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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时的“经济”

(2018-12-06 06: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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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石纲

李师师

蔡京

朱缅

宋江方腊

    人口须要节制,这是现代的事,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这一说。恰恰相反,在中国古代,人口的多少,乃是反映社会是否稳定,生产是否发展,经济是否繁荣的一个综合指标。汉、唐之称为盛世,人口大约都在5000万左右。兵荒马乱的时代,远远够不上这个数。
    从王春瑜主编的《中国文化小通史》宋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材料:宋徽宗大观四年,全国共有2000多万户,是北宋初年的5倍之多,按每户5人计算,大观四年的人口在1亿以上,是被称为太平盛世的汉或唐的人口的两倍。北宋的版图远远小于汉、唐,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仅就人口的密度而言,超过汉、唐两代的幅度则更大。由此可见,宋徽宗时的经济并不坏。
    宋徽宗其实也很重视经济建设。别的不说,就是宋代两大水利工程之一,能灌溉关中七个县350万亩农田的丰利渠,就是在宋徽宗大观二年兴建的。宋徽宗甚至还亲自撰写农书,这在历代帝王之中恐怕还并不多见。
    耐人寻味的是,北宋之亡,恰恰就亡在宋徽宗的手中。其个中原因,即从这套《文化小通史》的宋代卷所提供的史料看,大致也能看出一个子丑寅卯。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重农抑商的传统受到极大冲击,商人社会地位的急剧升高。几乎与此同时出现的,却是商人同皇室、贵戚和官员联姻,商人向官府交钱纳款为自己谋取官职以及官员兼营经商也成了普遍现象,甚至公开贩卖由官府专卖的茶、盐来谋取暴利,连军队经商都成为时髦。中国的商品经济在其萌芽阶段,就显出了这种官商勾结的奇特形态。
    宋代出现了许多拥有巨额财富的大商人。早在宋真宗的时候,宰相王旦就说过,在开封城里的商人中,家产超过10万贯的比比皆是,超过百万贯的也不少见。到了宋徽宗时,这种拥有巨额财富的商人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于官商不分或官商勾结,同样拥有巨额财富的“大官人”也同步增长。生活在社会低层的百姓,受到层层盘剥,自是穷的更穷,即使绝对生活水平没有下降的,也在“富的越富”的参照系中,显出“穷的越穷”的迹象,此所谓两极分化。
    为了保证权贵们的挥霍享受,北宋末年,朝廷发行了大铜钱和劣质的夹锡钱,并硬性规定大铜钱当10文使用,夹锡钱当2文使用,致使原先通用铁钱大幅贬值,甚至弄到20文铁钱才能换得一文铜钱,这种人为制造的“通货膨胀”,对于生活在最底层的广大劳动者,无疑是一种剥夺。
    宋徽宗时的上层腐败也很突出。所谓“上层”,首先就是宋徽宗。史家称其“机巧多技,大兴土木,穷极淫乐,天变民怨”。通过地下秘密通道找李师师寻欢作乐是这个风流皇帝之所为,没完没了的花石纲也是由他的“大兴土木”所引出来的。当然又不仅是宋徽宗,朱缅之流可以借着采办花石纲中饱私囊,蔡京之流还可以弄出什么生辰纲,如此层层盘剥,方才搞得“天变民怨”,使得宋江方腊揭竿而起。
    西汉前期的无终(今河北蓟县)人徐乐曾经说过:“天下之患 ,在土崩,不在瓦解”,他所谓的“土崩”,指的是“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宋徽宗坐了二十五年皇位,当了二十五年皇帝,史家称其忠奸不分,“屏忠任奸”,始为金欺,终为金掳,因而被封为“昏德公”。其实,“屏忠任奸”,或许会导致上层的政治危机,但那只是“瓦解”,不是“土崩”。从表面看,北宋似是为金所灭所亡。然而,倘若北宋政局稳定,上下和谐,此“欺”此“掳”,又谈何容易?
    对于政局乃至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状况当然非常重要,经济的崩溃导致政权崩溃社会无序的例子也不算太少,但以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一切矛盾就都跟着缓和化解,恐怕也有其极大的片面性。北宋之亡,就不亡于经济,倒与上述“子丑寅卯”密切相关,所谓“土崩之势”,就是这“子丑寅卯”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点,今天仍当引以为鉴。
 
            原载《人民日报》2006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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