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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苏轼知密州、登州

(2017-07-30 11: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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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东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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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苏轼知密州、登州作者:若嵎

[转载]苏轼知密州、登州

苏轼一生(1036—1101)曾两次莅临山东,第一次于熙宁七年(1074年)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州治在今诸诚市),第二次则于元丰八年(1085年)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州治在今蓬莱市),其足迹遍及今日山东大部地区。他在山东不过两年有余,却颇有作为、多有佳作。

  苏轼为官,具有同时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中期优秀士人所追求的理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他是一名人格、情操堪为11世纪士人典范的爱国名士,始终怀着“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为国分忧,为民解难,尽心尽力履行其职责,殚精竭虑处理军政要务。
  综观苏轼在山东为官的作为与政绩,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为民请命。苏轼于熙宁七年十一月初抵达密州。一入境,他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当时,密州旱蝗相继,自秋入冬,方圆数千里,久旱未雨,麦不入土,“民以蒿蔓裹蝗虫而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之官者几三万斛”,灾情极为严重。
  是年(1074年)年底,苏轼为了如实反映旱蝗交加造成的严重灾情和百姓朝不保夕的苦难处境,向宋神宗上奏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以下简称《状》)。他在《状》中指出:这里(指密州)地处京东,是腹心根本之地,而此地与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着国家的安危,“王者得之以为王,霸者得之以为霸,猾贼得之以为乱天下”,“京东之贫富,系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乱,系天下之安危。”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已经到了“公私匮乏,民不堪命”的地步。因此,苏轼请求朝廷派官员视察灾情,并体量放税。这篇《状》可以说是苏轼在密州朝间的施政纲领,他在密州任上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按此《状》中的主张进行的。
  天灾,已使密州民不聊生,而变法投机分子吕惠卿创制施行了一种新法——“手实法”,以此法扰民,酿成了人祸。此“手实法”规定,百姓自报财产以定户等;为防止有人少报而奖赏告其不实之人;此法还规定,不按时施行的,以违制论。苏轼认为,“手实法”是奖励告密的,而悬赏奖励告密者则是败坏社会风气,危害极大。于是,他到任二十几天,便向朝廷呈报了《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反对吕惠卿等人极力推行的“手实法”。苏轼上书不久,由于“手实法”的施行造成了滋事扰民的严重后果,给朝廷的变法招惹了不少是非,宋神宗便下诏废止了“手实法”。
  苏轼反对用“手实法”,建议采用简单易行的“五等古法”定役钱,并主张用“宽剩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就像唐代的长征卒,“民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由于他在密州实行民出钱可以免役以尽力于农事,结果“民甚便之”,当地百姓无不称道。
  10年后(1085年)苏轼知登州府时,经过实地考察了解,在肯定新法“免役法”的基础上,分析了给田募役之利弊,并根据他在密州推行给“田募役法”的经验,对执行“免役法”形成了自己的见解。苏轼认为,“虽大圣大贤之法不免于有弊也”,可去弊而不变其法,只要杜绝了流弊,可使“法相因而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此时的苏轼,由在密州时对“免役法”不敢评议(即“轼所不敢言”),到在登州时言“先帝之法,决不可废”,可以看出:苏轼对一些新法的态度,经过了推行过程实践的检验确实有所转变。
