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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底层滚出来:周立太何以值千万(六)

(2017-11-03 19:16:31)

 

从底层滚出来:周立太何以值千万

 

作者:陈文定

1990

12月,谷云才、郭兴旺、张善云联名给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寄去了一封挂号信。信的内容如下:

我们是四川省万县地区开县陈家乡农民。出于与地方村干部腐败行为的抗争之目的,我们把年终的提留交给国务院。其具体缘由作如下陈述。

我们地处川东贫困山区。由于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只有五分,加之地里栽有柑橘树(主要收入来源),故粮食收来还不够吃,不足部分要靠柑橘收入买粮填补。就我家(指郭兴旺家)六口人,年收稻谷1100斤,种粮食不能糊口保本,家里一年收入仅靠柑橘收入1500多元(纯收入)。而我们每人每年缴款要50元左右(临时摊派除外),四个人要交200元,大大超过纯收入的5%。在当地,我家收入水平还算中等偏上,多数农家还很穷,收入极低,年终交款支付能力差。

对此,村干部不是带领群众扶贫攻坚,想尽办法节约开支以减轻农民负担。反之,他们乘机巧立名目滥罚款。如有人迟交款就罚款40~50元,美其名曰延误费。有人交不齐的,他们就派民兵强行摘他家的柑橘,挑走他家的粮食,赶走他家的肥猪,搬走家具……他们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农民兄弟对此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把这些钱或者大办酒席吃光喝光,或者装进自己的腰包。

……

除了滥罚款以外,村干部利用上交款来欺诈农民、鱼肉百姓。如:1?郾上交款项目多达20多个,其费用额层层加码,譬如乡分下来每人国防费0?30元,而村下达的是每人0?60元,凡此种种,全村年终收入竟高达5万多元,而实际上交不过其30%,余下3万多元,全由村掌管,每年几万元,5年内是多少万元?然而5年后仅有3000多元积累了,其余的钱哪里去了呢?用公款发工资、滥发奖金、团年费,几乎花光了全村的积累;2?郾簿簿一张合同书,竟要价0?50元,合同书每户一张纸,好比一道命令书(其实不要这张纸一样交款,这合同书根本不起什么作用);3?郾完成合同每人仅得了3~4斤化肥,每人每次分得二两,实在可怜。国家下达指标数那么多的化肥到哪里去了呢?与百姓对比一下,乡村干部一次就分一包化肥(80斤),而百姓不得不买高价化肥;4?郾有时上级来的救济农税款,早被村干部截住,想给谁就给谁,只为他们少数人谋利,甚至欺上瞒下,根本不让群众知道来了救济款。

“罚款”尤让农民胆战心惊,其“威力”无比,在农村成了“尚方宝剑”,搞生产罚款,年猪税交迟了罚款,公粮上迟了罚款,甚至说错了话也要罚款……罚款,罚款,花样真多。

……

鉴于此,我们所欠的款不愿交村干部手里,怕他们吃光贪光,宁愿交给国家用之于民。我们这样做出自我们心里的想法,对不对,望您批评指正,我们怕遭报复,没写真实的地址,但姓名和事实是真的。

此致

敬礼

郭兴旺 谷云才 张善云

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经万县邮电局证实,当时谷云才寄缴了200元,郭光胜寄缴了150元,张善云寄缴了100元,寄款时间是19901223日。

乡官牵走农家牛变卖

1991120日,春节的前几天,陈家乡政府一群官员带着一帮民兵,破门而入,再次催收各种税款。

谷云才等三人出示汇款收据凭证,说已将税款寄给了国务院。催缴工作人员态度蛮横:“缴到国务院不算,仍按没缴论,现在不缴,一律按抗税论处。”

