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鑒定《读诗疏箋鈔》而想到的
近日翻阅旧時筆記，多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所見善本图书的記錄，尤其是1978年至1985年者为多，蓋其時參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編委会的初审、複审、定稿時所記。其中有些記録是在審校善本圖書以卡核書時所發現的問題，有的是根據複印件或照片作出判斷的不同版本特徵，有的是請教顧師廷龍、潘師景鄭、冀淑英等先生後所得。當時隨手做的記録中，涉及书估作偽、著錄錯誤、著錄不妥的較多，這在今天看來，或许对研习版本鑒定者，或圖書館專業人員有些借鑒。反之，如若当年不及時记録，那也就煙消云散，記憶不再了。
某图书館藏的《读诗疏箋鈔》不分卷，题清程晋芳撰。卷一第一頁有「歙程晋芳学」，並钤有「魚门」白文小印。原著録作「手稿本」，1961年時某館定为二級藏品。1981年我在参加複审此書時，調出原书细看，发現「歙程晋芳学」之「歙程晋芳」四字係挖补后所加。如此，作程晋芳「手稿本」就有疑问了。一般來說，作者都很重視自己的著作，所以在第一頁上书写自己名字以示慎重，而此本却在作者名字上去作挖补，那就有问題了。晋芳，字鱼门，安徽歙县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是重要的四庫全书纂修官。实际上，這部书並非程晋芳的著作，作者应是另一位不知名的人，书之第一頁上原应为「●●●●学」。只是因为书上鈐有「魚门」的印，別有用心者就將「●●●●」剜去，另配相同紙色补写「歙程晋芳」，加上有程氏「魚门」之印，這样就可以使人認為这是程晋芳的稿本。对于书估來说，只要能賺錢，他必定会使伎俩发揮作用，而購书者稍有不慎，或眼力不济，那絕对是会上当受騙的。
版本鉴定是一門学问，说是学问，就是说里面有許多問题值得研究，有些前人早已涉及到了，有的則没有，还需要将來有人再做下去。周越然先生1945年初曾写过一篇「古书的研究」，他举了二个例子來说明版本鑒定不容易。一是说葉德輝旧藏《韋苏州集》，葉的《郋園读书志》中称之为「北宋膠泥活字本」，后來書归周氏，周细细审察，知为明代所刻，非宋代之本，更非活字本。二是说四川重刻《唐诗紀事》，前人断定原本为「宋刻」，因字之缺筆避諱，统与其它宋版书相同之故。实則原书系明嘉靖二十四年張子立刻本。重刻者不見子立原序，遂有此妄断。周氏藏有明刻本，且原序未失，故知其误。
由此而想起1979年12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工作會議在江西南昌舉行。某圖書館為了配合會議，臨時做了一個善本書的展覽，將館藏的一些重要版本和有特色的書請與會人員觀賞。那天早上，沈燮元來拉我去看展覽，並說有一部書你看看是什麼版本。原來那是一部《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在說明卡片上註明是「元刻本」。我一看就說這部書不收。沈說：為什麼？我說這是一部日本刻本。因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不收外國圖書（包括日本、韓國的各種版本），所以就不入目。沈又說：★★★（北京某館）認為是元刻。我說：那請丁瑜來看。丁看了意見和我相同。我又說那再請冀大姐（冀淑英）和顧館長（顧廷龍）看。沈說不必了，看來是日本刻本。事後，我告訴沈燮元，這倒不是我高明，而是事前我曾做過功課，前不久我在成都的四川省圖書館也看到這書，也是作「元刻本」，當時覺得有疑問，那時沒有複印機，我就記下該書卷一第一頁和其它頁的特徵，回到上海後，即調出上海圖書館藏的元刻本和日本刻本，仔細比對特徵，再請教潘師景鄭先生，原來川館所藏是一個日本據中國元代刻本翻刻的本子。日本早期翻刻中國的書，字体極似舊本，但用日本皮紙，較中國皮紙更韌，此種圖書，稍一疏忽，即會走眼。
