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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2015-05-14 16: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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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

分类: 美国常春藤上的中国蜗牛

走进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董华春,200711日写于台湾爱岑小舍

 

每个人每天花大部分时间在工作上。

如果工作不是兴趣,那么,人生会显得灰暗与不幸。

我很幸福,因为,证券法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兴趣。

       我对证券法的喜爱,源自1998年。那时,我获得保送资格成为北大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提前跟随导师吴志攀教授系统学习刚通过的《中国证券法》。之后,我有幸帮助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先生做事,得以熟悉中国证券界。两位老师不但在生活上给我很多关心,成为了我的大朋友,而且,在专业上不断提携我、激励我,使得我对证券法的兴趣越来越浓。

2002年春天,梁定邦先生对我说:“你要好好做事,不能混,一定要敬业,也要谦虚。”那个春天,我将中国证监会的很多法规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发表了平生第一个英文论文并分发给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们在课程中使用,还给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们讲课探讨关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问题。也是在那个春天,我对中国资本市场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很多问题有了自己的想法,心中有了一个朦胧的奢望:好想某天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去看看!

2004520日,我第一次走进那时还位于华盛顿市区第5大道450号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大楼。之后,我在市场监管部、发行部、稽查局、机构部四个重要部门度过了难忘的两年时光,从内部熟悉了美国证券监管实务。

这段时间和这个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

 

一、        术业有专攻

每一天,我穿着西服,拿着文件包,推开SEC大门,给门卫看过证件,走进自己办公室,看文件,写报告,接听电话,参加各种会议和演讲,专业思考的节奏比从前快了好几拍……

我先后呆过的几个部门有不同工作特色和性质:(1)市场监管部让我知道如何监管证券公司。其间,我参与起草有关基金费用的新规则,使得我与美国资本市场各个重要机构的人员接触,切实懂得了不同机构如何合作。(2)发行部让我知道如何审查公司上市,如何发现上市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这几年,亚洲公司尤其是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越来越多了,发行部的工作也越来越重了。(3)稽查局的工作使得我近距离了解SEC如何发现上市公司违规,如何取证,如何惩罚,如何诉讼。其间,参与调查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也使得我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容易出现的问题有了第一手资料。(4)机构部的工作让我知道SEC如何行政规范、检查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证券从业人员。

SEC不但有自己的官方网站,还有自己的内部网站,也有很多内部的资料库和新闻连接,每个部门还有自己独立的网站(SEC其他部门的人也不能进入)。每天早上上班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这些专业资料,感觉自己像块海绵一样不断吸收知识的水分,对美国资本市场的法律监管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SEC的图书馆实在博大,里面有很多外面买不到的书籍,对美国资本市场做了最完整的资料收集。我只要不忙时就会跑到这里来读书,也会将一些书籍借出来带回家里阅读。

SEC,我受益最多的是委员们的工作会议。

SEC是委员会制度,5个委员都由美国总统任命,来自不同政治党派。其中一人是SEC主席,不设副主席,5个委员通过投票表决重大事件,过半数赞成才能够通过某项决议。

2004年,我初到SEC时,主席是William Donaldson。他不像主席更像学者,十分慈祥,又很爱开玩笑。当时另外4位委员是Cynthia A. Glassman(当时唯一女性委员,经济学博士),Harvey J. Goldschmid(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学院派委员),Paul S. Atkins(最帅的委员,满身贵族气),Roel C. Campos(最风趣幽默平易近人的委员,主管国际业务)。

2005年夏天,SEC主席换成了Christopher Cox。他大刀阔斧作了很多重大变革,使得SEC风气一变,更加务实有效率。让我受益最多的是他主持的SEC主席圆桌会议、SEC女委员圆桌会议、SEC稽查局局长圆桌会议等几个圆桌会议。坐在台下倾听的我感慨万分:所有在世的SEC主席们、女委员们、稽查局长们汇聚一堂回忆历史并讨论现实重大问题,这是美国证券界何等盛事!我非常喜欢并崇拜Cox,也因为一些特殊情境与他有了很多私人交谈,找到了一些共鸣点。让我意外且感动的是,他那么忙碌,还会及时回复我的每一封邮件,解答我的问题,阅读我的报告和构想,给我祝福和提醒。他甚至让我象朋友一样称他为Chris。他的私人邮件给我很大的力量去坚持自己,对SEC也多了一丝温暖的依恋。

