,然后可死”。深信作为体质的小我消逝之后,精灵的大我必将播于千秋。
  
  第十三篇《与章太炎书》,以观先生行、读先生言而生发“顶礼膜拜”之大敬畏心。章太炎先生是近代有大思想、大学问、大气魄的革命家、哲学家,在知识分子及青年阵营中影响深巨。他的学生鲁迅、钱玄同、许寿裳、周作人等,都是后来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作者冀盼太炎先生在潜意识中能知道四万万人还有他这一个崇拜者。从前无缘谒见,但曾尚期望国族独立之日相聚,现在作者决死之心已定,期望化为泡影,“而今已矣!”生前不可能了。这是非常苍凉的感伤。原来还打算以文学作品当面求救于章先生,也只是一场梦幻罢了,这时章太炎因1904年的《苏报》案,被清廷投入囹圄,在狱中仍秘密筹划组织光复会。作者写此文时离章太炎刑期还有一年。所以作者写道:“危哉!先生。计先生出狱之期在迩,饮食起居,不可不防他人之隐害。”爱戴眷注之情,直可悬诸日月。《暗杀时代》这篇论文,他也希望太炎先生日后能够了解。“此中之大意,问之同志某君便知”。
  
  写完这一节,那些生死关头,最难打破的障碍,也都算有所交待了。那第十四篇,也是最后一节《与同志某君书》在前文已曾提及,这位某君,就是革命家赵声,他南下应中山先生之召,组织民军起义,与作者吴樾志同道合,系刎颈之交。火车一发,彼此天涯,而对方“犹竟在想象之中”。无情未必真豪杰,多情亦正是革命青年的本色啊!作为同辈人,他亦不忘告诫朋友,强调他自己暗杀而殉国较容易,而对方南下组织起义还要克服诸多困难,因为清廷的走卒大臣中,确有狡狯深心、长于阴狠之计者在,这些人为防革命党的倾复,而有卧薪尝胆的行藏。他认为这些人从这方面说“不愧自居贵族”。因而革命的压力和阻力都更大了。为了证明这种看法,他特别函送了几张《京话日报》,上面刊有清廷贵族包藏祸心的文章,目的在使革命的同道防备!珍重!自己即将粉身粹骨,而犹耿耿笃笃心细如发,替战友着想!仿佛儿女情长,实则英雄本色。这和秋瑾得知徐锡麟噩耗,“坐室泣下”(陶成章语)情愫出同一心理。若吴樾烈士者,真正是国族的精英,国家的干城!停停蓄蓄,拍案叹息,先烈旧事往来胸中。笔者读完这篇血性文论,泪为之涌出满面,心为之酸恻不已。
  
  今苏州虎丘千人坐旁有“石点头”十道。传古有高僧讲经于此,无人信他所讲,他就聚石为徒,与谈至理。结果,石皆为之点头不已(事出宋人龚希仲《中吴记闻》卷之二)。吴樾这篇万字论文,他能感之并能写之,就确有令顽石点头之效。最终变思想为行动,化学术为力量,义之所在,生死以之;身家性命不为虑,毁誉荣辱不为念。诵其诗,读其书,知其人,长时间有一种把栏杆拍遍,一条万古水、向我手心流之郁勃!同盟会、南社革命文人一扫国人不武之积风,挺身而诛暴吏,遗泽后世,倡明公理,发皇人权,较诸古之任侠,更为果敢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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