  宋代神宗开始推行“免役法”。从开始到元丰年间,为时已久,积弊颇多。苏轼在调查“免役法”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发现二弊:一是征收宽剩钱过多,二是移作他用而不是用来雇役。权衡利弊得失,他认为“尽去二弊而不变其法,则民悦而易成”。显然,苏轼基本上还是能够实事求是客观评价新法,并处处以对黎民百姓的利害及其承受能力和黎民百姓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评议标准,十分难能可贵。苏轼认为,法不是万能的,“各有利害”,“其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并主张推行新法应“渐变、徐更、议之”,“先定其规模而后从事,事有渐则不惊”;在今天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反对骤变,“以图一切速成之效”,认为“其进锐者,其退速”,“卒然轻发多败”。但他也不赞成“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即反对一概对新法全盘否定,主张从实际出发,取其合理之处而用之,“因法以便民”。这显然是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并行之有效的。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支配下,苏轼自登州返回朝廷后,即上《论给田募役状》,对“免役宽剩钱”的使用,申述自己的意见,主张“此钱出于民力,理当还于民用”,提出用积存下来的3000万贯免役宽剩钱来买田,给田募人充役,使“农民宽富,以备缓急”。苏轼不因人废法,也不以己之好恶而决定取舍,而是以黎民百姓、以国家社稷之利害得失论定,与时俱进,奏请宽剩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使农民尽力于农事,是值得肯定的。
  苏轼到达密州之后,闻知新党章惇主张河北、京东也要实行官榷食盐,立即写了《上文侍中论榷盐书》,建议朝廷对“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者,并与权免收税”。因为他了解到,密州沿海孤贫无业之民,多以贩盐为生,而这里的沿海皆产盐,要他们取而不煮、煮而不卖是不可能的。苏轼还建议免除密州百姓的夏税,减轻农民的负担和痛苦。
  登州濒临渤海、黄海,海岸线长且滩涂广阔,自古盛产海盐。早在春秋时代,管仲根据胶东丰富的海洋资源,实行“海王之国,谨正盐筴”的政策,即收征盐税借以富强。为了多产盐,他在沿海设立了许多煮盐专户(叫做灶户)。宋代推行官榷食盐,本来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抑制豪强。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是既未能给政府增加收入,又加重了人民负担。正如苏轼上奏的《乞罢登州榷盐状》所言,官榷食盐“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登州“斗(计)入海三百里,地瘠民贫,商贾不至,所在食盐,只是居民吃用,今来既榷入官,官卖价钱,比之灶户与百姓,三不及一,灶户失业,渐以逃亡,害其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今顿食贵盐,深山穷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贾不来,盐积不散,有入无出,所在官舍皆满,至于露积,若行配货,即与福建、江西之患无异,若不配货,即一二年间,举为粪土,坐弃官本,官吏被责,……其害三也。”当时推行的榷盐(即食盐专卖)政策,弊端丛生,使得民怨鼎沸。为了缓和登州等沿海一带的阶级矛盾,防止登、莱百姓“无以为生,大半去为‘盗贼’”,苏轼离开登州入朝后,立即向朝廷递上《乞罢登州榷盐状》,陈言榷盐之弊害,主张“先罢莱、登之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不久,登、莱两州百姓获准得到了不食官盐的优惠。历代承袭,直至清代。由于苏轼从国家长治久安着想,为民争得优惠,所以登州、莱州早些年几乎县县都有“苏公碑”,碑上刻的既不是造像也不是颂辞,而是《乞罢登州榷盐状》。即此可见,苏轼对黎民百姓之疾苦,忧心如焚,牵挂有加。他主张“以民为本,急民所急,想民所想,为民谋利”。这对为官者,是具有镜鉴、示范作用的。
  尽管苏轼连连上书为民请命,是因为担心旱蝗相继、租赋加重,会导致饥民“相率为盗”而威胁宋王朝的统治,但他敢于如实报告民情,并竭力设法减轻人民的苦难,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应予以肯定和赞扬的。
  其二,抗灾救民。苏轼面对密州严重的自然灾害,从未消极等待,而是积极组织密州各级官员同各县百姓奋力抗灾。当时灾情之重,正如苏轼在密州《祭常山祝文五首》中提到的那样:“比年以来,蝗旱相属,中民以上,举无岁蓄。量日计口,敛不待熟。秋田未终,引领新谷”,“旱蝗之为虐,三年于兹矣。东南至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汉。饥馑疾疫,靡有遗矣。”密州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沿海多风,沟渠不能储水,经常干旱成灾。“从来旱蝗必相资”,连年干旱,蝗灾自然严重。苏轼到任之后,忧心如焚,立即巡视各县,深入田间农舍,仔细了解灾情,组织吏民抗灾。“遗蝗入地应千尺,宿麦连云有几家”,就是寻访田夫野老后写成的诗句。为激励百姓捕蝗抗灾,他用补贴粮米的办法,动员灾民踊跃捕蝗灭灾,效果十分明显。苏轼号召百姓协力灭蝗的同时,率先垂范,多次与当时的密州通判赵成伯亲自参加捕蝗抗灾。他写下的《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一诗,就是对当时这一情景的真实写照。由于苏轼亲自带领州县官员下田捕蝗,加之百姓参加捕蝗还贴补粮米,因而密州灾区到处出现了争先恐后、群策群力捕蝗灭灾的热潮。
