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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望老连长,忆起当兵事

转载 2017-05-03 16:55:36

                      看望老连长,忆起当兵事

                            ——闲笔杂谈之一篇

   2017年(26)正月初十,即春节期间,我和老坦克二连的几位留在济南的战友一起,看望了从部队转业到济南监狱当狱警且已经退休多年的老连长朱同祥。

    因为我们部队原驻防济南,只是于1976年移防福建厦门,许多干部家属在部队调动后都留在了济南,所以许多战友转业后也随家属安排在济南工作了。可以说,在省和济南市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有我们的战友,且有的经常联系。特别是每年的春节、“八一”建军节期间,基本上都要进行一次“战友聚会”;有时,在外省市工作的老首长来济南时,只要有人一声招呼,大家也能聚在一起,“畅叙一番,欢乐一场”。而我们的老连长由于工作和居住单位距离市里较远,战友聚会一直没有参加。只记得20多年前在一战友孩子的婚礼上相遇,婚宴后,我和我带去的驾驶员一起将老连长送回他的单位。之后,因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甚少联系。

   虽联系不多,但对老连长的一些工作和家庭情况,却也知情。因为我妻子的大弟弟与老连长同在一个单位,而且内弟先是任该单位的政治部主任,后为纪检书记,他对老连长以及我们部队转业到该单位工作的其他几位战友的情况都比较熟悉。通过他,我得知了老连长及其他战友在单位的工作和家庭变化情况,了却了心中对老连长及其他几位战友的牵挂之情。

   最近几年,也可能是退休后闲暇时间太对的缘故吧,总是想起部队生活,想起一些战友,想起较长时间没见面的老连长。春节期间,我与同年一起当兵、同在一个连队、现在同在济南安家的老乡田景胜、吴福山联系,谈到想去看望朱连长的想法。他们也都有此意,愿意同行。田景胜是部队正团级干部,因病退休;吴福山是正营级干部,后转业到地方。当兵那年,我们三个和其他新兵是乘坐一辆汽车被拉到部队营房,并被分配到同一个连队的战友,关系亲密无间。在连队时,我是老田的入党介绍人;吴则是我团支部书记的接替者。无论在部队,还是到地方,我们亲同手足。关系特别友好。因我们到营房的那天是“35日”,正是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5周年的日子,很有纪念意义,所以,曾有多年,我们几家都在这一天举行带家属参加的战友聚会。这次我提议去看望老连长,他们一致赞成。原打算请老连长吃饭,到酒店安排一桌,但田景胜与老连长电话一联系,说什么也不同意,非要在他家安排。多年不见,总不能空手登门吧,我准备了一箱奶和两瓶好酒。结果,田、吴与我一样,都带了几乎同样的礼品。

   因内弟已经退休,不在原单位居住,在市里安了家,我就让他开私家车送我们前往。车行一个半小时,我们到达老连长家里。大家见面,格外亲切。老连长虽已近耄耋之年,手脚不是那么利索,但精神面貌却是很好,相见尽欢。一见面,还没有说上几句话,老连长就提到我早年在部队当新闻干事时所写一篇文章的题目,说是还记得那篇《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文章。那是反映某连队党支部充分发扬民主,集中集体智慧,搞好领导班子建设的事迹通讯。几十年过去了,我已经忘记了这篇文章发表的事,可老连长还念念不忘,记忆犹新。这,也引发了我们几个战友对那段部队生活的回亿。

   为这次战友聚会,老连长特意让自己的孩子请假在家,为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就在老连长举办的这次热情洋溢的家宴上,我们举杯畅饮,谈笑风声,聊起了那段部队生活的一件件往事。

   我们所在的这个坦克部队,原是全军的第四坦校,济南军区各装甲兵部队的新兵基本上都要经过这个坦校的学习、训练,毕业后再分配到各野战部队。文革期间,第四坦校改为济南军区装甲兵独立坦克二团,成为野战部队。直到1976年初,整个部队移防福建厦门。我在军队16年,济南、厦门各度过整整8年。

