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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武漢圖書館喝彩叫好一(2007-12-17 23:21:11)
 

                        為武漢圖書館的《善本書志》喝彩(一)

 

 

      四月初,每年一度的美國亞洲學會圖書館年會正好在波士頓召開,在年會結束前,我抽暇去看了會場上的數百個出版機構及書商的攤位,我最著意的是十來個中文書的攤位,其中一個是來自北京的,書不多,二三百本社科新書而已。但有一本書像磁石似的吸引了我,那就是對別人並不起眼但對我卻很有用的《武漢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書志》。這之前,我竟然不知道有這本書的出版。當晚,我打電話給北京的几位藏書家朋友,他們竟然也毫無所聞。

 

      一個月後,採訪部門的同事即通知我,書到了。我略略一翻,覺得寫得不錯,但事情太多,也沒工夫細讀,就擱置一旁了。前几天居然又想起了它,那就抽暇再翻翻,翻了几篇,索性就寫几句吧。

 

      《武漢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書志》(第一輯)並不厚,300頁左右。主編韓兆海、張穎。執筆陳琦、鄢靜慧,張蓉。200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數1,000冊。著錄119種,共30萬字左右。

 

      武圖的古籍約21萬冊,善本藏書并不多,和湖北省館相比,是小巫見大巫,和其它省市一級的大圖書館相較,那更是不能望其項背。然而,小館也可以做大事,而且可以做大館一時半會所做不到的大事。您不相信嗎?武漢館的負責人卻真是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們有意将数量有限的館藏善本全部寫成善本書志,而且已經出版了經部(第一輯)。有了經部,那史部、子部、集部、叢部就指日可待了,我的老师顾廷龙先生有一句名言,就是「火車只要开,总归要到站的。」

 

      書志,是介紹古籍圖書的一種寫作形式,包括了一書之書名、卷數、作者、版本、行款、版式,以及著者簡歷,內容、牌記、序跋、題識、刻工、諱字、流傳著錄、藏印等。對於圖書館來說,編著善本書志不僅是館藏古籍善本文獻的詳細記錄,使家底清楚,心中有數,同時可以提供給有關研究者各種資訊,也可為其它圖書館編目人員核對版本提供依據。那不僅僅是擴大影響,而且是開發古籍文獻,實現資源共享的必要手段。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也訓練了干部,培養了人才。撰寫的過程,也就是不斷的實踐。故書志的編著也是一些重要的收藏單位在具備了各種條件後,必需做或最終一定要做的工作。

 

      中國大陸是收藏中文古籍最多的地方,雖然古籍整理在五十年代至「文革」以前做了不少工作,八十年代以後也出版了一些有關目錄學、版本學的專著,但有影響的却不多。近五十年來,出版專門的書志也少(以後有暇当專门写一篇),而國內圖書館撰写館藏善本書志只有二種,一種是《蘇州市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提要》(經部),另一種即為武圖的書志。而大館如國家圖書館,省市館如上海、南京、浙江,以及重要的大專院校圖書館如北大、复旦等館卻沒有一家有自己的善本書志的。大有大的難處,家大業豐,人丁興旺,門面大,生意多,應付的場面也大不一樣,當然貢獻也大。不少館沒有整理編目的古籍還不少,當然搞創收發獎金,還要動腦筋,一時抽不出人手,矛盾也多多,這也怪不得領導們的。

 

      反之,在台灣地區,所謂的「國家圖書館」於1994年開始「第二階段古籍整編計畫」,組織了13人撰寫該館所藏善本書志,从1996年出版《‘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始,到2000年出版丛部止,共12册,著錄12,369部,約400萬字。

 

      在香港特區,1970年即出版饒宗頤編著的《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善本書錄》,著錄229部,約6萬字。2003年又重編著《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善本書錄》,著錄704部,約25萬字。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館也於1999年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館藏中文善本书録》,著錄848部,約30萬字。

 

      而在欧美地区,則有王重民著、袁同礼修訂《美國國会图书館中文善本书錄》,著錄1,775部,約10萬字。王重民著、屈萬里校訂《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館中文善本书志》,著錄1,136部,約8萬字。沈津著《美國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館中文古籍善本书志》(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著錄1,450部,約152萬字。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著錄768部,計98萬字。

 

      這些港台、美国的善本书志,有的較简單,如香港二館、美国国会、葛思德館,很少揭示每书之内涵,所以信息量不大。台北的稍微好些,但也没有什么特色。当然,写书志,必須要有一种模式,模式有几种,不必一律,看您选哪一种。说到底,无非是简單和詳细。我总以为今天的善本书志写作,应該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加详细地去揭示,尽可能使之精审确凿,而不是一張图书館藏书卡片的放大。前人有云:「若夫辨版刻之時代,订抄校之精粗,改卷数之多寡,别新旧之異同,以及藏书印记、先輩佚闻」,那就具有一定的学術价值。我和我的同事目前仍在撰写的《哈佛燕京善本书志》(清代部分)是採用「哈佛模式」,诸如原书之卷数、作者之简历、版本之认定依据、全书之内容、撰著之緣由、序跋之摘録、他处之入藏以及其书之特点、收藏之鈐记等。如若研究者能透过善本书志,找到对他有用的信息並加以利用,那这样的书志必定受到学術界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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