  苏轼时刻把密州灾民牵挂于心,反对“坐观不救”。他在想方设法鼓励农夫振作起来、奋力捕蝗灭灾的同时,还大力倡导人们用火烧(“秉畀炎火”)、泥埋(“荷锄散掘”)等多种办法消除蝗害。这从反映出苏轼作为一名地方官员高度的同情心和强烈的责任感。
  其三,除暴安良。苏轼对黎民百姓在政治态度上具有两重性:一面对黎民的反抗坚决予以镇压,反映了苏轼作为封建官吏无法超越自身的阶级局限;一面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百姓消灾纾难、减轻痛苦,表现了他对处于深重灾难之中的当地人民的深切同情。正如他在《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诗中所云:“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泪循城拾弃孩。”
  苏轼疾恶如仇,对仗势横行、肆意殃民者,决不姑息。据载,安抚司派遣几十名凶悍的衙役入密州境奉命“捕盗”,而这班衙役肆无忌惮,依势任意闯入民宅,栽赃诬陷,戕害人命。百姓纷纷找苏知州告发,苏轼表面不予受理。然而,待他暗中差人查清事实真相,便调遣人马迅速出击,一举抓获并严惩不贷。百姓恍然大悟,无不感拜于途。
  密州连年遭灾,百姓靠“剥啮草木”度日,许多人家不得不把嗷嗷待哺的儿女抛弃在城跟道旁。苏轼不但带头“洒泪循城拾弃孩”,还设法从官仓中拿出部分粮米专门用以收养弃儿。同时,他四处动员家中无儿无女者领养各地的弃孩。凡每养一弃儿者“月给六斗”粮米补贴。几年间,救活被遗弃的孩子达数千人。后来,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中说:“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十年之后,苏轼赴任登州路过密州时,那些当年被收养活下来的弃儿及其养父母闻知,纷纷前往苏大人住处感谢救命之恩。
  其四,关注农事。苏轼在密州对农事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时时把阴雨晴雪等自然现象同当地的农业生产联系起来。他或为久旱不雨、冬日无雪而忧心忡忡,或为甘霖普降、瑞雪盖地而欣喜万分。每遇天旱,苏轼总要按照当地风俗赴诸诚城南常山祷雨。熙宁八年(1075年)春,苏轼以“摩抚疮痍”为民祛旱之心赴常山祭山神。他的虔诚似乎感动了神灵,竟然祈雨立应:“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一场好雨自天而降,心系百姓的苏知州喜形于色。因为,随着旱情的解除,蝗灾则会减轻,丰收也就有望,这自然令苏轼兴奋不已。于是,苏轼欣然命笔,写下了《次韵章传道喜雨》一诗,抒发其与民忧乐的情怀。
  但是,苏轼深知:“今年好风雪,会见麦千堆”的良好愿望非治本之计,而祭神求雨也不过是地方官的例行公事,只有兴修水利才是祛旱灭蝗的根本措施。因此,苏轼知密州时,曾在诸城城南数里处发动当地百姓筑过十里长堤,以“壅淇水入城”,并计划在此修建大坝,既可蓄水以备天旱时灌溉农田,又可在连日淫雨之时阻挡“水至城下”。可惜,这一计划因苏轼调离密州而未能如愿。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苏轼再次来到密州,仍念念不忘他十年前的夙愿,便对时任密州知州的霍翔谈了自己当年的计划,建议霍翔以其所长在诸城城南筑石坝以截源出于常山的淇河,旱天可放所蓄之水以灌溉田地。苏轼还在《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诗中记载了此事。显然,苏轼早在900多年前就能够想到并提出“兴修水利,蓄水抗旱”的主张,是很有见地的。这反映了他对密州人民所爱之深与所谋之切,同样也体现了他关心和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
  苏轼关注农事,从他在密州留下的《雪后书北台壁二首》、《雪夜独宿柏仙庵》等诗作中都有体现。由于苏轼在不少诗词中咏及雨雪,总爱把自己伴随天气的变化的心情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下来,从而使我们结识了一位像老农那样,随时随地关注天气变化、关心农业生产的封建官吏中突出的代表人物。
  其五,习武备战。苏轼深怀忧民之心,更具报国之愿。自“澶渊之盟”以来,北宋王朝每年都要向辽和西夏等国纳币求和。这种妥协政策,助长了辽、夏等国的统治者侵扰中原的气焰,因而辽和西夏则成了北宋王朝的心腹之患。苏轼一贯反对向辽和西夏妥协,力主抗击辽和西夏的侵扰。
  苏轼知密州,始终不忘习射练武。密州州治诸城常山东南有一塌山,伸出一处蜿蜒15里的岗峦叫黄茅冈。这里黄草遍野,禽兽出没,在此冈附近还有一水名铁沟,都是围猎习射的好地方。苏轼时常带领密州士卒到黄茅冈、铁沟一带,与同官会猎习射。熙宁八年(1075年)七月,辽主胁迫北宋王朝统治者“割地以畀辽”,“凡东西失地七百里”。苏轼闻讯,心情十分沉重。是年冬,苏轼满怀爱国激情,写下了开抗战爱国词先河的著名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对这首词颇为重视。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首词之所以受到苏轼的高度重视,一方面因为这是他在词作革新上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标志着自己开创了“自成一家”的豪放词派,一方面也是因为这首词集中表达了他本人渴望驰骋疆场、抗敌报国的爱国主义情怀。此时年届不惑的苏轼,渴望宋神宗像当年派遣冯唐“持节云中”重新起用魏尚那样,给自己一个捍卫国家、杀敌立功的机会,其精神十分可嘉。此间,苏轼还写了《祭常山回小猎》一诗,也是抒发其爱国情怀的。他在诗的最后两句写道:“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借以表明他希望“圣朝”重用自己,甘愿为国效力、收复失地的雄心大志。苏轼才华超群,却不为朝廷器重。在这种处境中,他仍用诗词反映他关心国家边防的心情和竭诚为国分忧的愿望,充分说明苏轼不愧是一位以国家安危为重、富有强烈的爱国报国精神的人杰。