原来的4位委员中,Paul S. AtkinsRoel C. Campos继续留任。2005年,Harvey J. Goldschmid 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其委员位置由Annette L. Nazareth(原任SEC市场监管部主任,女性)接任。2006年,Cynthia A. Glassman离任,其委员位置由Kathleen L. Casey(之前在美国国会工作13年,女性)接任。SEC5人委员会中有2位女委员,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5位委员的常规工作会议有两个。

(a)    主席内部办公会议(closed meeting

这个会议通常每周一次,讨论日常工作。5位委员听取各个部门的人报告重要案例或者重要法规事项;同时,还和全美各地的SEC办公室进行远距离同步视讯会议,听取他们汇报。5位委员现场投票表决重大事项。

原则上,每个SEC员工都可以用自己的门卡进入专用会议室听取这个会议。实际上,SEC员工工作都很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公程序,只有在自己负责的案件或者法规要向委员们汇报听取表决时,大家才会参加这个会议;如果是其他人在汇报,自己通常不舍得时间去听。

我的老板们都很好。我和他们说,我希望每次都参加这个会议,能够多了解正在进行的案件。他们都同意了,前提是不影响我手里的工作。每次会议之前,我要阅读当天要讨论的案件事实及进程或者重要规则的草案。一个案件或者一个规则通常几十页文字材料,一次会议材料通常两、三百页甚至更多。有时候,只有具体案件负责人才有原始文件,本部门其他人或者其他部门的人根本拿不到文件。这样一来,我如果能有原始文件读,就感觉幸福极了,根本不会抱怨太多,不读才觉得极大浪费资源。

(b)    公开会议(open meeting

这个会议通常讨论对美国资本市场有重大影响的法规或者案件。通常每个月一次。5位委员都参加,投票表决。

SEC员工都可以参加这个会议,但是,大家都忙,通常需要自己汇报才参加。这个会议也面对社会公众,大家通过SEC网站上的视频可以同步收看。我问过有关负责人,他们说,普通社会投资者想到SEC来参加这个会议,只要提前申请登记,当天也可以来参加。这个会议我每次都去参加,收获很大。

从这两个会议的变化中也可以感受到SEC的人事变动。新主席Christopher Cox上任之后,在会议上提出很多问题,使得雇员们不得不比以前更加认真地准备汇报工作。他参加的第一个公开会议从早上9点一直开到中午1点才结束,大家都不得不很晚吃午饭,这在之前从来没有过。他的务实与严格可见一斑。

这两个会议比书本和真实工作教会我的东西更多,也开阔了视野。平时只能在新闻里看到的主席委员们,却在我眼前讨论着如此重要的问题,我还可以在会后走上去当面向他们请教专业问题,象朋友一样谈些专业之外的话题,甚至可以开些私人小玩笑。这样的福气就算用再多的辛苦去换,也觉得值得。

此外,SEC还有很多内部培训活动,召开各种主题会议,组织各种专题演讲,邀请美国经济、金融、证券界牛人来讲座。我一有时间就跑去听这些演讲,如果实在忙,就跑到演讲大厅门口拿一份资料带回去看。

这样一来,时间真真不够用!

2005年春天,SEC搬入了位于华盛顿东北区F 大街100号的新楼

新楼气派、便利,但是因为靠着华盛顿最大火车站union station,外面经常都是人潮涌动、嘈杂吵闹,有点太入世了。我倒是格外怀念旧楼外面的judiciary square(司法广场),那里的绿草地、金黄雕塑、 红色的建筑博物馆和几栋白色的法院大楼合在一起显得既庄严大气又清幽平和。

我仔细观察了SEC新楼的每一个角落。新大楼大厅的设计有点问题,那块放主席委员照片的大板子质地需要改进,比旧楼大厅那面墙上的照片质地差远了。在旧楼,大家的办公室是按照部门来分配的,基本上,知道你在几楼就知道你在什么部门工作,每一个楼层都有点家庭气氛。到了新楼,每个楼层都有不同部门的人,美其名曰让大家多沟通,其实,那么忙碌的人们根本没有时间理睬其他部门的人。新楼门前有三面旗子,一面是美国国旗,一面是SEC自己的旗子,另外一面,红红白白,是什么?我问门卫,他告诉我是华盛顿自己的州旗,我问SEC很多工作人员,他们竟然都不知道……

在这个新楼里,我常常加班,有时是为份内的工作,有时是为份外的求知。每次在夜色里推开SEC的大门走到外面,我总是忍不住回头再看看这栋亮闪闪的玻璃楼,身体虽然劳累心中却依旧感到快乐,因为我深深知道

我在这里不只是工作而已,而是在过我的专业人生。

 

 

 

 

二、        异乡变成故乡

 

20063月,我走在SEC新楼连接union station的通道里,不断和过来过去的我认识的SEC员工打招呼。走进安检门之后,我才发现在短短5分钟内居然和18个人打了招呼。我吓了一跳:在这里,我本来是一个孤单的中国女孩,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么多美国人,交了这么多朋友?

