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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孔子研究

(2013-05-02 07: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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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新青年

孔家店

鲁迅

胡适

说到五四时期,就会想到“打倒孔家店”,那是一个“反孔”的时期,只有孔子批判,哪来孔子研究?肯定当年“反孔”的,否定当年“反孔”的,都有可能冒出这样的念头,更不待说专为孔子研究作史的。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且不说当时的尊孔派、疑古派,就说在孔子问题上,使如今不少人耿耿于怀的“反孔”派,对于孔子其人以及儒家学派,都有相当的研究。无论是最早举起“反孔”大旗的陈独秀,还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反孔”论文《孔子平议》的易白沙;无论是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还是首先“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孔子思想的李大钊,对于所谓的“孔教”,都有他们的独特见解,也都有他们自己的研究方式。人们相对比较熟悉的鲁迅与胡适当然也不例外。

认为五四时期只有“孔子批判”,没有“孔子研究”,原也事出有因。

在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中,把孔子当作“素王”当作“圣人”去思考去演绎去称颂的研究,才是孔子研究,对孔子的学说提出质疑的,怎能算是孔子研究?魏晋时期的嵇康就是这样的先例。他写《难自然好学论》,是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质疑;他写《声无哀乐论》,是对孔子的“恶郑声之乱雅乐”的质疑;他写《管蔡论》,是对孔子追随的周公杀管叔蔡叔的合法性的质疑,因此,他就成了“害时乱教”、“非毁典谟”的“名教罪人”。然而,嵇康倘若不研究孔子,岂能提出如此质疑?做学问或曰“研究”,倘若只学不“问”,又怎么能称为“学问”?批判这个词汇,其本意当是评论判断,并非专指批驳否定,与以后所谓的“大批判”不是一回事。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诸公对孔子并不一概否定,称颂“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的不仅是鲁迅,陈独秀重新评定孔子价值,一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他认为“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吴虞在读了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后写信给陈独秀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馀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这几乎也是《新青年》诸公的共识。他们“反孔”,反的主要是“三纲”主义。倘若不对孔子及其儒学做过一番研究,怎会明白“三纲”主义以及以此为核心的礼教,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

在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中,研究应当是纯学术的,有训诂,有考证,有义理。中国历史上汗牛充栋的儒学文献,汉学宋学也好,理学朴学也罢,无非就是“注疏”二字。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怎能算是孔子研究?但请不要忘了,自汉以来的历代注疏,不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难以摆脱现实政治的投影,也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的痕迹。何况,五四时期的“反孔”,本来就是由那个时候的“尊孔”引起的,袁世凯为其称帝造势的祭孔大典,康有为的尊孔教为国教以及孔教入宪,就无不与现实政治密切相联,这遂有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思想与国体问题》和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这遂有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在列举了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九家之学”与“儒者之学”的七个方面的差异(“异于孔子者七”)后得出一个结论:孔学只是显学。易氏明确指出:“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可见,他们的“反孔”,反的主要是“儒学独尊”,而且意在揭露独夫民贼借此搞思想专制的企图。倘若对孔子及其儒学没有研究,怎能对“儒学独尊”者的企图有如此敏锐的洞察?

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诸公,对于孔子以及儒家经典,也有纯学术的研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第四编就是《孔子》,共分五章,一是《孔子传略》,二是《孔子的时代》,三是《易》,四是《正名主义》,五是《一以贯之》。他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孔子;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之第一篇论及《易》经,第二篇论及《尚书》与《诗经》,第三篇论及《论语》与《孟子》,他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孔子。陈独秀的《孔子与中国》,虽是发表于1937年的《东方》杂志,却是他长期研究孔子的结晶。他不但疏理出“史上孔子面目之四变”(自战国之末起至,直至后汉俗儒与阴阳家正式联宗),还认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三权一体的礼教,创始者是孔子,实行者是韩非、李斯……世人尊孔子而薄韩非、李斯,真是二千年来一大冤案”,如此等等,都是陈氏特独之见解他们那些“反孔”的论文与杂文,都由这种学术研究作为根底的。然而,就因为他们的“反孔”,连这些纯学术的研究也不算“孔子研究”了,连是不是国学研究都被打上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或许有人会说,五四时期既是“打倒孔家店”的时期,哪会有对孔子学术的理性研究?其实,就连“打倒孔家店”这个说法,也是被人为放大了的。倒是当事人胡适没有在“只手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之间抠字眼,“打倒孔家店”就“打倒孔家店”吧。1952年12月,他在《台东县文化座谈会上答问》时说:“人家说我打倒孔家店,是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打倒孔子。孔子的学说,经过两千年,至少有一部分失去了时代性,同时经过了许多误解。三十年前,我们的确领导批评孔子。我们批评孔子,是要去掉孔子一尊,使诸子百家平等。如果不打倒一尊的孔家店,没有法子使思想解放,思想自由。”1958年,他还当众驳斥蒋介石:“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胡适此论,句句在理。这话是几十年之后说的,说的却是他们当年“反孔”的实情。有质疑,有批判,才有创新。这样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研究——这就叫“理性”。

平心而论,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诸公在孔子或孔教问题上,也有一些过激之词,诸如“残骸枯骨”(李大钊《孔子与宪法》),“孔渣孔滓”(胡适《吴虞文录序》),以及“礼教吃人”(吴虞《吃人与礼教》)等,如果从特定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容易使人有“全盘否定”之疑。他们在集中批判“三纲”主义之时,对置于“三纲”框子中的“仁义礼智信”的“正能量”也缺乏积极的挖掘。陈独秀就只说“三纲”而不提“五常”,因为在他看来,孔子的教义中,“若除去‘三纲’的礼教,剩下来的只是些仁、恕、忠、信等美德”,与“历代一班笃行好学的君子”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从总体上的,他们当时的“孔子研究”或“孔子批判”,张扬科学民主,促进思想解放,其功实不可殁。至于此后尤其是上个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时对孔子以及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不应当归咎于这些思想解放的先驱,那是某种“直线思维”的结果。对于这种“直线思维”,列宁有过非常形象的描述:“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乎一串圆圈、近似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然包括孔子以及儒家文化。为此,需要我们做的,是把孔子及其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从“三纲”主义框子里挖掘出来,消除“尊卑贵贱有别”的毒素而为今所用,这其实也是对于五四精神的继承的发扬。如果因为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反过来否定五四时期包括“反孔”在内的思想解放,那么,我们遵循的依然是一种“直线思维”,这条“直线”依然能把人们“引到泥坑里去”。

当今中国,大概谁也不会认为还得重新恢复“三纲”主义,大力提倡“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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