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云：“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访，约他再回联大。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当事人钱先生特地“证明”并“称赞”“这篇文章的内容不但是实情，而且是秘闻”，这一节也“是实情”没跑儿了。编入《杨绛文集》后两句却变改作：“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在秋季开学以后到上海相访，约他再回联大，钱锺书没有应聘。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了。”[㈠]从前难道不是说已经应聘却因赶上战事去不了了吗？怎么说变就变呢？岂得高下在心而上下其手？抑又是“锺书记错了”[㈡]？解在之前出版的《我们仨》里——
两年以后，陈福田迟迟不发聘书，我们不免又想起那个遗失的电报。电报会遗失吗？好像从来没有这等事。我们对这个遗失的电报深有兴趣。如果电报不是遗失，那么，第二个电报就大有文章。可惜那时候《吴宓日记》尚未出版。不过我们的料想也不错。陈福田拖延到十月前后亲来聘请时，锺书一口就辞谢了。陈未有一语挽留。
据《吴宓日记》，系里通过决议，请锺书回校任教是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六日的事，《日记》上说，“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锺书并不知道有“忌之者明示反对”，也不知道当时的系主任是陈福田。
陈福田是华侨，对祖国文化欠根底，锺书在校时，他不过是外文系的一位教师，远不是什么主任。锺书从不称陈福田先生或陈福田，只称
F.
T.。他和F.
T.从无交往。
锺书满以为不日就会收到清华的聘约。“他痴汉等婆娘”似的一等再等[㈢]，清华杳无消息。
联大开学以后，陈福田先生有事来上海。他以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身分，亲来聘请钱锺书回校。清华既已决定聘钱锺书回校，聘书早该寄出了。迟迟不发，显然是不欢迎他。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锺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他客客气气地辞谢了聘请，陈福田完成任务就走了，他们没谈几句话[㈣]。
一句话，钱先生未回清华缘于陈福田的捣乱。
依据民国三十年的《吴宓日记》，陈福田六月七日离校，回檀香山（Honolulu）家中度假，“由港经滇缅路”，十月二十六日回校。学校七月一日放假，十月六日开学。至于陈是否“相访”及何时“相访”，我在自己找到确切证据以前，也不敢武断。在作者心眼里，陈福田擅自扣发聘书，还要过时“亲来聘请”，双簧独演，又做巫婆又做鬼——谲诡过于小说传奇。观乎吴宓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日记：“访吴达元，以清华下年聘书交付，应聘书签章携回。盖暑中陈福田回檀香山，命宓代理清华外文系主任职务，宓遂不得不躬亲琐事，如分发全系教授教员聘书是其一耳。”启发我们这样推测：钱先生已签章寄回聘书（莫泮芹代理主任职），后托故请假，复允明年践约。果真“一口辞谢”，清华想不会下一年又聘，还标注“待确能来校再行续聘”[㈤]。也许有一天会有物证被发掘。
陈福田不喜欢钱先生确实不假，有书为证[㈥]。其前因，周榆瑞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发表的《也谈费孝通和钱锺书》或许可以解释：“吴陈二师时常劝勉大家应该取法钱锺书的博闻强识。记得有一次陈福田师对我若有所憾地说：‘在清华，我们都希望钱锺书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我们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几分光采。可是他一口拒绝了，他对人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未免有点过分了。’……他的一句名言却在西南联大新校舍的氛围中留下了馀响。据外文系同事李赋宁兄说：‘钱锺书在临走前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种话实在太伤感情了。’随后的两三年中，时常有人复述这句伤感情的话。”
Fook-Tan
Ching，中文名陈福田，美籍华人，祖籍东莞，一八九七年生在檀香山，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二十六岁来清华当老师。民国二十六年六月起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主任[㈦]，二十九年十一月起兼任西南联大外国语文系主任。“华侨”者，“也不知道当时的系主任是陈福田”者，舞文曲笔也。“只称F.
