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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的冤屈

(2019-12-16 07: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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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

绝交书

礼法之士

管蔡论

阮籍

    嵇康死的时候才四十岁,他死得很冤,“海内之士,莫不痛之”,事后连司马昭也“悟而恨焉”。这是《晋书•嵇康传》中说的,虽不知所据何本,我却相信其言之有据,并非出于房玄龄等人的杜撰。
    嵇康之冤,冤在哪里?他是因为吕安案而入狱的。吕长悌奸污了弟弟吕安的妻子,却倒打一耙,反诬吕安“不孝”,把他送进了监狱。嵇康站出来为吕安作证,于是受到牵连,这当然也是一冤。但光是吕安案,嵇康是死不了的。致他于死地的是他的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在许多人眼睛里,这简直就是嵇康讨伐孔教礼教与司马氏集团的战斗檄文,他也就成了反对孔教礼教的英雄,专与司马氏集团作对的斗士。用钟会的话说,叫做“害时乱教”、“非毁典谟”。事情果真如此,这也是一大冤案,也应为之平反昭雪——为什么孔教礼教就反不得,为什么司马氏集团就碰不得?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他的基本人权。然而,如果耐着性子去读这篇“绝交书”,你或许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嵇康之冤,也就冤在这里。
    “非汤、武而薄周、孔”是嵇康最致命的一条。《绝交书》中出现的这句话,一直都被人看得很重,简直就无异于反对孔教礼教的战斗号角,似乎他在那时便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其实,嵇康说的只是,我这个人呀,口无遮拦,平时常会有“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因为是山野草民,也没有什么大碍,一旦显山露水当了官,那些“礼法之士”还能饶得了我吗?可见,这只是嵇康陈说自己不宜当官的一条理由。嵇康也确实没有一概地否定孔夫子。在《绝交书》中就有两处提到孔子,一处说“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他是把孔子当“君子”的;另一处说“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也将孔子此举作为“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的一个实例。此二者就都没有什么贬意。在我看来,嵇康所谓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也只是不想以孔夫子的是非为是非,不想“从来都这么说”他就这么说,不想让孔教礼教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比如孔夫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却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说,人是并不好学的,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比如管叔蔡叔,一向被公认为坏人的。嵇康却在《管蔡论》中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说起来,这也都是学术问题,“学术无禁区”,在学术问题上有一点自己的不同看法,就是反对孔教和礼教么?凡此种种,都能证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并没有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他在那里面说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更不是什么战斗的号角。
    嵇康也根本没有任何推翻司马氏集团的政治企图。他在《绝交书》中所说的“不堪者七”与“甚不可者二”(其二就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确乎对当时的官场大为不敬,但与前面说的一样,他只是在陈说自己不宜当官的理由。比如,在官场之上,要毕恭毕敬地穿戴官服官帽去揖拜上官,同僚之间要作书酬答,还要经常为人去吊丧,还要与俗人相处,如此等等,都是他所不喜欢的,但这又是“人伦之礼、朝廷之法”,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只能“降心顺俗”,不喜欢的也得喜欢,这更是他所不堪忍受的。尤其是他“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对官场上的丑恶现象与奸佞小人嫉恶如仇,这更是官场之大忌。这些话,说的其实全是他自己,即使揭露了官场的庸俗与丑陋,也在不经意间。嵇康是当过官的,既是魏宗室,又曾为魏中散大夫,人称“嵇中散”,这“不堪者七”与“甚不可者二”在相当程度上含有他对曹魏时期官场习俗的切身体验,并非是专门针对司马氏集团的。恰恰相反,对于司马氏集团,他倒是留了几分面子的。例如他说,已经修炼到“口不论人过”的阮嗣宗(阮籍),尚且还使那些“礼法之士”必欲除之而后快,要不是“大将军保持之”,早已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何况我没有阮籍之贤,你让我去当官,能有好果子吃吗?他这里说的“大将军”就是司马昭,不但没有直呼其名,称道的也是“大将军”保护阮籍的善举,怎么看也不像是在煽动对司马氏集团的不满。