  苏轼担任密州军政长官,时刻不忘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深知,国家积贫积弱,边关连年吃紧,辽和西夏虎视眈眈,不可“马放南山,刀械入库”,掉以轻心。因此,苏轼十分重视强兵习武,表面上看是出猎习射,其实质却是加紧战备。他认为,若不利用“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国家就会危在旦夕。所以,苏轼在密州每年都利用农闲之时,组织兵民与同僚会猎郊外,“习射放鹰”,以备随时领命奔赴边陲抗击来犯之敌。
  苏轼知登州时,同样十分重视战备防务,以防来犯之敌突袭,时刻保卫国家安全。宋代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三面濒海,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虏中山川,隐约可见,顺风一帆,便至城下。宋王朝自建国以来,在登州“一向屯驻重兵,教习水战,早暮传烽,以通警急。每年四月选兵戍驰基岛,至八月方还,以备不虞。庆历初年,这里曾创制澄海、平海水军指挥,教习水军,以备北虏,为京东一路捍屏,虏知有防备,故未尝有警”。后来,本路安抚经常任意调派登州水军到外地屯驻,使其“无处学习水战,武艺惰废,有误缓急”。苏轼作为登州的军政长官,充分分析当地的战略地位,并根据当时的邻国情势和宋王朝安全的需要,提出应对措施,奏请“朝廷详酌,明降指挥,今后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挥兵士,并不得差往别州屯驻”。苏轼离登州返京即以《登州召还议水军状》,建议整顿登州水军,加强海防,以解除国家边患。从后来这儿不断出现的倭寇侵犯之事实,证明苏轼确有远见。
  其六,俭以养廉。苏轼从杭州移知密州,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蝶恋花·密州上元》一词中作了描述: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如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萧,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苏轼熙宁七年(1074年)十一月底抵密州到任,政务繁忙,又要安邦抚民,又要救灾放粮。不觉两月过去,熙宁八年(1075年)上元节(正月十五)来临。密州的上元之夜,彤云垂野,灯火萧条,闾巷冷清。苏轼回想起去年在杭州任职时的上元节,是那样的繁华热闹;而如今在这北方山城,是这般凄凉寂寞。尽管身处“寂寞山城”,苏轼没有因境遇的凄苦而影响自己履行职责,还是牵挂着当地的黎民百姓,进出社庙,祷祝神灵,祈禳丰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苏轼身为朝廷命官,一州之守,却与民同忧共苦,过着俭朴的生活。他在密州写下的《后杞菊赋》和《超然台记》中,记述了当时的清苦生活。苏轼本以为移守密州至少一饱肚腹是不成问题的,结果却是时常得剜野菜充饥。他在《后杞菊赋》小序云:“余仕官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俸,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指密州),意且一饱,而斋厨素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即通判,相当于副太守)刘君庭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苏轼所食之野菜,一为枸杞,一为野菊。他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果,冬则食根,常以杞菊代粮糗,足见当时生活之贫困。
  苏轼知密州时能以野菜果腹,与他少时食“三白”的锻炼恐怕是分不开的。他曾释“三白”曰:“余兄弟在寒窗苦读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人间有八珍也。‘三白’乃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耳!”苏轼年少时经受艰苦生活的磨炼,为其后来安于清贫的生活奠定了基础,而正是因为他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才会使其与民同甘共苦、为官清廉。
  尽管苏轼担任一州的最高军政长官,却不以权谋私,为一己打算。即使“日食杞菊”,也能“扪腹而笑”,乐观豁达,实在难能可贵。由于苏轼为官清正廉洁,才能“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揽草木以糊口”而“杯酒之不设”。他以廉洁秉公、不奢欲而超然处世,故能“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是清官的试金石。苏轼居官密州,清廉俭朴,不贪不虐。他“俭以养廉”的仕德节操,成为历代人们尊崇的楷模!