双方对峙不下。

工作人员强行拉走谷云才家的水牛一头作抵押,财政所所长涂孝成出具收条时写明暂时作抵押,限第二天交清税款取牛。事后,乡政府将耕牛评估变卖,收缴税款入库。

1991124日,乡里会同有关部门将牛进行估价,之后再次通知谷云才。同一天,陈家乡政府作出决定,认为:谷云才已构成抗税,按照《四川省农林特产税征收实施办法》第十一条“偷税、抗税的由征收机关追交全部应纳税款,并可处以应补税款五倍以内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处以谷云才抗税罚款316?20元,限于1991430日前,到乡财政所交清应纳税本金和罚款,共计573?06元。

谷云才对乡政府的处罚难以接受,要求开县财政局进行行政复议。

88日,县财政局给谷云才送达了行政复议决定书,称根据《行政复议条例》第四十二条(四)项五目之规定,经局复议小组审理,复议决定:1?郾变更被申请人陈家乡财政所1991424日对申请人谷云才农林特产税的罚款处罚为四倍罚款计252?96元;2?郾申请人请求返还水牛赔偿经济损失,其理由不成立,本局不予以采纳。

对于这样复议决定,谷云才等认为简单、草率,表示不服。无奈之下,他们决定向县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状告县财政局。

可找谁帮忙打官司呢?三人几乎同时想到了周立太。

这样的事,恐怕只有周立太才愿意帮忙。

县委书记干预官司

状告当地政府部门,在周立太的律师生涯中,还是第一次。

他没有把握。他觉得打这个官司难度和风险都很大。家里人也都反对,认为不能和政府对着干,如果和当地政府没有良好的关系,自己以后的日子不会过得舒坦。

周立太有些犹豫。

但性格执拗、怨气冲天的谷云才三番五次地上门。看着这个被乡政府欺负的村里人,周立太顶着巨大的压力,不顾家人的反对,承接了此案。因为这个案子有领导干预,前景难料。

当时开县的县委书记知道周立太要接手此案后,当即主持召开了县委常委会,要求开县的律师一律不能接手这宗官司。还对当地法院院长施加压力,这宗官司不能让农民赢了,否则,全县财税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大受打击,政府部门的形象也将大打折扣。

法院院长感受了空前压力,因此立案后迟迟不开庭。县委负责人找到司法局领导,希望他们出面给周立太做思想工作,希望周不要代理此案。很快,司法局局长找周谈话,但谈话不欢而散。临走时,局长正告周:“这是县委和县委书记的决定,你必须无条件服从!”

周立太听了,很不高兴:“这是什么话,在法律面前,县委书记算老几,法律大还是县委书记大?”

局长以他惯有的官腔反问周:“县委书记不算老几,那我在你心目中还算老几呢?”

周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你当然不算老几,我就是见不得穷人受欺负,生性爱打抱不平!”

局长气得青筋暴露,摔门而去。

为打击周立太蔑视领导的“嚣张”气焰,局长决定扣压刚刚发下来的周立太的律师资格证书。当时开县所有考取律师资格的律师,证书都要到司法局领取。自从考取律师资格后,周立太一直没能拿到律师资格证,以至在承接案子时,有的当事人竟然不相信他的律师资格。

周立太找过几次司法局,得到的答复是还没有下来。周立太一直信以为真。有知情者事后给周立太建议,现在的事情就是这么复杂,就这样恐怕难得拿到律师资格证,并建议给局长送点什么东西,表示表示。周立太听从了建议,买了一条“红梅”牌香烟,提到局长家,还说了一些好话。原本属于自己的资格证书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手中。

周立太感慨:“以我的性格,原来是不准备活动活动的,但盼证书心切,生平还是第一次做了一件不愿意做的事,我从不认为谁是我的天然领导。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我得不到人家的尊重,人家也不要想我尊重他,这就是我做人的一贯原则。不过通过这件事,我看清了社会,看来,一个局长只值一条红梅烟。”

斗争:对当地县财政局提起诉讼

周立太最终还是以公民的身份担任原告的代理人,对开县财政局提起行政诉讼。

他和当事人一起到处搜寻证据,但法院不让周看卷宗。承办此案的法官,开县法院行政庭庭长对他很不友好,处处刁难他。周只好另外想办法,不过他很清楚,对行政案件来说,被告负有法定的举证责任,如果他们拿不出足够的证据,必输无疑。