    当年,我们县这批到坦克部队的新兵有44人,其中4人被分配到徐州坦克二师,40人留在济南坦克团。据说,到坦克二师的4人,因参与制止徐州市“文革”中两大派的武斗,牺牲2人。当时,事情传到县里,传言较多,弄不清真假,搞得人心惶惶,有些家属纷纷到部队探望。知道我们部队的这些新兵安然无事,方才放心。留在济南坦克团的40人,其中有一半的同志当了两年兵,就复员回地方了。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有的个别战士因曾经参与地方派别武斗,犯有严重错误,被清理出部队。而剩余没有复员的20多位同志,基本上都留下作为部队骨干,至少当了班长后才复员,也有10多人被提升为干部。他们在部队工作时间较长,短者10多年,长者30多年,为部队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196856月份,我们县刚入伍的这批新兵,经过几个月的新兵训练,分别被分配到坦克一营的三个连队。而我们同一个乡镇的新兵,则被分配到坦克二连。我在这个连队生活了整整两年,提为干部之后被调离,先是在坦克一营任营指挥排长半年多,后调团政治处宣传股任新闻干事、宣传股长,直至1984年转业到地方。实际上,在连队,我经历了几任连长。记得第一任连长是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叫周宪杰,指导员是路克全,汶上人;第二任连长叫刘怀民,聊城人,指导员叫崔建忠,河南人。在他们转业后,同时也是在我离开连队后,朱同祥担任了连长,指导员是赵学秋,惠民人。在我的印象里,朱连长的性格特别温和,总是笑咪咪的,对工作特别认真、细致、负责,总是善于发现连队日常生活、训练作风、组织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队前训话常常点出存在问题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应该如何纠正,让人搞清楚什么是错的、错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办。尤其是,朱在担任副连长时,对我比较关心和关照。他那种勤奋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对我影响较大。到机关后,我也经常回连队“娘家”看看。我在连队时间虽短,但对连队很有感情,那是我入党、提干、成长、进步的起点,是连队干部以及老兵言传身教的课堂。两年的连队生活,对思想品德、组织纪律、吃苦耐劳、为人处世等良好作风的养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受益终生。对那段“打基础”的连队生活,有时想起来仍像过电影似的,犹在眼前,历历在目。

   回过头来想,我之所以当兵,一则因为地方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学校天天“停课闹革命”,鼓动学生“造反”、“夺权”,根本无法学习,尽管我在学校学习榜上有名,校领导表示“推荐上高中”,但仍感觉再上学无望;二则家境贫寒,生活艰苦,经济条件特差,说实话,难以果腹,经常填不饱肚子;三则更为重要的是,受“保家为国,当兵光荣”的社会舆论影响,认为当兵是当时最好的“人生出路”,应该到部队进行锻炼。因此,我和同年中学毕业的二哥一起,找大队民兵连长、找征兵的同志软缠硬磨,表示非要当兵的决心。通过体检、政审,我和二哥顺利过关,如愿应征入伍。

   当兵那年,本来我们弟兄俩要求能到一个部队去当兵,可以相互帮助,相互照应。征兵的同志去家访时,也答应把我们一起带走。但愿望没有变成现实。到部队之后,与带我们这批新兵来部队的排长赵克兴熟悉后,他才告诉我,本来想把我们弟兄俩都要到坦克部队来,准备作为部队“哥俩好”的典型好好培养。但二炮征兵的部队也想把我们兄弟俩一起带走。为此,两个征兵的兄弟部队发生了争抢,闹起来了。县武装部的领导只好从中协调,把我们哥俩分开,让两个部队各带走一个。坦克部队带新兵的同志说:“我们要年龄小的这个!”结果,我到了坦克部队,二哥去了安徽二炮部队。

   我在连队生活两年多,可以说一切顺利。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在领导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组织、思想、作风等方面都有所进步。这样说,绝非“套话”,而是我深刻的感受和体会。因为在这两年里,我被选为连队团支部书记,当了一年的坦克驾驶员、一年的车长(班长),两年被评为 “五好战士”,同时被树为“标兵车长”、“两不怕标兵”,第二年即从新兵连下到连队仅仅9个月就入了党,两年后被提为干部。说句心里话,没有组织的培养,同志们的帮助,我不可能有如此快的进步。当然,我也不否认自己的积极努力。

   现在回想在连队当兵那些年里,由于年轻(入伍时刚过19岁生日),身体强壮,精力充沛,干劲十足,除完成连队正常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任务外,业余时间自己也没有闲着,不是帮炊事班的同志喂喂猪、浇浇菜地,就是与其他同志一起办办黑板报,或者午睡时间到连部看看报纸。老人常讲,干什么工作都要勤快,不要偷懒,那个坟头都是老死的、病死的,没有累死的。到什么地方人们都喜欢干活不惜力气的人。人生在勤,勤助进步。按照学者的说法叫做“天道酬勤”。特别是自己被树为连队“两不怕”标兵、标兵车长、以及被列为入党培养对象后,更加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工作起来更加勤奋。记得,连队指导员让我写入党志愿申请书时,我都没有敢想自己能入党的事。因为连队还有196419651966年的许多老兵不是党员,岂能轮到我这个1968年才入伍的新兵?而且,那时的党章规定“没有入党预备期”,叫“火线入党”。但组织看到了我的努力,把我作为重点培养对象,19692月份,在我们部队施工的鱼台县的一个农村的小屋里,党组织安排入党仪式,我举手宣誓,光荣地成为了党的“九大”之前的一名党员。