  其七,心系百姓。苏轼在密州为官不过两载,却为解除黎民百姓之疾苦而竭尽其力,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即使他离任后,也时时牵挂着密州百姓。熙宁九年(1076年)十一月,苏轼奉命调往河中任职(后改知徐州)。临行前,他写了《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一诗给即将来密州接任的孔周翰,倾吐自己的心声。苏轼首先披肝沥胆地对自己在密州任期内未能更好地解除百姓的苦难、密州生产变化不大做了诚恳的自责:“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继而深情地寄望新任知州孔周翰:“朱轮未及郊,清风已先驰。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把进一步解除密州黎民百姓苦难的重任托付给新任知州。这首诗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苏轼对密州父老的牵挂与深情。
  苏轼离开密州心情沉重,总是挂念着密州贫病交加的百姓,一路风雪,十分难行,行至潍州(州治在今潍坊市寒亭区),正值年除夕。路遇风雪,他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密州乃至整个京东地区的贫困百姓。次日早上雪停天晴,苏轼又走马西行。路上,他写的《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诗中写道:“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敧栋(到处都是倒塌破败的房屋和逃荒的贫户)。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春雪虽云晚,春麦犹可种。敢怨行役劳,助尔歌饭瓮。”尽管苏轼在旅途中艰辛备尝,但他毫无怨言(“敢怨行役劳”),还高兴地为密州百姓高歌丰收(“助尔歌饭瓮”)。
  苏轼在密州“二年饮泉水”,勤政廉政,一身正气,视密州似故乡,爱黎民如亲人,得到当地人民的敬重和爱戴,连“鱼鸟亦相亲”。熙宁九年年底,苏轼依依不舍地告别密州父老和令他眷恋的这方热土,赴任别处。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磨难和贬谪,重被朝廷起用,“复朝奉郎知登州”,路过密州已是10年之后。他再次来到自己多年梦魂萦回的密州,受到吏民百姓的热烈欢迎。苏轼感动不已,挥笔写下《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诗,不仅深情地回忆了告别密州父老时的感人情景,也记述了再次来到密州时人们迎接他的动人场面:“昔饮雩泉别常山,天寒岁在龙蛇间。山中儿童拍手笑,问我西去何时还。十年不赴竹马约,扁舟独与渔笠间。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当晨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颜。问今太守为谁欤?护羌充国鬓未斑。躬持牛酒劳行役,无复杞菊嘲寒悭。超然置酒寻旧迹,尚有诗赋镵坚顽。”
  苏轼知密州、登州以其忧国忧民、勤政廉明的作为与政绩,也以其超然乐观的精神风貌,受到历代人民的称颂和仰慕。为了纪念、弘扬苏轼在密州的业绩、人格和情操,密州人民在他任职期间修建并亲自题名的超然台上,建起了苏公祠并塑苏公像,供人们祭祀。据说,苏轼离登州不久,当地百姓也在蓬莱阁边为他建祠。至今,苏公祠仍屹立于蓬莱城北丹崖山巅,千百年来一直供人们瞻仰。
  苏轼知密州、登州及往返途中,既怀想亡妻,又思念胞弟;既广交新朋,又不忘老友,其思亲、交友之所作所为,感人肺腑,令人赞叹不已。
  (1)悼妻。正当苏轼步入人生的盛年,又开始走向仕途之时,他的元配夫人王弗过世了。这令他十分悲痛。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知密州,次年正月二十日,他因梦而写下了悼念亡妻的“心思之曲”——《江城子·十年生死》这首中国词史上第一首悼亡词(诗以悼亡,始自西晋的潘岳;而词以悼亡,则始自苏轼)。苏轼留下来的这首悼念爱妻王弗的词作,将悼亡引进词中,开拓了词的题材,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悲剧内涵和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他在这首词作中,把亡妻作为生者来怀想,让早已亡故的妻子依然活在词人的心间,是此词最主要的艺术感染力;亡妻绝不能复生,相聚绝不可能,满怀凄凉而无法诉说,又是此词最大的悲剧性。
  (2)忆弟。苏轼与其胞弟苏辙,手足情深非同一般。苏轼在杭州通判任满请求调往山东,便是以其弟当时在齐州(州治在今济南市)供职(任掌书记)为由。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赴密州途中写下了《泌园春·孤馆灯青》一词。他在这首初步显示了“东坡体”词风的词作中,不仅生动地再现了少年英俊的苏轼、苏辙兄弟二人于嘉佑初一同入京赶考时的熠熠风采,同时也展现他们博学能文、抱负不凡的虎虎生气。结果,苏轼、苏辙同科进士,名动京师。常言道:“每逢佳节倍思亲”。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与其弟已7年没见面。在这年中秋节的晚上,苏轼在密州超然台上饮酒赏月,由于政治上不得意,更加重了他对久别亲人的思念。于是,苏轼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对月抒怀兼怀胞弟子由的中秋词。此词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是一首久负盛名的浪漫主义杰作,全篇表现了作者当时的矛盾心情及其自我解脱的心理过程,层层转折而又奇想联翩,以潇洒的文笔描绘出了高旷的意境。苏轼此词非同凡响,前人胡仔评论:“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词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名句,为人们千百年来广为传诵;苏轼在词中表达出的超然乐观的人生态度,也使世人多有感悟。