我初到SEC时,基金部主任Paul还在。他被美国媒体称为是在2003年美国基金风暴中整顿市场的英雄。他看起来矮矮的、憨憨的,笑起来十分可爱,有几分学生气。他的微黑色皮肤使得他少数族裔的背景更加明显,也更值得人尊敬。

我初到SEC时,稽查局局长Culter还在。他是SEC调查安然案和世通案等大案的关键人物,曾被美国媒体称为美国资本市场的“超级警察”,是SEC强化监管和美国国会出台《萨克斯法案》的重要人物。我惊讶于他的年轻、英俊、帅气和幽默,和媒体渲染的铁腕完全不一样。

2004年秋天到2005年秋天,这两个人陆续离开了SEC

在欢送Paul的晚会上,我见到了SEC前任主席Harvey Pitt (哈维.皮特)。我和他聊天,问他问题。后来,他和SEC时任主席William Donaldson聊天,我拿着相机在旁边等,想等他们聊完天和他拍照。之前,我曾经在几个场合与William主席聊过天,几天前又刚和他拍过合影。他不但记得我的名字,还看到了我手里的相机,就对Harvey说:“这是Maggie,她一定想和你拍照。”他的介绍让我笑了,我赶紧问:“我想和你们两个一起拍照,可以吗?”他们都说“当然可以”,礼貌地让我站在两人中间。

照片中,我笑得阳光灿烂,他们的笑容也很温暖、友善。后来, Campos委员看到了这张照片,和我开玩笑:“好好留着照片,千万不要卖给新闻媒体呦!”我不解其意。他解释说,这张照片很珍贵,因为这两个主席从来没有一起合过影。当年因为安然事件等丑闻影响,前任主席Harvey在新闻媒体谴责声浪中下台,有几分负责谢罪的意味,由William接手主席。两个人表面上亲亲热热,监管理念不太相同,彼此都有点不认同。想不到,我无意中促成了他们的肩并肩。

除了他们几个,还有一些人让我心里总是暖暖的。

    Tara是我进入SEC第一天见到的人,也是我在SEC最好的朋友。巧的是,她在杜克大学法学院读书期间的室友是台湾人,而我在美国法学院求学期间的室友也是台湾人。Tara曾经到过香港和台湾参加过国际项目,也到其他国家参加过志愿者项目,是一个非常有爱心并且爱旅游的人。她对我非常照顾,不但经常请我吃饭,还送给我项链作生日礼物。也许冥冥之中有天意,在我离开SEC的最后那天,我们两个又一起吃了午饭。

David曾经在凌晨5点开车来家里接我。两个人开车到巴尔的摩市去测试投资者,验证SEC新规则设计的表格是否受到市场接受。那天,在路上,我们看到了粉红色的朝阳,还讨论着各种汽车车型…….

Gena住在我家附近,经常和我一起坐地铁回家,还曾经送我到超市购物。她生双胞胎女儿时,我买了鲜花和燕窝去看望她。她后来经常把两个女儿的照片发给我,让我分享生命成长的喜悦。她也给我讲述妹妹的婚礼,让我感受到家庭的温馨…….

Josh曾经在香港工作过。他和马来西亚太太一直渴望有机会重回亚洲,我就帮我在香港交易所的朋友挖他到那里工作。他也常常给我讲述孩子的成长与教育问题,也会感慨亚洲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变迁…….

       Mary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孩做女儿,却发愁女儿不肯学中文也不愿意了解中国文化。我给予她很多文化背景资料,还给她介绍中文老师。她对我那么好,像我的母亲,几乎每一天都给我一个灿烂的微笑和热情的拥抱,让我到了办公室象回了家。我专门从中国带了一幅富贵牡丹的国画送给她。她把这幅画挂在办公室的墙壁上,让我每每看到都很开心…….

Jeniffer的儿子该申请大学了,她和我分享美国各大学的资料,也对我倾诉儿子成人之后的烦恼与挑战…….