    虽说在连队自己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有些事至今难以忘记,每每与战友闲聊,常常谈起,且引以为自豪!这次看望老连长,情不自禁,往事再次浮现在眼前:

   ——站岗练胆。站岗值勤是军人的天职。白天无所谓,但夜间站岗,对新兵来说,则是一大考验,是锻炼胆量和勇气的机会。在部队有种说法:“当官不当司务长,站岗不站二班岗。”意思是说,司务长要负责全连的生活保障,吃喝拉撒都要管,十分辛苦,此官难当;站二班岗,是因为晚上睡觉刚进入梦乡,睡得正甜,就被叫起来去站岗,迷迷糊糊,特别难受。为此,我都注意积极争取安排站二班岗。我们连队夜间站岗,负责部队弹药库的保护。该弹药库距离营房大约二里路,北邻一大片坟头,有的新坟头上还插着白幡,夜间被风一吹,飒飒作响,再加上猫头鹰的叫声,让人听起来浑身起鸡皮疙瘩,有些害怕。加之地方“文革”两派搞武斗的消息传到部队,更担心“造反派”到部队抢夺武器弹药。因此,夜间站岗,对新兵来说,既担心“死的”,更害怕“活的”。每次值勤,都特别注意警惕周围的一切动静,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懈怠!新兵的胆量大都是在夜间站岗时锻炼出来的。

   ——野营拉练。1969年冬,天寒地冻,部队组织全团开着坦克去泰安阻徕山区老革命根据地进行野营拉练。在返回驻地,途径泰安北一处沙滩地带时,已经是夜间。天上繁星闪烁,地上寒气袭人。见驾驶员很疲惫,我作为车长,也是驾驶员出身,就让其代替我注意路上观察,也算让其稍做休息,我来替他开车。大概是夜里12点左右,我前面的坦克突然出了事故,卧在那里一动不动,短时间恐怕修理不好,其驾驶员就跳出坦克,试图指挥我驾驶坦克靠右边绕过去,让我们继续前进。路左边是山地陡坡,路右边是白天刚刚浇灌过的麦地淤泥。因不熟悉这一地形,坦克被陷进淤泥地里,动不得。后面的坦克发现后,想绕路,当转弯时,又出现履带脱落,也卧在那里不能动。三辆坦克都出了事故,只好请求坦克修理连开拖车来进行施救。为此,折腾了多半夜。等我们回到营房时,已是第二天下午56点钟。此时,部队一天一夜没有得到休息,人人疲惫不堪。连队要求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立即对坦克进行保养。我在保养车时,已经困得睁不开眼,拿抹布擦着擦着就睡过去,困乏至极。一回到连队,没有吃饭,我就躺到床铺上睡着了。排长张树连找我,按照规定团值班室要求上缴这次野营拉练时发给的电台联络密码表,几次喊叫,都没有把我叫醒。后来,战友们告诉我,排长无奈,特别关心地说:“看来,实在是太困了,让他好好睡吧!”这次的经历,领导的体贴、关怀,终生难忘。

   ——施工锻炼。1969年初春,连队在鱼台县执行施工任务,需要把从河里运来的一船船石头背到河岸上,再装车运至工地。从船上卸石头时,需要沿着船与岸边搭建的木板桥,背负一二百斤重的石头,非常小心地过那“独木桥”。战友们将上百斤重的石头抬到我背上,有的从旁边扶着,我再一步一步地将之背到河岸上。那时年轻,身强体壮,饭量也大,一顿饭能吃56个馒头,所以一天下来,虽然感觉有些疲劳,但休息一夜,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精神倍增。这年夏季,连队在泰安坦克配件厂执行盖房任务,我患了感冒,发烧3839度,浑身难受。但受战争年代战士“轻伤不下火线”精神的激励、鼓舞,我坚持施工现场,搬砖垒瓦,浇水和泥,干个不停。在连队附近,有个厕所,冬天需要清理化粪池。任务下达后,我将棉衣一脱,跳进冻结成冰的池内,用镐头将之刨开,再用铁锨把粪便甩到池岸边,与战友们一起装车运走。这活,虽然有些脏和累,但看到清理完毕的化粪池,也有一种成就感。恐怕,这些也是连队评我为“两不怕”标兵的原因吧!