  (3)交友。苏轼交游广泛,待人坦诚。在他结交的众多朋友中,既有官宦贤达,亦有僧侣乡民。苏轼不仅对新朋老友十分善待,对志同道合的朋友情谊也是倍加珍重,并常在其诗词文章中记之。这也是苏轼革新词风的重要内容与突出贡献之一。苏轼在山东创作的以歌咏交谊为题旨的诗词文赋,或叙相得之乐,或诉离别之苦,或为友人解忧释虑,或励友人进取立业,或向友人敞开心扉,倾吐衷曲。从他在密州时的作品中可知的友人有段释之、乔禹功、章传道、刘贡父、李公择、赵昶、文安国、李邦直、赵成伯、文与可、赵明叔、文彦博、刘庭式等三十余人,且多有唱和寄语之诗词文章。譬如苏词中送赵昶的《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送文安国的《满江红·天岂无情》、送章传道的《江城子·相从不觉》、送李公择的《阳关曲·济南春好》等。在《后杞菊赋》序言里,他记下了“日与通守刘庭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的感人场面。苏轼、刘庭式二人同为一州之正副长官,竟“揽草木以诳口”,同与百姓共度灾年,实在是令人敬佩。苏刘交往甚密,亲如手足,均为道德高尚之人。苏轼曾在《书刘庭式事》一文中,记载了其弟苏辙告之的齐州人刘庭式之事:“庭式通礼学究。未及弟时,议娶其乡人之女,既约而未纳币。庭式及弟,其女以疾,两目皆盲,女家躬耕,贫甚,不敢复言。或劝纳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许之矣。虽盲,岂负吾初心哉!’卒娶盲女,与之偕老。”苏轼撰文颂扬刘庭式,足见其奉行《论语》所言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德行。
  苏轼在登州时,因时间太短,与当地人交往少一些,但也有多位交情颇深的朋友,尤其对风雅有识之士他更是礼遇有加。或倾心切磋,或题诗赠画。譬如,客居登州的“书画收藏鉴赏者”史全叔,当他听说苏轼既是一位书画家,也是一位鉴赏家,便取出一幅吴道子的人物画请他鉴定。苏轼认为此画是稀世珍品,不仅提笔写下了《题吴道子画后》,还将其在登州蓬莱阁之宾曰楼所画且自认为“此来之绝”的《枯木竹石图》,连同亲手所书的《登州海市》诗皆赠予史全叔。此事在《晚香堂苏帖》载曰:“道子画圣也。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远近成风者耶。东坡居士告史全叔。”登州人请求赋诗题字,苏轼从不拿架婉拒。如当时熙宁年间知登州的故太守之子大方“求诗于轼”,苏轼便“为赋一首”《遗直坊并叙》。即使苏轼在往返途中,也会应人所求题字题诗。相传,他曾过崂山之北麓并夜宿宋初从四川眉山迁来的苏姓人家的村庄“苏家庵子”(今叫崖下村),题写了楷书“东坡仁里”四个大字;也曾在过莱州时到宗室洋川公家(即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房),为洋川公画册笺并跋且题诗二首;还曾在见到已故至交好友、诗词书画家文与可的水墨画后,写下《书文与可墨竹并叙》。苏轼在山东,广泛结交新朋,也时时不忘旧友,从不嫌贫爱富、喜新厌旧,足以显示其人格情操之高尚。
  苏轼对其下属,还能知错即改。据《山谷外集诗注》卷七《卫南》史容注:“尝闻东坡知登州,有一主簿白事不已,公颇倦,漫云:‘晚可见过’。主簿不测其意,至晚独入,公强出见之,因阅杜诗,问云:‘江湖多白鸟,天地足青蝇。白鸟,欧鹭之属耶?’主簿曰:‘白鸟乃蚊蚋,以况赃吏,江湖之间距朝廷远,天地之间,君子少而小人多’。公即改观厚待之。”从这则故事中,也可看出苏轼之人品、德性。


  苏轼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型的士人,精明干练,集学识渊博、才干出众、抱负远大、见解独特于一身;同时,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士人,学养深厚,思想敏锐。然而,苏轼更以其文章雄浑隽永、诗词豪放多情而闻名中外,是一位乐观超然的文学大家和一代文坛领袖。
  苏轼知密州、登州,是其一生中思想发展、文学创作极为重要的时期。山东的社会现实、生活环境,与其以往的阅历碰撞、融合,使他不断深入地思索人生的真谛,形成了他超然物外的处世哲学。山东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粗犷淳厚的民情风俗,与其过去的知识衔接、交汇,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题材,开创了他那豪放高旷的诗词文风。山东秀丽的山川、名人古迹,影响了苏轼的创作思想,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也充实了他的创作内容。苏轼在山东,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大量作品,同时也留下了众多的遗迹。
  从《苏轼诗集》、《苏轼文集》、《东坡乐府笺》和《全宋词》及有关资料来看,苏轼知密、登二州期间及往返途中的作品,诗文居多,大约有200首(篇);词作较少,不过20余首。笔者在此仅就苏轼留下的主要作品与遗迹略加述评。
