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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于国学

(2021-10-21 18:01:11)
标签:

中国学问

传统文化

研究对象

全民皆儒

杂谈

     关于“国学”概念的三种说法中,只有胡适之的“国故说”,强调“研究”二字,明确提出国学是“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以此推理,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或“固有学术”,只是国学之研究对象。中国古代的大学问家以及他们的学问本身都是构成过去的“历史文化”或“固有学术”或“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流转变迁”的元素。他们的学问不是国学,他们本身也就不是国学大师。“固有学术”说和“六艺之学”说都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很容易使人将“固有学术”或“六艺”之本身当做国学。

强调“传统的中国学问”或“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是国学之研究对象,其本身并非“国学”相当重要。如果缺乏这一条,只要是“传统”的,无论是什么文化什么学问,无论是应当汲取的精华还是应该抛弃的糟粕,都会重新被当做“国学”予以倡导。前些年有人撰文说,包括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与鲁迅在内的“新文化派”是八十年前的胜利者,八十年后的失败者;“专一和新文化派作对”的“学衡派”则是八十年前的失败者,八十年后的胜利者,如此翻烧饼似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大概就是因为省略了“研究”二字,将国学与传统文化,传统学问,以至于与文言文与旧式标点划了等号。“孔孟之道”或“儒家经典”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或“传统的中国学问”中之重要一脉,更不能省略“研究”这个前提。研究须有鲜明的思想观点,确凿的事实材料、准确的词义解释,精练的文字表达,于是乎,通常所说的义理、考据、训诂、辞章,也就成了“研究”的重要元素。

注重“研究”二字,以下两点必须特别关注:

既然是研究,就应当是有关学者的工作,而不是政府的行为,更不是全民的运动。然而,如今在继承传统文化旗帜之下,祭孔,业已成为不少地方的政府行为,“全民皆儒”(或使崇儒成为一种全民的运动)的试点也正在逐步扩大。这只是一种形式主义,不是扎扎实实研究“传统的中国学问”以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应有的景象。

既然是研究,就应当用审视的目光,而不是一味的推崇。然而,如今在张扬国学的背景之中,孔老夫子独占鳌头,又被当作圣人抬到吓人的高度。由他口述又由他的弟子记录整理的《论语》,又有点“句句是真理”以至于“一句顶一万句”的味道了,按照某些高级干部的意思,《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都应当成为当今之世做人做官的教科书。

如今回头去研究孔子与孔教,不该再把他当做偶像去搞“两个凡是”。我很欣赏东汉时的王充,他在《论衡》的“问孔篇”中说到《论语》,认为即使是孔老夫子“下笔造文,用意详审”,经过自己周密思考亲手写出来的,也“尚未可谓尽得实”,何况是他“仓卒吐言”,哪能句句是真理?即使句句都是对的,不问一个为什么,怎么知道他是对的?王充也在儒家之列,他不是孔夫子的“凡是”派,不赞成把孔夫子当做偶像去崇拜,把孔夫子的学说当做教条去套用,他还责问那些俗儒:“[]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所谓“研究”,应该有这种精神和品格。

有些东西,是可以凭常识推理的。比如说,孔教儒教,起码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基本上是被当做一种正统思想予以大力张扬的,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似乎就少有“和谐”的时期与“和谐”的“乐土”,如今还要再将它搬出来去“改造现世”实现“和谐乐土”么?比如说,儒家经典,在那漫长的过程中,起码也是怀有“早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理想、梦想、幻想的读书人(包括日后终于当官的)把它当做必读书或敲门砖的,在历代官场之上,堂堂正正的君子却也少得可怜,如今还要再将它列为做人做官的教科书去培育一代新人么?

凭心而论,孔教儒教,确实都有其可取之处。比如说,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舍生取义,埋头苦干,为民请命,清醒务实,廉洁奉公……如此等等,都是孔教儒教所倡导的。然而,无论是孔教还是儒教,都有一个致命伤——孔子曰:“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同措)”。这“礼”,正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上述种种不错的理念,都是以“礼”为核心的,都装在这个不可有丝毫马虎的等级观念的框子里。东汉时期有一个叫谢夷吾的大臣,曾任荆州刺史、巨鹿太守等职,为官省奢从约,事从清俭,所在爱育人物,以德化人,很有善绩与口碑,算得上是按照儒家思想做官的一个典型。然而,他在巨鹿大守的任上栽了,并不是因为贪赃枉法,并不是因为失职渎职,只是因为“柴车行春”使“仪序失中,有损国典”——堂堂太守大人,竟然坐柴车下乡去劝农桑,赈春荒,而且跟从者仅有“两吏”,岂不有失体统?这个谢夷吾岂不就成了官场的另类?诸如此类,正是儒学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所致。儒家讲“仁”,提倡清醒务实、仁爱亲民,气节操守;儒家崇“礼”,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极其森严。清醒务实、仁爱亲民,气节操守云云,只能以“礼”为核心的大框架中才有意义,一旦与这“礼”字相抵触,仁爱可以成为暴淚,亲民就会变成害民,气节操守也将两极分化——识时务者方为“俊杰”,宁折不弯的只能“玉碎”。 一个有血有肉的对中国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但生前并不得志的孔夫子,在他死后之所以会成为圣人被历代统治者顶礼膜拜,其根本原因就在那个“礼”字;儒家思想之所以会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成为正统的思想,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维护正统的思想。要使孔子或儒家的思想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思想资源,必须打破这个“礼”的框子,把它从森严的等级观念中挖掘出来。顺便说说,对于孔教儒教之外的中国传统的学问或中国传统的文化,也都应当如此。

“国学”既然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学问的研究,这就限制了“国学”只能“冷”——它需要冷静的思考——而不能热,包括形式的热与内容的热。如果连本该静下心来研究的有关学者也没有弄清楚中国传统学问或传统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连政府官员也根本不知道孔教或儒教到底是什么学问,却在那边像“袁世凯时代”那样地去祭孔,“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或在那边搞所谓“全民皆儒”的试点,让村民每天“都用90度的鞠躬问候街坊邻居”,这不仅是愚弄百姓,而且也是一种瞎折腾。至于有学者说:“今天提倡国学,已经不是为了要保国保种,而是为了避免人类集体毁灭,探索一种新的生存可能性”,则不是热昏了头,就是痴人说梦。

        (本文系原载《领导文萃》20094月上的《“国学热”三题》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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