   ——好强争胜。事事争先,不甘落后,永不服输,往往是年轻人的性格。连队在泰安执行施工任务时,正值夏季。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连长、指导员率领全连同志爬泰山,但大家都是第一次,不熟悉登山的道路,只是朝着山顶的大体方向,见小路就走,逢山头就爬。走到无路可走时,再退回来,重新找路,继续前进。当走到十八盘时,已经天亮,爬了一夜的山路,大家都已很累疲劳,总想坐下来休息休息。但此时,连长为锻炼战士们的顽强毅力,发出比赛号召:“看谁先冲上泰山山顶!”一声令下,全连指战员争抢着向泰山主峰冲去。值得自豪的是,我第一个站在山顶。当我们下山,看到夜里途径的那处悬崖时,发现前面是万丈深渊,看着都让人感到心惊肉跳,不寒而栗。非常庆幸我们爬这段山路时有惊无险。一次,在济南西郊,我们连队帮助团步兵连农场割稻子。一位人高马大、身体强壮的1966年的老兵,可能是欺我身体瘦弱、不如他力气大的原因吧(我1.73米的个子,只有125斤的体重,属苗条型体形),非要与我比赛割稻子。500米远的距离,一人两垄,看谁先割到地头。我不服输,积极应战。让他没想到的是,割起稻子来,我始终领先他两步之遥,直到割到地头,也没有超越。事后,我笑着对他说:“你虽然个子高,身体壮,但肚皮也大,弯腰比我困难、吃力得多,实际上,你是拿自己的劣势与我的优势比,岂有不输之理?”

   ——走进王杰班。我在连队当兵时,王杰和雷锋一样,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王杰同志原是我们济南装甲兵徐州坦克二师工兵营一连班长,1965714日,在其组织驻地民兵实施地雷爆破训练过程中,埋设炸药包的土层突然冒出白烟,为保护紧紧围在爆破点周围的12名民兵和武装部干部的生命,王杰奋不顾身,毅然抱起炸药抱飞奔而去。随着一声巨响,群众得救,而23岁的王杰壮烈牺牲。随后,全国各大媒体对王杰的英雄事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纷纷为之题词,号召大家向王杰同志学习。毛主席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1965116日,国防部为“王杰班”命名。有幸的是,1969年夏季,我们部队与“王杰班”同在在鱼台县坦克二师农场执行种稻任务,可近距离的向王杰班的同志学习。团政治处从全团1968年入伍的300多名新兵中,选派我和团卫生队的刘光林同志作为代表,到王杰班学习,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时间10天左右。亲身感受和体会王杰“两不怕”精神在“王杰班”同志们身上的传承和发扬。部队在返回济南驻地途中,路过王杰家乡,我们进村参观了王杰事迹展览馆。亲身参加“王杰班”的学习,是我人生中一直感觉很自豪的事。

   ——班长影响。我当驾驶员那年,一位1964年的老兵李秀华、亦是聊城老乡担任我的车长(班长)。他稳重、成熟、老练,能说、能写、能干,是全连的标兵车长。平时训练、学习过程中,对我们新同志可谓“手把手地教,心贴心地帮,面对面地传”。那时,部队突出政治,重视学习,写材料较多,连队一些重要的训练或者学习经验总结,大都由他代为执笔撰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组织每周的班务会个人思想汇报、或学习讨论,因新同志经历各异,文化程度不一,发言表达能力差别较大,有的发言往往是“头上一句,脚上一句”,不得要领,讲不清楚,但老班长却不厌其烦,耐心倾听,积极引导,并且特别善于归纳、概括,注意总结每个同志的发言要点,条清缕晰地说出个一、二、三,把个人的点滴收获变成了集体共有的学习成果。按照他的能力、水平,同志们认为直接提升为连队指导员也胜任有余。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组织上还是安排他复员回地方。就在晚上举行完送别宴会之后,老班长依然坚持去站岗值勤,说是要留下“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的部队传统。第二天送别时,战友们相拥而泣,以泪相送。老班长的言传身教,对我后来“如何当好班长”影响至深。(“是金子总会发光的”。10多年后,与老班长相见,他已是聊城地区科技处的处长。)

   ——学写新闻。我们连队有个1961年入伍的教员,叫董振生,爱好摄影、善写文章,见我也热爱写东西,就利用业余时间引导我学写新闻稿子。我一直讲,他是我学写新闻的启蒙老师。后,他调任团新闻干事,组织成立了团新闻报道组,我被吸收为其骨干成员之一。1969年冬,团政委组织各连队指导员参与,在坦克修理连开展整党活动试点。新闻干事带领我们报道组的同志对试点经验进行了撰写整理,军区《前卫报》以整个版的篇幅给予了宣传,对部队整党工作的顺利实施发挥了的积极指导、推动作用。听说某连队一个卫生员利用自己会针灸的技艺,将其所在营房附近瘫痪长达17年的一个患者治好了的事,它体现了部队积极为驻地群众办好事、实事的精神。对此,通过调查采访,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我写出题为《瘫痪了十七年的患者站起来了》的事迹通讯,发表在《前卫报》上,部队反映较好。在连队学写新闻稿子,亦是为后来我被调到团政治处任新闻干事、宣传股长而打下的一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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