    嵇康说得不错,他确有“好尽之累”。什么话都要说透了,生怕自己有任何隐瞒,生怕别人有任何误解,因而总是言无不尽。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这样向山涛袒露心迹的。他说的那么多话,归纳起来,也无非是说:我这个人散慢惯了,既不想当官,也不宜当官。当然,不宜当官是不想当官的前提,因为不宜当官,他才不想当官,才只想游山泽,观鱼鸟,守陋巷,教子孙;才只想浊酒一杯,弹琴一曲,亲旧叙阔,陈说平生。他说他这个人有许多毛病,不仅是性格上的,身体也不好,不想当官并非是他的高尚,甚至还自比已经失去了性功能的“黄门”(太监),但愿别人不要“见黄门而称贞”。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很低调的,用现在的话说,或许还是一份相当深刻的“自我剖析”材料。说他狂傲,都未免有点冤。
    从《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可以看出嵇康的基本格调。以我之见,这种基本格调可以归纳为这样三个方面。其一,嵇康思想新颖,他不想受传统礼教的束缚,每每能说出使人耳目一新的话来,敢于提出“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样的质疑,而决不会说出“赵太爷家里田地就有三百亩的,他说的还会错么”这样的混账话,他不唯上,不唯书,不是“凡是派”。其二,嵇康蔑视权贵,他是从官场出来的,对官场中的众生相太熟悉太了解了,且早已没了当官的欲望,当然不会对官场中人点头哈腰诚惶诚恐,即使惹不起那些炙手可热的权贵,还可以避开他们,不与他们为伍;其三,嵇康不入世俗,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直性狹中,多所不堪”,他烦透了那些俗人俗套,绝不以“今天天气哈哈哈”这样的圆通方式处世,绝不戴着假面具做人。在我眼中的嵇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按照自己的性致去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或许与中国的礼教传统和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当时的官场格格不入,却没有招谁惹谁。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你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说他专门以孔教礼教作为攻击的目标,专门以司马氏集团为敌。
    毋庸讳言,嵇康与那些所谓的“礼法之士”并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这种“礼法之士”是专门用祖制用经典用圣人之言去对付别人的,他们自己从来就不想去真正实行。就像那个吕长悌,自己禽兽不如,却以“不孝”的罪名将无辜的吕安送进监狱;嵇康对马氏集团也没有什么好感。“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却还振振有词地说什么“朝廷之法,人伦之礼”呢!但与“礼法之士”并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和反对礼教孔教终究不是一码事,对马氏集团也没有什么好感与反对司马氏集团也有很大的区别。他不想“处朝廷而不出”,不食朝廷之奉禄,当然不可能进入司马氏集团的“体制内”去搞什么改革或效法司马氏搞政变;他“入山林而不反”,只想当他的山野草民不再回头,并不是要在司马氏集团的“体制外”去拉起什么队伍,去发起什么运动,或者去闹起什么革命。何况,“绝交书”只是私人通信,写给对方看的,那时候也不像现在有各种媒体,可以公开发表,即使站在司马氏集团的立场上,实在构不成“颠覆政府罪”。
    然而,司马氏集团还是如临大敌,视嵇康为洪水猛兽。钟会是这么对司马昭说的:“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你看看,嵇康居然成了司马氏政权的最大隐患;钟会接着说:“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康即嵇康,安即吕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嵇康又成了“害时乱教”、“非毁典谟”的罪魁。钟会固然是因为有宿怨而乘机进馋落井下石,但司马昭居然也不加思索就“昵听信会”。于是嵇康就只好命归西天了。假如嵇康真的反对孔教礼教并以司马氏集团为敌,司马氏集团把他置于死地,这兴许可以说明司马氏集团之残忍和蔑视人权。然而,他们杀害的其实只是一个但愿“离事自全,以保余年”的嵇康,这就不仅是残忍和蔑视人权,而且还神经脆弱过敏以至于错乱了。
    这样一来,嵇康还真的当了一回英雄,这是司马昭集团成全他的:你看他在行刑前是等何等从容:“顾视日影,索琴弹之”,一曲《广陵散》,就这样成为千古绝唱。记得曾有人作《李贽传》,称李赘是我国第一个思想犯。其实,这“第一”是轮不到李贽的,嵇康才是中国第一个思想犯呢。