  苏轼先后两次莅临位于山东半岛南部的密州,一次是知密州,一次是知登州途经密州做短暂逗留。宋代之密州,辖诸城、安丘、高密、莒县、胶西五县(区域相当于今日潍坊市的诸城市,安丘市、高密市,日照市的东港区、五莲县、莒县,临沂市的莒南县,青岛市的胶州市、胶南市等县、市、区)。那时候,这里山青水秀,气候宜人。潍河两岸,地势平坦,草木繁茂;东南沿海,舟楫便利,盐业发达;西南丘陵,群山连绵,泉流遍布。据载,密州人之祖先,属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和颛顼帝的后裔——诸夏族,是由西而东迁徒至此定居的。自古以来,密州地灵物阜,文化灿烂,贤达辈出。历代帝王将相、才子高士的遗迹,比比皆是。这里是古代贤君虞舜的出生地,也是孔子佳婿、七十二贤之一公治长和经学集大成者郑玄的故乡。
  苏轼在密州,喜效司马迁、李白等,于公务闲暇之余,流连于山麓、清野之间,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行踪遍及密州各县,游览时兴致高了时常发感慨。他所到过的常山、卢山、九仙山、潍水、铁沟和超然台、琅琊台等处,多留有佳作、遗迹。
  常山位于诸城南10公里处。早先,常山以其山形如猛虎在卧,名卧虎山;后因密州地近海滨多风,所以沟渎不留,常常苦旱,百姓祷雨于兹山,从来无不应,百姓认为这座山值得信任,是有“常德”,所以将其称为“常山”。常山,虽不甚高大,当地人却视为神山。据说,宋代以前,常山古树参天,时有野兽出没。此山除常山寺、广丽亭外,还筑有道士庙、姑子庵,终年香火很盛。苏轼知密州时,常山是其经常涉足之处。他曾多次按照密州风俗,亲率州、县官员赴常山祈雨,留下了“祭常山文”达六篇之多。据载:“熙宁八年春夏旱,轼再祈焉,皆应如响,乃新其庙。熙宁九年七月某日,诏封常山神为‘润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轼谨以情酌少劳之奠,昭告于侯之庙(即新修之常山寺)。”后来,常山寺毁于战火,现仅存遗址。苏轼曾登常山绝顶,写下了《登常山绝顶广丽亭》一诗,描绘密州一带的地理形势和壮丽景象,抒发其登上绝顶后的逸思遐想。古时,常山远离中原,鲜为人知。后来,由于苏轼有不少有关常山的诗文流传于朝野,加之他还在其《超然台记》中写下“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之句,诸城常山渐有名气,成为后人常去游览的地方。
  苏轼与常山最为密切的当推他亲自命名的“雩泉”。据载,苏轼知密州时,适逢大旱,亲临常山于古泉祈雨得验,故名此泉为“雩泉”(古代祈雨曰“雩”)。“此泉之水,清凉滑甘,冬夏若一”。苏轼为保护此泉,“乃斫石为井”,并于熙宁八年(1075年)在常山北麓建“雩泉亭”。苏轼每次到常山,都要到雩泉,还为雩泉作《密州常山雩泉记》,记中有吁嗟诗六章,旨在“以遗东武之民,使歌以神而勉吏”。他在调离密州临行前,还曾怀着眷恋之情,别游常山,驻足雩泉,写下了《留别雩泉》诗,借以抒发他对密州一草一木的衷情。元丰八年,苏轼赴登州路过密州时,又留下了《再过常山和昔年留别诗》,再次抒发对密州的一往情深。雩泉亭迭经沧桑今已无存,然雩泉尚在,其底呈方形凿痕宛在,现为姑子庵村村民所用。
  常山西南有马耳山,“在县(诸城)西南六十里”。苏轼在其诗文中数次提及此山。《水经注》云:“马耳山,山高百丈,上有二石并举,望齐马耳,故世取名焉。”据载:“(诸城)县境山以百计,而马耳居风脉之脊;南北诸山及络之不属焉者无几也。以是标准之可晰也。水以数十计。自马耳以南皆南流,以达于海;经北皆北流水,流于潍,以是界划可晰也。”世传马耳山中隐藏着行云播雨之龙,故山顶有云绕乃下雨之兆。至今,民间有“马耳山戴帽,大雨即来到”之谚语。此山之前有洞,名“仙人洞”,“洞在山腰,深莫测,云出其中。”洞南有隐龙寺,隐龙寺东南有石龙寺。今二寺均圯。仙人洞附近龙王泉,“泉泻瀑布流里许”,蔚为壮观。相传苏轼当年曾到马耳山探幽揽胜,认为此山乃君子隐居之佳处。他特别喜爱龙王泉瀑布,并留有题刻。但一直未见留下记载,不知何故。
  卢山,位于诸城东南13公里,“为县主山”。《汉地理志》载之曰“故山”,后来山以卢敖而得名“卢山”。这里山势陡峭,怪石嶙峋,苍秀涵然,古迹遍布,尤以卢敖遗迹见多。“前阿有休粮洞,洞之左有圣灯岩,西巅有石名‘饮酒台’”。古代游人登卢山,多爱先至休粮洞。据载:秦博士卢敖经常与众儒一起抨击秦暴政,惹得秦始皇“焚书坑儒”。卢敖只身逃入琅琊之故山中,以休粮洞为宅隐居,后客逝于洞中,休粮洞遂改名为卢山洞。此石洞南向,洞高约2米,似一间房屋大小。今洞口上方刻有宋宣和三年(1121年)赵同宾题写的“卢山洞”三个大字,洞中有宋人刻词多处,中央置卢敖像。卢山西峰之巅有一方形平坦巨石,相传为当年卢敖饮酒处,故名“饮酒台”。现台中虽有一裂缝,尚完好。据载,立于饮酒台上可观“山市”。明代高士李澄中《艮斋笔记》中曾记云:“土人数辈尝于卢山饮酒台见‘山市’,恍惚中有山村竹树篱落,又一饮酒台相对,不知其孰真假也。……昔苏轼知密州时未祷于神渊而一见也。”饮酒台下西南向之半坳处,有一排石峰如笋,挺拔直立,高约20米,远望如排列成行的灯台,名“圣灯岩”。卢山山前,曾有兴国寺、卢山寺等寺院和塔林,现已荡然无存;其山后尚有蘑菇石等名胜,保留至今。古代仁人志士十分推崇卢山。苏轼知密州期间,为寻访卢敖遗迹,曾几游卢山,感慨万千,流连忘返。他在《卢山五咏》中,有4首诗分别以卢山的“卢敖洞”、“饮酒台”、“圣灯岩”和圣灯岩下的“三泉”为题,抒发感想。
