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抽暇拜讀了由學苑出版社出版的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編的《清代版刻牌記圖錄》，十四冊一套。是古籍館的九位古籍「專家」在董光和的策划下編出的，說是收錄了清代古籍版本近二千種，以每書的牌記為主，而以卷一第一頁作為附錄。

    當我剛看到封面和封里署的「國家圖書館」五個字時，突然想到這是那個國家的國家圖書館？是中國的國家圖書館嗎？有這種想法，是因為台灣地區也有所謂的「國家圖書館」（即過去的中央圖書館），它的出版物都是用「國家圖書館」，那是民進党陳水扁鼓吹台獨的伎倆。對于圖書館來說，編目人員在著錄作者項時，會依照圖書上的作者或編者去著錄。而讀者在計算機中查詢「國家圖書館」所編圖書時，顯示出來的必定是台灣地區的「國家圖書館」，而這本《清代版刻牌記圖錄》也會混在其中。我總以為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在正規的對外出版物中，就一定要用全稱，「中國」二字是萬萬不能省卻的。奇怪的是，編者或者是「只緣身在此山中」，不以為然，但出版社的有關責編、編審、總編乃至有關部門審查圖書時怎么也會視而不見呢？或許這并不重要。

    這部書我是一定要看的，而且是迫不及待地盡快看。但是看了後，卻覺得這是《清代版刻牌記圖錄》嗎？怎么都是扉頁呀？可是又一想，前一陣子，讀國圖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藏書印選編》，也是貨不對半，掛的是羊頭，賣的是狗肉。雲里，霧里，實在有點搞不清了。堂堂國家圖書館的「專家」，也真能把人搞得團團轉，暈乎乎的。不過，您也別說，這或許也叫本事。不然的話，您有那能耐嗎？

    此書的編者在「前言」中引用了潘師景鄭先生序《宋元書刻牌記圖錄》中的話，有云：「元代繼宋之業，刻書演變不多，而牌記相應無異。明自萬曆以前，因仍宋元舊規，晚季漸有演變，衍成扉頁專題書名、年月、出處，面目全非。至清代則幾於每書扉頁，各有署記，無所謂牌記矣。」潘師的話說得再清楚不過了，可惜的是，編者卻說「事實上這個署記，與傳統的牌記在內容上與功用上變化並不大。因此，這部《圖錄》借用了牌記這個通俗的題法，來定義本書選擇的內容。」

    古書有扉葉，有牌記，這是不同的概念，是兩碼事，是不能混為一談的。還是寫几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