YunaCathy和我年龄仿佛。我们会交换服装理念,一起到union station的小店里喝咖啡聊天,还一起排队买冰激凌吃,让我在严肃工作中感受到活波的小女生心态…….

       John有自己的专业博客,专门探讨11b-5案件的诉讼问题,向公众传达证券法律的知识。他还给我推荐很多证券法专业博客,让我的专业研究有了新天地。他当年力排众议在SEC自己建立的这个部门今天竟然变得如此重要,常常让我慨叹坚持的重要…….

       John  J是我四个老板中最人性化的一个。我每一次见到他都觉得亲近极了。他对我的工作最支持,让我参加了那么多培训,在我受了委屈掉眼泪时还讲笑话给我听。他的女儿和我有一样的英文名字。他象鼓励孩子一样对我说:“算上你,我们这里就有三个博士了。你一定要将论文出版,之后要送给我一本,还要签名啊!”

MarltonJohannaKeir和我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师从同一个导师,虽然不在SEC的同一个部门,但是,却给了我很多私人的意见和友情。他们经常请我吃饭,给我介绍各种注意事项。每当他们叫我“小 maggie”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好象我的哥哥和姐姐…….

DebbieSEC作会计师,是个性情中人。她常常和我说起就读于MIT的儿子的很多成长问题,我也将自己成长中的困惑与问题讲给她听,并告诉她每个孩子都有不理解父母的一个阶段,随着慢慢长大就能够体会父母的苦心了。我结婚时,她给我写来一封长长的热情洋溢的邮件,告诉我婚姻中最重要的三件事,给我及时的提醒。在匆忙尘世路上,有人这么关注你的内心世界,是多么大的福气啊!

大家工作都很忙碌,通常每天在自己办公室里吃带来的午餐,节约时间来工作,以便晚上能早点回家。

有时候,朋友们也一起到外面餐馆吃午餐,放松一下。

阳光温暖,我们出了办公楼,走在绿荫覆盖的路上,到附近的马萨诸塞大道两旁的餐馆里吃饭聊天。领近的办公楼里都是美国政府机构,包括美国最高法院、美国会等。在这些餐馆吃饭的大多是这些机构里的工作人员,通常西服在身、气质儒雅,让人感觉格外舒服。一家墨西哥餐馆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墙上挂着的大帽子非常别致。我最喜欢的是一家叫white tiger(白老虎)的印度餐馆。坐在餐厅外面花园的座椅里,和朋友们边吃饭边聊天,偶尔抬头看看隔着一道绿树墙外的道路和车流,感觉恍如隔世,如在梦中……

某个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的电脑键盘上敲敲打打。Gena兴冲冲走进来,将一个彩色纸包装的盒子送给我:“这是我们部门的人送给你的结婚礼物!Tara亲手挑选的,特别有东方风情,你一定会喜欢。大家都祝你婚姻美满……

她走之后,我关上房门,打开盒子,看到礼物,欢喜万分。

盒子里还有一张祝贺婚姻幸福的贺卡。市场监管部首席律师办公室的二十几个人分别在这张卡上写下了自己的祝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有人还画上了小花和笑脸。每一个人的话语都那么真诚、独特。我仔细读着,仿佛看到了我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每个日子……

这一刻,异乡似乎也变成了故乡。

 

三、永远都是中国人

 

2004年,我初到SEC时,第一次见到市场监管部的首席律师、我的顶头老板MC,忍不住问这问那。她冷冷地说:“你的问题太多了!对于你,我们原本并不欢迎。这里是美国政府,我们只要美国人,或者要和美国是盟国的国家的人。中国不是我们的盟国,我们从来不要中国人。既然你来了,就要遵守纪律,不要问那么多问题……

老太太在SEC工作了30多年,连主席见了她都要恭敬三分。我本来以为可以向她请教很多问题,可是,她却给我当头泼了这么大一瓢冷水。

之前在美国从来没有具体感受到任何歧视的我,又气又急,什么叫“中国不是我们的盟国”?那一刻,我真希望中国能够变得特别强大,强大到让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急于与我们结盟(最好中国还端着架子不答应!让他们多请求几次再“勉强”同意)。

虽然经过2年多相处,MC对我越来越友好,解答了我很多问题,甚至让大家集体签名给我结婚贺卡和礼物。但是,我永远忘不了我们这第一次见面。不是因为我记仇,而是因为她让我认识到:别人对你“歧视”并不可怕,对你“视而不见”才真正可怕。中国,在某段时间里,在国际舞台上,不被人看见;即使被人看见了,也不是被正确看待。在海外的中国人,便成为这种现象的牺牲品了。