终于开庭了。在庭审现场,万县地区各县、区、乡财税干部都参加了旁听,甚至当时财政部还专门派人前来参加,声势浩大。而原告的支持者们,除了他们的亲人,再无旁人。周立太环视了一下庄严的法庭,并不感到胆怯。他觉得自己是站在维护正义的战场上。

庭审中,周立太和张道明一起代表原告作了精彩的陈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征管条例》)第37条第四款“抗税是指纳税人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的规定,抗税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拒绝纳税的直接故意,客观上必须具有拒绝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

通观本案,原告并不具备这两个要件。原告因担心村干部故伎重演,将农民交的税费吃喝浪费掉,不敢将税款交给村组,而将超出应交税款的200元现金,并附言说明汇款用途,直接邮给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行为,说明了两点:

其一,原告在主观上是愿意纳税的,其汇款行为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限于自己的文化知识和法律水平,对税法的理解以及对基层干部的认识出现了偏颇,对纠正不正之风想得太天真了。但绝不能说成他具有抗税的故意。况且,他既不明知自己的行为是抗税,反而认为自己汇款的行为还是对国家的贡献,也不希望抗税后果的发生,他希望的只是税款能直接进入国库,而不落入村干部的手中。

其二,原告在客观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已于19901223日直接向国家履行了纳税义务,只不过履行地点、方式不符合乡政府的规定罢了。但原告在乡政府强制执行时,向执行人说明了汇款的原因,并鉴于目前实在拿不出现金,慎重表示——此款如国务院收了,我们就不再交,如退回,我们就直接交乡政府。但在十天内,不见退款。我们还是想办法找钱来交税。同时,还出示了汇款依据。这说明原告是愿意改正履行纳税义务地点、方式不当的错误的。遗憾的是执行人忽视了原告这一可以理解的请求。

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乡财政所1991120日向原告追缴的是原告所欠的农林特产税款63?24元,并非抗税罚款,这是庭审调查所证实了的。无论被告方认定牵牛变卖的行为是原告的自愿抵押,还是原告方认为是被告方的强制扣押,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水牛被牵走变卖,牛的价款已掌握在被告方手中,原告所欠税款应视为完清。

既然如此,原告拒绝纳税从何说起?事隔三个月后才认定原告“抗税”,并处以罚款,这岂不成了我国税收史上的一大奇闻?……乡财政所在扣押原告水牛的问题上超越并滥用了职权,变卖水牛的过程同样违背了有关法规、政策的规定。我们知道,我国管理物价的是各级物价管理机构。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乡财政所理应邀请物价部门参加,何况有关政策规定,耕牛这类商品的价格是由物价部门监督管理指导的,而不是由工商部门、更不是由畜牧站管理、监督的。乡财政所在估价变卖水牛的全过程中不邀请管理物价的专门机构参加,其行为就失去了法律依据。这就很容易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事实上,被他们估价为550元的水牛,几天后买牛人就以920元卖出,其差价达370元之多,如果加上原告因无牛耕地而造成的间接损失,其经济损失就更为惨重了。

根据《民法通则》第121条和《行政诉讼法》第67条之规定,乡财政所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在焦急的等待中,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败诉。法院判决维持开县财政局对谷云才作出罚款252?96元的复议决定;驳回谷云才返还水牛,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元,由谷云才承担。

败诉理由如下:

原告系农林特产税纳税人,并具有纳税能力,但拒绝遵照农林特产税收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其行为已构成抗税,被告根据《国务院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若干规定》第1条、《四川省农林特产农业税征收实施办法》第3条、第11条、《国务院行政复议条例》第42条(4项)5目之规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是正确的、合法的,尚未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结果:一输再输

谷云才等不服开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周立太同样也不能理解证据确凿的原告为什么会输。他们向万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在二审法庭上,经过几小时的辩论,周立太的唇枪舌剑依然没有奏效。官司又输了。