T.”想是得《吴宓日记》之力。“F.
T.”之，蔑称乎——缩写名而寓微言，时人那得知！陈福田年长钱先生十三四岁，还是他的老师，还是他的领导，“从不称陈福田先生”，钱先生不亦野蛮无礼乎！加之“欠根底”的论定，这段“大有文章”乍看乍像是在演绎“陈福田太俗”，可不就是不几年前作者专门编造《吴宓先生与钱锺书》大辟特批的“谣言”嘛。假使作者不再演义“欠根底”，则是小说的不幸而是陈福田的大幸。
“锺书并不知道有‘忌之者明示反对’。”按汤晏《钱锺书新传》（《纯文学》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号）：“至于西南联大有人反对他，钱锺书知道不知道呢？杨绛说：‘锺书知道。都是陈福田一个人搅的鬼。’（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电话访问杨绛）。”后一句为汤晏《民国第一才子钱锺书》第十章删去。“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令人不觉可爱可亲”，是作者终身致力制造和维修的公开形象，“并不知道”是也；“浩然巾里面藏着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脸横肉”，则是匆遽中或荷马打盹时的真情流露，“都是陈福田一个人搅的鬼”是也。
当然，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历史和回忆录等有许多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的好範例。《杨绛文集》颇可列入这类事例里——不用说，只是很微末的事例。
[㈠]
二〇〇四年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初见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十二月版《围城》英译本附录。二〇〇七年十月三联书店重排《钱锺书集》，附入《记钱锺书与围城》，倒未为《杨绛文集》刀笔伎俩所欺——无知是福是也。
[㈡]
《杨绛文集》为“胡志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钱锺书》里把这件事却删去了”下注：“锺书记错了。我翻阅此书，这件事并未删去。”（亦见二〇〇三年八月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版《我们仨》附录）真逗！
[㈢]
搬《洗澡》用过的野语于此，太戏，不像，反显得“我们的料想”见事太迟。
[㈣]
汤晏《民国第一才子钱锺书》第十章：“据杨绛说，钱锺书对陈福田甚客气，他自己亲自出来端茶敬客。此次造访像西洋人所说，纯是business
talk（谈生意经，即谈公事），没有吃饭（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一日电话访问杨绛）。”
[㈤]
详见黄延复《钱锺书在清华》。民国三十五年钱先生发表“Chinese
Literature”自我介绍为“Professor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th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Editor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参看常风《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叶先生还在西南联大时，在一次通信中谈起‘现在联大保留一个教授的位置是准备给钱锺书的’，我曾给钱锺书写信时提起此事，他在回信中说，‘莫非要我每日三餐都要祷告感激叶公超吗？’钱锺书何以对叶公超态度变成这样，我莫名其妙，本来交情很好，怎么变成这样了？其中过节我也不知道，所以从此我给他写信再也不提叶公超了。”
[㈥]
《吴宓日记》二十九年三月八日：“随超、F.
T.、徐赐良陪侍梅校长同归，梅邀至其宅中坐。宓倦甚思寝，而闻超与F.
T.进言于梅，对钱锺书等不满，殊无公平爱才之意，不觉慨然。”三月十一日：“与F.
T.等同步归。F.
T.拟聘张骏祥，而殊不喜钱锺书。”三月二十七日：“F.
T.约便宴，并开清华外文系会，决聘张骏祥……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也。”十一月六日：“F.
T.请便宴，商清华系务……席间议请锺书回校任教，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
[㈦]
参看《吴宓日记》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王文显来，告以昨夕校长已函命陈福田为外国语文系主任。”翌日：“文学院长冯友兰来，言外国语文系易主任之事。又言拟将来聘钱锺书为外国语文系主任云云。窃思王退陈升，对宓个人尚无大害，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新文学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冯友兰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上校长梅贻琦函：“钱锺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因其于九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请其于十一月底来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黄延复《钱锺书在清华》引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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