让我庆幸的是,中国人的脚步越来越快了,中国资本市场和SEC的互动越来越多了。

随着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越来越多,SEC的审查任务增多了。不过,上市后因违规操作而被SEC调查的中国公司也越来越多了。由于我的中文语言和文化背景,我得以介入到对某些中国公司和某些中国人的调查当中。我奉老板之命将一些中文原始资料翻译成英文,到中国公司网站上搜寻不实信息披露,和代表中国公司来SEC报告的美国律师谈话……

作为中国人,我希望好的中国公司走进美国资本市场。看到他们出问题,我感觉到痛心和不忍。但是,在SEC大楼里,有些事情是不能够以国别来衡量而必须以专业纪律来界定的。我只能选择沉默,有时候甚至不能让被调查者知道我是中国人。然而,我心里时刻也没有忘记,我永远都是中国人。

 

在我的SEC朋友中,最特殊的是Campos委员。他的助手是我美国导师多年前的学生,介绍我们认识。从私人友情上说,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和关心,是SEC主席委员中第一个和我拍合影的人,也是第一个和我行贴面礼的美国人。从专业上说,他负责SEC国际业务,帮我解答了很多问题。

2004年秋天,在一次聊天中,我问他有没有到过中国。他说没有,但是,中国证监会请SEC派几个专家到中国去给中国证监会人员做一个培训,SEC国际合作部主任请他也一起去,他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给他讲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些事情,然后说如果他能够到中国讲一讲SEC的一些事情,说不定能给中国市场一个不一样的视角。我告诉他中国是个伟大国家,他去了一定不会失望。我还说,之前没有SEC的主席委员到过亚洲,在全球化时代,SEC也该看看大洋另一岸了。

之后,我们陆续谈过几次和中国有关的问题,我还将我发表的反应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及问题的英语论文送给他。

2005年春天,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他决定去趟中国。他当场给SEC国际合作部主任打了个电话,将我介绍给他,让我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2005年夏天,SEC这个培训项目如期在北京举办,中国证监会稽查局大部分人员以及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的代表都参加了培训。我和Campos委员在北京聊天时,依稀仿佛我们还在华盛顿SEC大楼之中,世界竟然变得这么小了?遗憾的是,因为当时SEC人事变动和一些紧急情况,他取消了此行中原计划在香港的演讲,提前准备好的海报都浪费了。他的第一次亚洲之行多少有了缺失。以至于后来我给他提交关于香港市场的一个报告时,他对香港的印象还停留在文字宣传和数据里。

2005年秋天,某个晚上,Campos委员应邀到费城沃顿商学院给美国证券商协会(NASD)培训班作演讲。我本来要和他同行,但是,下午的会议是SEC主席Cox演讲,我只好听完再独自搭火车去费城。阴雨连绵,本来我已经迟到,想不到,他和我的美国导师都在等我来才开始演讲,让拎着湿淋淋雨伞跑进会场的我很是感动。演讲结束后,我们两个搭火车回华盛顿。

我一直认为SEC在全球化金融时代所扮演的角色还不到位,因此构想了一个能够将东西两个半球资本市场融通的计划,如果成功,亚洲企业及证券监管机构将从中受益。我从没和任何人谈过这个想法。这个晚上,火车上旅途遥遥,我和他聊天时说了出来。他特别感兴趣,问了很多问题,然后说:“Maggie,你说服了我,这绝对是一个好想法。”

那夜,我下了火车,再转地铁到家,已经凌晨1点了。我马上打开电脑,将所有想法写成正式报告,一直到4点才睡。早上830上班后我将这个报告发给了Campos委员。之后,我们陆续谈过这个话题好几次。他告诉我,这么大的事情需要美国国会点头才可以,估计要等待比较长时间,但是,他会持续推动,因为他真地觉得可行。他的肯定让我觉得我的一切思考都没有白费。

也是2005年秋天,新上任的SEC主席Cox随美国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到中国参加会议,访问了中国证监会,也在清华大学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共同主持的活动中发表了演讲。这是历史上SEC主席第一次访问中国。