是1980年的事了，北京某图书馆藏《中吳紀闻》六卷，宋龚明之撰，明正德九年龚弘刻本。卡片上写有「据宋本校及清黄丕烈校」，並有李盛铎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的何金元（原在四川省图书馆古籍部，英年早逝）在审阅此书卡片时，觉得「黄丕烈校」有疑问，就请教也在編委会工作的該大学館某先生。某先生说没问题。也很巧，过了些日子，我和沈燮元去該館看一些有疑問的版本图书時，何金文便委托沈燮元顺便也审看一下黄跋的真偽。黄丕烈是清代大藏书家，他的题跋一直为後人所重視，而沈是研究黄丕烈的專家，几十年來一直在和黄氏进行跨时空「对话」，所以他对「黄体」太熟悉了。果不奇然，书一打开，他是一眼定「乾坤」。黄跋的字有点像，但没有黄的韻味，那当然是后人摹寫，而非黄氏手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入此書，但刪去黃跋之語）。
那一天，沈和我还看了該館原作明抄本的《潮頤》，一冊，也有黃丕烈校並跋，紙較新，黃字是比黃丕烈還黃丕烈，又是书估作伪的小技（後因抄本不舊又有偽黃跋，刪去不入目）。又《廣韻》原作元泰定刻本，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回，裝釘形式悉日人所为，每頁均裱糊，實非中国刻本，而為日本所刻。翁方綱《復初齋詩草手札》，大約二十餘札，甚拙劣，俱清末民初书估所偽。
黃丕烈是大家，名聲遠播，所以有的書估即摹黃跋作偽。而黄丕烈在他那個時代，也見過不少書估的欺詐手段，《蕘圃藏書题識》卷七中跋宋刻本《碧雲集》中云：「道光癸未岁三月，余挈兒輩就試玉峰。因遍覌骨董铺，中見有標題宋板者无不取阅。聞有郝李二公祠，中为邑故家某氏所藏物聚处，遂过之。举所云宋板者非特元明之物視如珍宝，即近日覆刻本亦重價居奇，无他，欲以贋乱真，欺人不识也，故各市皆懶再过之。」癸末，是道光三年（1823），距南宋約有七百年，与我们今日見到的明初刻本在時间上差不多。黃見古董铺中所售之書，题宋版者，多为不真之物，所云「近日覆刻本」，当是嘉庆、道光間的仿宋刻本。所以书賈作假唬人的把戏，只能骗骗一般的讀书人或新的没有实踐经驗的藏书愛好者，而碰到像黄丕烈這样的「老眼」，就不行了。
作偽者總是有著碰運氣的想法，二十個人中只要有一位上當受騙，他也就能如願得償。然而這種人，逞其心力，仿作前人之蹟，用紙可以尋覓、但筆墨韻味則很難達成，尤其是一氣呵成，甚或是用筆的牽絲及轉筆處，作偽者的破綻必定在此敗露。一般來說，仿者不過刻求字體形似而泥其跡，從不究其所以然，而這個「所以然」往往就突顯作者的學術水准。蓋前人讀書心得、靈機妙緒，借筆墨以傳之，那是應腕而來。而後人看重前人手書，更是貴在其精氣，而贗字偽跋，盡失前人靈妙之趣。所以偽者所書，用筆輕飄、故顯軟弱無力，字因照摹定呆板做作，水平低下，正因為此，一篇偽跋放在面前，會有滿紙牽強之感。
當然，對名人題跋的鑒定，如要真去掌握，只有一條，那就是必須多看真蹟，甚至還要將偽作放在一起多加比勘，方能得出真知。七十年代中，我就曾為弄清黃丕烈跋的真偽，專門調出上海圖書館藏的全部有黃跋的善本書，包括過錄黃跋的書，諦視再四，細細捉摸用筆，方才略知黃跋之點滴。
在對古籍善本的鑒定上，每個人的经验都很有限，都必須借重各種工具書參考書，記得七十年代末的几年中，每次追隨顧師廷龍先生外出講課、開會、遊覽，無論四川、浙江，江西、江蘇，他老人家都帶一本《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碰到問題，臨時可救救急。當然，我也有過鑒定上的錯誤，舉個例吧。那是1981年，我和沈燮元、任光亮先生隨冀淑英先生去山東看書，要看的书都是在沪期间审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經部時发現的一些问题，而又必须看书解决的。在山東某館，我看的一部題宋刻本（可惜书名忘了，小本本也未找見），開始覺得還不錯，為了慎重起見，我又請冀先生把把關。她看後僅說了一句話，即「你再看看」。這話一出，我趕忙多翻了幾頁，多看了幾眼，這一看，問題可就來了。因為我忽然發現紙張字體確實到不了宋，而是一部明初刻本。當我把結論告訴冀先生時，她僅點了點頭，表示認可。事後想想，有些事，真的是只可意會，不能言傳。信然。
200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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