    嵇康去世时,魏祚未除,晋文帝这个谥号,是司马炎称帝后给司马昭加上去的,他活着的时候,只是“大将军”而不是“晋文帝”。但我忖度,自司马昭杀嵇康起以至于整个晋代,嵇康其人其事,怕是让人讳莫如深的。你看虞预的《晋书》写到嵇康的只有几十个字,说:“康家本姓奚,会稽人。先自会稽迁于谯之銍县,改为嵇民,取‘稽’字之上,山以为姓,盖以志其本也。一曰:銍有嵇山,家于其侧,遂氏焉1。”大致只是交代他的祖籍与出生地。你再去看虞预的《晋书》写到山涛,字数是多得多了,但与嵇康有关的,也只是说“好老庄,与嵇康善”,而矢口不提他以后与嵇康分道扬镳那回事。这是可以理解的,虞预是晋代人。然而直到唐贞观年间,房玄龄等人编撰《晋书》作嵇康传,虽然引录了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却还是整段地删去了包括“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内的“不堪者七”和“甚不可者二”,而在那篇文章中,那段话其实是最不应该删去的。可见,即使开放如大唐贞观年间,即使大度如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忌讳嵇康那些话的,因为那些话,终究与封建专制统治者的“人伦之礼”和“朝廷之法”格格不入。
    在封建专制统治者那边,嵇康就这样一直被当作“敏感人物”,与此相对应,在思想不太安分的知识分子那边,嵇康也就成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先驱,反对封建礼教的英雄,专与封建专制主义作对的战士。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也就成了一篇战斗的檄文。
    但这样一来,嵇康的另一篇文章《家诫》就变得不好理解了:“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鲁迅语),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么?其实,只要低调一些去读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不要把它当做是什么“战斗檄文”,此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不难统一的。他的《家诫》教儿子如何处世,并不是要他儿子如何附炎趋势,如何左右逢源,只是教他儿子不再像他那样“轻肆直言”,不再有他自己那种“好尽之累”。嵇康是有一条道德底线的,他固然希望自己的儿子不要卷入过多的是非之中,然而,他又说,实在避不开时,“若其言邪险,则当正色以道义正之。何者?君子不容伪薄之言故也。”他也不是一概地排斥仕途,读读他的《太师箴》,看看他对“居帝王者”的“师臣司训”,例如“无曰我尊,慢尔德音;无曰我强,肆于骄淫”以及“唯贤是授,何必亲戚”、“虚心导人,允求谠言”等等,便可知他通晓古今治乱得失,对帝王之术颇有研究。“黄门”之不事女色,因为已经没有了那种功能。嵇康有经伦济世之才干,却因为他自己所说的种种原因而不能有更多的社会担当,他是有大痛苦的。他当然不想让儿子再像自己那样的生活。嵇绍人生道路与嵇康不同,却没有违背嵇康的《家诫》,他日后舍生取义,血溅御袍,恰恰正是践行了嵇康在《家诫》中所说的“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之“忠臣烈士之节”。至于他用自己生命救护的却是那个在老百姓吃不上饭时说“何不去食肉糜”的晋惠帝,则是另一码事了。
    嵇康对山涛确实相当不满且多有谴责。原以为他与山涛气味相投,能互为知已的,却突然发现他们二人乃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难免有上当受骗之感,心中大为不快。于是直言:听说你升官了,我却既忧且惧,实在高兴不起来;于是挖苦:我怕你是羞于独自当庖人,而要我去作尸祝呢;于是反唇相讥:我以前总以为能兼善天下而又耿介孤直的人在这个世上是没有的,现在看来倒还真有这样的人呢。但这毕竟不是他这篇文章的主题。还有一点应该弄清楚,山巨源荐嵇康以自代,他是听显宗和吕安说的,而且是“前年”的事。嵇康到底没有出仕替代山巨源,并非是因为他“拒荐”,而是因为山巨源根本就没有荐成。嵇康之所以要写这封信,也并非是要“拒荐”——早已没有荐成了,还有什么可拒——他只是想与山巨源说个明白。这是“绝交书”开头就说了的。结尾时也只是说:“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这“并以为别”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就这样告别吧”。尽管按照嵇康的性格,他日后不会再去找山涛叙旧,那有攀附之嫌,但这并不意味着“绝交”,在嵇康的“绝交书”中,也断不见“绝交”二字。我甚至怀疑,《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个标题,兴许还是别人加上去的。不信,你去看看他的《与吕长悌绝交书》。吕长悌与他弟弟吕安都是嵇康的朋友,吕安相信嵇康而没有告发禽兽不如的吕长悌,吕长悌却恶人先告状了,这使嵇康感到极大的愤怒。听听嵇康在《与吕长悌绝交书》的结尾时是怎么说的:“今都(吕安)获罪,吾为负之。吾之负都,由足下之负吾也。怅然失图,复何言哉!若此,无心复与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临别恨恨。”那才叫“绝交书”呢!

        (写于2005年6月17日  原载2006年第3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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