回到SEC后,他将在中国拍的三张照片放到了SEC大厅的宣传板上:一张是他和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合影,一张是他和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的合影,还有一张是美方几位重量级人物在会议中的合影。偌大一个宣传板上,只有这三张照片,很是醒目。无论是在SEC的旧楼和新楼,大厅宣传板上都是放各种活动的海报和通知,这样放照片还是第一次。我给这个有三张照片的宣传板拍了照片,感觉很有意思:SEC宣传板上第一次放的照片竟然是我们中国面孔!每一个看到这三张照片的SEC朋友都打电话或发邮件给我,告诉我:“ China is absolutely our priority(中国绝对是我们的优先交往对象)……

我非常喜欢Cox主席的原因是他的务实、理想化、充满激情、视野开阔。我和他聊中国。他谈到他当年在国会工作时主持出台“Cox报告”的情形。他还将《财经》杂志与他对话采访的文章英文版发到我邮箱里。我还没有读到中文版,居然先看了英文版,这也是全球化的一个经典小例子吧。他对我说,他打算请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到SEC访问。我睁大了眼睛:从未有中国证监会主席访问过SEC,历史的大门终于要打开了吗?

20064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几位工作人员到SEC参加“国际证券监管年会”。我尽己所能帮助他们,和大家探讨交流美国证券法的精义。

20065月,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终于到SEC访问了。中国证监会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签订了监管合作备忘录。在这些形式性语言之后,双方的实质性监管合作也将变得越来越多。尽管文化背景和法律差异很难在短时间内弥合,但是,监管者追求的监管目的和所采取的监管方式却在全球化时代不断趋同。中国无法例外,只不过是时间长短、速度快慢的问题。

身处在SEC大楼里的我,回想起2004MC对我说的“中国不是我们的盟国”,从心底里为中美双方证券监管最高机构终于走到这一步而格外高兴。

30年前,今天的SEC主席Cox还在哈佛法学院作学生,写了一篇论文,谈及美国应该做的证券税收改革。

30年后,他在美国国会作众议员时,真地推行了美国证券税收制度改革。

理想在这30年中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常人不易觉察的方式增强并最终实现。

30年前的中国,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

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逐渐和世界对话。

30年后的中国,谁又能料到呢?

也许,30年后,我们今天所抱怨的、所痛恨的、所赖以生存的很多东西都会成为历史。

也许,30年后,今天还是“书生意气”的中国年轻人已经成为中国的主宰者。那时的中国将走上康庄大道还是误入歧途?

一切取决于今天的我们为30年后的自己和国家作了怎样的准备。

 

尾声:最美丽的色彩

 

SEC不但见证了我专业上的成长,也见证了我个人生活的转变。

在这里,我经历了结婚与怀孕,生活进入特别稳定的质变阶段。

我怀孕初期反映非常激烈。每天早上,我在手提包里放着几个塑料袋去上班。地铁列车还未走到目的地,我常常要中途下车。列车远去,空空的站台上只有我一个人,摸着凸起的肚子和恶心的胃,往塑料袋里面狂吐。身体和精神都平静下来之后,再等待搭下一班列车继续行程……

好在SEC的硬件设施非常好,我有自己一人使用的宽大办公室。有时候,我关上办公室房门工作,边做事边吃很多营养品,大家就知趣地不来打扰。有时候,我在卫生间里呕吐,一吐就是半个小时,整个人虚脱到想躺下来。有时候,朋友们中午会陪我去外面吃饭散步。有时候,当过妈妈的人们会耐心告诉我各种注意事项……

奔波在SEC大楼里的这个中国孕妇也常常自问:我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里享清福?我为什么一定要呆在异国他乡?我为什么要死扎在证券业这个忙碌的行业里?我为什么选择在SEC付出2年青春?我为什么在找不到这些问题答案的同时还依然感觉到快乐?

渐渐地,我的肚子更大了,孩子要出生了。

人生走到什么阶段就要做什么阶段该做的事情。我既然已决定身为人母,就想给我的孩子一个她满意的空间和一段专属于我们的时间。有些事,我想暂时放弃。

20067月底,我收拾行囊,离开了华盛顿,离开了SEC

汽车驶过林肯纪念堂、华盛顿纪念碑、白宫和国会山,沿着波多马克河一路北上……

在华盛顿晴蓝的天空下,我又一次看到了SEC的玻璃大楼,在阳光里折射出七彩光芒。

我在心里悄悄地对它说了句“谢谢”。

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在这里遇到的每个人、在这里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都为我的生命涂抹上了最美丽的色彩。

我永远也不想将它擦去。

 

本文收入《美国常春藤上的中国蜗牛美国法学院求学记》一书

法律出版社20079月第1版,ISBN978-7-5036-7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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