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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亡隋”评说

说到隋唐,总免不了“盛唐亡隋”四字,几乎从来如此。然而,我想借用《阿Q正传》中的话问一句:“从来如此,便对么?”

唐朝从高祖武德元年(618)起,到朱温(朱全忠)以梁代唐(904),总共286年;隋朝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起,到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头尾36年。所以,唐与汉相提并论,称为“汉唐盛世”;隋与秦同日而语,都是二世而亡。唐长隋短,差距甚大,这是明摆着的事,大概也是“盛唐亡隋”的依据。

一个朝代的长短与一个朝代的盛衰之间没有等号。隋文帝执政24年,受禅之初,民户不满400万,隋文帝末年即仁寿四年,民户890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只要将这个户数与唐朝的户数作个对比就会明白。唐朝经历贞观之治,到永徽三年,方才380万户,此时,李唐立国已有35年。直到开元二十年,也才786万户,尚差隋文帝仁寿四年84开元二十九年之户数为841万,尚差仁寿四年49万,此时李唐立国已有124年。唐朝的户数超过隋文帝仁寿四年,已是天宝十三年(754907万户,此后就是天宝之乱。那个时代,没有GDP(国内生产总值)与GNP(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概念,户口或人口的多少,是衡量国之盛衰的一个指标。贞观十一年,马周在将唐与隋的实力作比较时,比的就是户口,所谓“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资治通鉴·唐纪11》)马周当然不是为“亡隋”歌功颂德,恰恰相反,他说的是隋文帝时的隋之“盛”,隐含“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之意,他要唐太宗切记“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

隋之“其兴也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杨坚以隋代周之前,北周的皇帝是宇文赟;杨坚统一南北之前,南陈的皇帝是陈叔宝。这两位都是荒诞、暴虐、淫荡的奇葩皇帝,沉迷酒色,荒废朝政,致使宦官与外戚或近宠得以互相勾结营私弄权,更使民不聊生。杨坚君臣就是在这样的烂摊子上,励精图治,革除弊政,减轻赋役,劝课农桑,设立义仓,防备天灾,使百姓安居乐业,使国家迅速强盛,使“天下称平”。那时也有突厥、吐谷浑之类的边患,但他们重在化解;统一南北自然也要打仗,但那是吊民伐罪,摧枯拉朽,开皇八年三月杨坚下诏讨伐,次年一月韩擒虎就已擒获陈叔宝。

隋之“其亡也忽”也不是老天爷造的孽。平心而论,隋炀帝杨广不是宇文赟,不是陈叔宝,也不是秦二世胡亥,他能带兵作战,在讨伐南陈时就显露身手,又“好读书著述”,还出过文集。但他穷奢极欲,大兴土木,穷兵赎武,战事连年,尤其是征辽之战,仅是运输军粮的,“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弄得举国不宁,“天下骚动”。首次出师不利,次年复征高丽,汇集于平壤的参战者就有113万(号称200万),运送军需的人数加倍,“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致使耕稼失时,田畴多荒,贪官污吏乘机苛剥,引发多起民变。庚质与苏威都曾谏其复征辽东,前者死于非命,后者则被贬为庶民,而他却陷于专事拍马奉承的奸佞之中自欺欺人,隋末争着当皇帝的宇文化及与王世充,便曾都是他的宠臣。大业四年征辽之前,隋之“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与隋文帝末年相仿,史家称“隋氏之盛,极于此矣”。(《资治通鉴·隋纪5》)可见,“其亡也忽”之“忽”,还仅是大业四年后的8年。

唐太宗李世民有三面镜子,其中之一,叫做以古为镜,我以为说是“以史为镜似乎更为得当。对于李世民来说,感触最深的,无疑是隋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是眼前的事,所谓“殷鉴不远”。因此,李世民能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不敢大兴土木,不敢贪图享乐,不敢堵塞言路,不敢漠视民生,不敢穷兵赎武。魏徵、马周、戴胄等又能时时进言,督促李世民不忘初心,帮助李世民善始善终。李世民确实也曾为攻打高丽付出较大代价,回师之时想起已经去世的魏徵,就反思说假如魏徵在世,一定不会让他打这一仗;李世民确实也曾由于太子谋反案等原因,毁了自己亲自为魏徵树立的墓碑,却又因对于征辽的反思而为魏徵重立墓碑。由李世民君臣共同创立的贞观之治,确实可圈可点。

贞观之世确是治世,却不是盛世。有唐一代,能称为盛世的只有开元中后期,或许还可包括天宝前期,史称“开元盛世”。但历史不可分割,凡事都有前后联系。开元盛世并非都是开元中后期君臣的功绩。前人打下的基础不可忽略,包括贞观之治,以及永徽初年的永徽之治和开元前期姚宋相继为相时的开元之治。贞观之治,百代可风,其影响更不可低估。隋文帝执政24年,隋朝经历治世与盛世这两个时期,唐代却由唐太宗直到唐玄宗的百余年中完成。而且,开元之盛,未必就能超越开皇之盛。