谷云才精神几近崩溃,他自叹命运比秋菊还可怜。满腔怒火的谷云才不愿意屈服。他到处投诉、上访,先后给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万县市纪委、中共开县纪委等多个部门寄送了公开信和有关材料。

在公开信的结尾,他写道:“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中级法院的二次判决是这场官司的终点站。既然如此,我又向何处申冤呢?是否投诉无门呢?不!我始终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正确的,因此我鼓起勇气,再冒风险,向你们坦诚递交这个公开信及若干附件材料。我相信你们对此洞若观火、明察秋毫而判泾渭,做出明断,以伸民意而张正义。”

谷云才相信,这个世界有还他公道的一天。

他在等待。

199376日,他向开县人民法院递交的“不服县法院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两次判决”申诉书,有了回音。

县法院的通知称:

经复查,你在1990年度属农林特产税的纳税对象,且有纳税能力,而拒绝依照农林特产税收法规有关规定,向纳税机关履行纳税义务,其行为属于抗税。据此,原一、二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条款进行的判决是正确的,应予维持。你申称“已将款汇到了国务院,不具有抗税的特征和被开县财政局强行将你的耕牛卖掉,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理由均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故予以驳回,并希望你加强税收法规的学习,提高自己的纳税意识,做纳税模范。”

看着冰冷的县人民法院通知,谷云才的心再一次悲愤至极。

告才能进步

告官两次败诉,村里的乡亲们并不感到特别意外。不过周立太深以为憾。有一段时间周立太有些想不通,但很快他也不得不面对这个结局。他认为那是时代的大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必然结果,就是换成中国第一号大法官,也没有赢的可能。因为当时还没有《行政诉讼法》,那不是干部依法行政的时代。

进入21世纪,这种民告官的案件已司空见惯,毫不新鲜。可在20多年前,这种行为无异于第一个“吃螃蟹”。

对周立太而言,官司虽然输了,但他敢于代民告政府的事迹不仅轰动了乡里,而且飞出了开县,开始在万县地区、四川省乃至于全国产生重大影响。正是这个案子,开启了周立太其后一路状告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的传奇律师生涯。

后来,他总结说,这类案件即使知道要输,也必须要告,因为只有“告!才能进步!”,这是最能促进社会进步的一剂良方。

很多年后,平时不爱读闲书的周立太,偶然读到了一本名为《中国农民调查》的书。

书里的故事让这位农民律师一见如故。因为同样的事例也曾发生在他的身边,同样遭遇的父老乡亲也曾声泪俱下请他做诉状,同样的案子更曾让他无数次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慷慨陈词。

他很赞成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有关“三农”问题的上书,也很欣赏他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说的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周立太想,不止是湖北,在自己的家乡,这个问题也同样严重。他时常为自己不能更多地做什么而感到难过。

12错的就是错的,市长也不例外

这一次,周立太挑战的是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指示。虽然最终的结果并没有取得胜利。多年后回头再看,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法律怎样才不至于成为权力任意践踏的对象?

冯成杨是贵州省贞丰的青年农民。1999年春天,在发财梦想的召唤下,他来到了深圳。

然而,深圳好像并不怎么欢迎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外乡人。三个月过去了,他依然没有找到工作,哪怕是一个看上去破破烂烂的小厂对他也拒之门外。

冬天快要来了,此时的他甚至燃起了重返故乡的念头。

1125日,对多日奔波劳碌的冯成杨来说,是一个好日子。这一天,他终于被通知可以去深圳市龙岗区坑梓镇升宁塑胶五金制品厂上班了。

“我可以上班了!”他兴奋极了,并第一时间告诉了他的亲人。“你们再也不要为我担心了!”电话里他告诉了他年迈的父亲,“明天我就有包吃包住的地方了!明年春节,我或许可以挣到娶老婆的钱了!”

在上班第一天,冯成杨原以为厂里会培训新员工或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什么的,但令他没想到是,厂里直接派人把他领到车间的操作台前开始了工作。

这对多少懂得一点劳动法常识的冯成杨来说有些失落,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像他这样毫无学历和专长的农民在人头攒动的深圳,能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已属不易,还谈什么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和办理工伤保险?

这几个月来,不断的失望已经让他对失业心有余悸。他不敢多说一句话,就怕给厂方带来那么一点点儿犹豫。

人穷志短,就是这么回事。

有一份工作,已经很知足了,他从未有过什么抱怨。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种退让和渴求从此改写了他的人生。

无处受理

一个月之后的19991215日晚9时,冯成杨的双手在工作中被机器压伤了。经龙岗区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六级伤残。而他为此得到的却只是厂方一次性26790元的补偿和无情的辞退。

这样的结果还源于事故之后他和工厂双方签署了一份协议书:

乙方于1999123日被甲方聘为临时工。1215日,因乙方在未懂得操作过程的情况下就开机工作,致使机器砸伤双手,后经甲方的积极治疗现已基本痊愈。

现经坑滓社保站主办人员关远明同志的调解,甲方按《龙岗区医务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小组》对乙方所出具的伤残报告,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21440?00元,及受伤期间的工资补贴1000?00元、受伤前未领工资600元、工伤津贴1200?00元、护理费1800?00元、房屋住宿费750?00,共计26790?00元。

乙方自愿接受此调解方案。此合约规定甲方于200062日付清全部款项26790?00元给乙方,但乙方必须出具由当事人冯成杨或其老婆收款收据的签字,并自即日起,乙方不再与甲方有任何劳动合同关系,即解除聘用关系和劳资纠纷、工伤伤残及赔偿问题等一切事务,乙方今后出现的伤事恶化、截肢等其他方面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均与甲方无关,一切由乙方自行负责。

事后,冯成杨对于当初因心急而签下的这个协议书颇为后悔。他知道按照《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厂方赔偿的标准远远低于条例规定赔偿的标准。断手,他这辈子注定在艰难中度过,而他只得了两万多元的赔偿。

他想为自己讨一个说法。他认为:他与工厂之间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所以,他受的伤是工伤,应享受工伤待遇。

200067日,他向龙岗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坑梓仲裁分庭提起仲裁申诉。但是该委拒不受理,也不接收申诉材料。被仲裁委员会拒绝后,冯成杨又到了社保局。社保局说他没上工伤保险,属于劳动争议,应该去找劳动局。他又找到劳动局,而劳动局的同志却说爱莫能助。这里也管不着,到底要去哪里?冯成杨糊涂了。

随后,他到处奔波上访,但均未能得到受理。

就是因为没有和厂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和办理工伤保险,使自己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冯成杨不断失望。他不知道事情什么时候能有个说法,更不知道如果就这么回去,该如何面对年迈的父母。

善良的冯成扬不止一次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好心工友和老乡说:“人生可以没有金钱、没有爱情,但是就是不能没有健康。为了健康,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能马虎。你们一定要争取和厂里签劳动合同和办理工伤保险,否则一旦发生事故一切都来不及了!”

无望的日子一天天增加,冯成扬无数次想到了死。死真的很容易,至少比活着容易。可每当他想起老父亲期待的眼神,他就不忍心了。他想,就算要去死,那也得拿到赔偿后再去死,至少他还可能在最后的日子给父母做点什么。

命运的机缘巧合,让周立太走进了冯成扬几近崩溃的精神世界。

冯成杨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死死地盯着周立太那张有些沧桑的脸。周立太脸上的坚定给了冯成扬足够的信心,有了周立太,他不再是单枪匹马闯公堂了,他有了状师。

副市长的指示

随着周立太调查的逐步深入,他很快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原来,就在冯成杨向劳动仲裁委提出申诉的前一个月,深圳市委市政府信访办公室发布了一个来访纪要。这份纪要披露了2000426日深圳市副市长宋鹤(化名)在市委市政府信访办接访室接待了来访群众的情况,且涉及了工伤事故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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