就像大业四年之前的“隋氏之盛”只是开皇盛世的延续一样,天宝前期“唐氏之盛”,也只是开元盛世的余绪,与“治”对应的的“乱”,与“盛”对应的,与对应的,已经悄悄潜伏其中。此后便是安史之乱即“天宝之乱”。此“乱”与“衰”的苗头,恐怕是开元后期就有的。李隆基未能善始善终,他说“吾貎中瘦,天下必肥”之后不久,便“渐肆奢欲,怠于政事”,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仍一如既往地“事无大小皆力争之”,于是被罢去宰相之职,这是开元二十五年。此后,“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进言”,再加上先有李林甫后有杨国忠“蔽主擅权”,言路与才路一起被他自己堵塞,这是唐玄宗的治乱之分。

安史之乱开启了唐朝长达150余年的乱世。与安史之乱紧挨着的是连绵不断的藩镇割据,从仆固怀恩、田承嗣、田悦、朱泚、朱滔、李希烈、李怀光、直到最后取代李唐的朱全忠即朱温,其原因各有不同,包括有的帝王昏庸无能而宦官或权臣擅权,包括有的帝王与藩镇互相猜疑而宦官或权臣居中拨弄是非。举两个不同的实例,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仆固怀恩是因宦官骆奉先陷害而举兵反叛的,讨伐田悦,击退朱泚的功臣李怀光的反叛却缘于宰辅卢杞从中作梗。司马光曾说唐朝中晚期的宦官专权如何误国,李辅国、鱼朝恩、刘克明、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这种宦官可以列出一大串来,他说那些话都说得十分中肯,然而,与宦官专权双峰并峙的是权臣擅权,李林甫、杨国忠、元载、卢杞、皇甫镈、崔胤……这种权臣也可列出一串来。将一切都归结为宦官专权,似乎也不客观。

藩镇割据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地方军阀的拥兵自重。有军队就有地盘,有地盘就有军队,军队与地盘,几乎成了他们的本钱与身价,或他们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扩充军队,拓展地盘,就成为他们孜孜以求的事业。节度使的世袭,使割据的藩镇百年相承,起始肃宗时代的“节度由军士废立”,更使乱像百出。这种范式由个案而演变成贯例,以至约定俗成,形同不可逾越的授官制度,皇帝的诏命只是一道手续。朝廷既已无法制约地方军阀,割据的藩镇更是尾大不掉。柳宗元生存于那个时代,他之写《封建论》,他之论分封制与郡县制,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有非常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那个时候的藩镇割据,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争霸没有多大区别。中晚唐曾有几位想要复兴唐室的帝王,例如肃宗、代宗、德宗,宪宗、武宗等等,有的甚至还被称为“中材之主”或“中兴之主”。但这种局面一旦形成,想要改变又谈何容易?!何况这些有抱负的帝王,大多善始而不能善终,至于等而下之的帝王、或是无能,或是无德,或是无寿,更是不值得一提。

由安史之乱开启的战乱,断断续续地长达150余年。李唐的这150余年,只能称为乱世。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这是想当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打仗死的是百姓子弟,用的是民脂民膏,误的是农耕时节,百姓或死于战乱,或死于饥荒。从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到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仅仅十年时间,全国户口就由907万户下降至290余万户1690余万人。以后数度出现复兴的迹象,户口人口有所回升,尔后又随之下降,直至唐室灭亡,全国的人口与户口,基本上就保持在这个水准。隋朝二世而亡,导致覆亡的乱世,不超过十年。唐朝二十世而亡,导致覆亡的乱世,竟长达150余年。这样的乱世延续越长,平民百姓越苦。何况唐朝覆亡之后,接着的又是战乱不断的五代。

人治与法治常常见诸报刊。不知人们是否意识到,在此之外,还有一个人不治,乱世就是人不治的时代,就是平民百姓想当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有人治就难免有人不治。终身制是人治的一个特征,因为终身制,最高统治者帝王就很容易善始而不能善终,像隋文帝与唐太宗这般能够善始善终的,几乎是凤毛麟角。他们固然能使天下至治,并由治世走向盛世,但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也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世袭制是人治的一个特征,因为世袭制,即使开国皇帝能够善始善终,也极易一代不如一代,很难代代相传永不变色。家长制也是人治的一个特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谏诤就不可或缺。但听不听谏,纳不纳谏,依然取决于“家长”,“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似乎并非宋代特有的现象。因而,无论是像隋朝那样二世而亡,还是像唐朝那样二十世而亡,都不能突破由治而乱,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历史怪圈。

津津乐道于“盛唐亡隋”的,大概很少考虑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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