  苏轼《卢山五咏》之五《障日峰》中所言之“障日峰”,位于诸城东南25公里处,海拔470米。相传此处本无山,二郎神赶群山西行,有一山见诸城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便停下不走了,气得二郎神狠狠地抽了3鞭,至今留下了3道沟壑。当地人因此山东面上午(10点以前)终年不见日光,故名为“障日山”,亦称“障日岭”、“奕山”。《水经注》云:密水有二源,西源于奕山,亦名障日山。因苏轼游障日山,见“其状类峨眉”勾起了这位“蜀客思归之兴也”,便情不自禁地吟出“长安自不远,蜀客苦思归。莫名叫障日,唤作小峨眉”这首题为《障日峰》的诗。随后人们又称,“障日山”为“障日峰”或“小峨眉山”。他在《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中,曾有“东望峨眉小,卢山翠作堆”的诗句。苏轼离开诸城10年后经过诸城,在《次韵徐积》一诗中写道“海人入梦方东去,风雨留人得暂陪,若说峨眉眼前是,何处故乡不堪回”,以抒发他对障日峰的眷恋之情。卢山与障日山相距12公里,苏轼在其诗中将障日山作“为卢山之一峰矣,其实不相属也”。苏轼游卢山,除留有《卢山五咏》等诗之外,还曾写过一首《游卢山·次韵章传道》。据说,正是由于苏轼在其《超然台记》提及“……其东(诸城城东)则卢山,秦人卢敖所从循也”,并留下了他游卢山时所写的诗作,所以历代慕名游卢山者日众。
  苏轼在密州所作的诗词中,还多次提到九仙山。他在熙宁九年所写《登常山绝顶广丽亭》诗中曾将九仙山与齐国之穆陵关、秦皇之琅琊台、虞舜之“诸冯”相为媲美。
  九仙山,位于五莲县城东南16公里处(在诸城西南44公里),东与五莲山毗连。此山群峰环立,高耸摩空,奇石突兀,形态各异。主峰海拔697米。山名之由来,据《山东通志》载:汉明帝时,有九老日饮酒万寿峰下,一日同化去,人称为仙,故名“九仙山”;又相传,某氏兄弟九人于此山误餐异人之食,同仙而去,遂称九仙山。苏轼在密州,喜闻九仙山之传说,多次以游九仙山为乐。他盛赞九仙山为人间胜地,曾以“九仙今已压京东”(宋代山东属京东东路)之句赞誉之,并在诗序云:“(九仙山)奇秀不减雁荡”。苏轼在九仙山留有亲书题刻。题刻位于九仙山东南麓(今于家楼子村西)一拔地而起的巨大花岗石石崖东侧,凿有石级可登。苏轼题刻距地有8米高处,竖排阴刻“白鹤楼”三个大字,字径50厘米,字迹苍劲有力;左方有跋一行,刻有“熙宁九年九月轼”。据说苏轼之所以题“白鹤楼”,不只是因为岩、楼东西相望,遥相呼应让白鹤有休栖之所;还在于化用唐朝诗人崔灏《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还,白云千载空悠悠”句中黄鹤楼的典故,借以抒发即将离开密州的惜别之情。
  苏轼钟爱九仙山,不仅是相传此山有孙膑之读书处与磨剑石等遗迹和战国时期的牌孤城遗址,还在于此山之中有名为“万寿”、“望海”、“梳洗”、“狮象”的奇峰和名为“凤凰”、“桃林”、“水帘”的名洞。九仙山中的潭、瀑,闻名遐迩。以白龙潭(又称“霜潭”)最具有特色。潭在九仙山西北麓,源自九仙山积霜谷之灏水。灏水自东向西,然后急转北去,在悬崖峭壁间跳跃奔腾,从白龙潭南面的龙宫口(龙门)涌出一股激流,形成宽约1米,高约13米的龙潭飞瀑(亦称龙门飞瀑)。飞瀑如白练悬空,飞泻而下直落潭中,浪花四处飞溅,水沫旋转不息,似白龙翻滚腾跃,极为壮观。潭水通过一个宽约1米的石洞注入黑龙潭(又称“墨潭”)。白龙潭状如井,故又称“上天井”,直径约30米,四面峭壁如削,最上面至潭水面高达百余米(其下一潭,水深似墨,即是“天下井”——黑龙潭)。相传白龙潭内的龙王能呼风唤雨,主人间晴阴雨旱,当地人每遇亢旱不雨时,便到此祈求龙王降雨,而每逢龙王行雨时,就有两个来自普陀山“海天佛目”的和尚,盘坐于飞溅的水花上,敲着木鱼泰然自若地诵经。白龙潭水质优良,据说周围村庄长寿老人多,与常饮此水有关。
  九仙山与五莲山隔壑相望。据载:“五莲山在九仙山东5里,本名五朵,九仙之别峰也。明神宗敕建光明寺,赐名五莲,始自为一山。”五莲山因山中之天竺、莲花、望海、大悲、挂月等五座峻峰矗立,常有云雾缭绕其间,宛如五朵盛开的出水芙蓉,故名五朵山。其主峰为天竺峰,又名天柱峰,海拔516米,尊居五峰之首。天竺峰东侧有一长达百米之石洞,缘此洞而上可达山顶。相传占时有一仙人织女,欲登天竺峰采桑养蚕,正愁山峭路险,忽见天开石裂,眼前突现一洞,仙女遂缘洞攀至峰顶,从此便称石洞为“织女洞”。峰顶的石台前有一池,形如木船,清水涟涟。今人游五莲山,见“苍壁插空,云岚出没,缭青绕白,出泉如龙渊,引松若凤鸣”,真如苏公所言:“奇秀不减雁荡”。
  潍河,又称“潍水”,是密州境内最大的河流。《水经注·潍水》云:“潍水出于琅琊箕县潍山”。千百年来,潍河灌溉田地,造福百姓。《孟子·离娄下》载:“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相传圣明的贤君虞舜的出生地——诸冯,坐落在诸城城北7公里外的潍河之滨,村中建有舜王庙,内塑舜帝像,终年供奉,香火不断。诸城之名,则以虞舜出生之地诸冯村而得。《诸城县志》载:“县人物以舜为冠,古迹以诸冯为首。”苏轼在《登常山绝顶广丽亭》诗中有:“相将呼虞舜,遂欲归蓬莱”之句。舜王庙,历代均整修过,“文革”期间被毁。当年,淮阴侯韩信曾夹潍水布阵击杀楚将龙且,大败20万楚军,至今在诸城城北25公里的古县村东之潍河上游处,留有“韩信坝”故址;坝之下游10公里处潍河两岸,有龙且冢,传说龙且葬于此。苏轼常登诸城城上之超然台,俯视滚滚潍河水,发思古之幽情。他在《超然台记》文中写道:“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苏轼十分喜游潍水,曾建“快哉亭”于潍水上,其弟苏辙闻悉,还寄题过密州快哉亭诗。可惜现在亭子已不见了。
  苏轼还多次到过黄茅冈附近的铁沟(当地人亦称“铁水”)。据载:“铁沟水,源出烽火山,流经诸城县东北十五里入潍水。”他刚到诸城不多日曾患病,在病见好转时便到铁沟巡行,写下了《铁沟行赠乔太博》诗,反映自己初到密州时的忧郁。后来,苏轼又去铁沟,留有《和梅户曹会猎铁沟》诗。
  苏轼在密州与超然台关系非同寻常,这与他知密州期间形成的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处世思想是分不开的。超然台本系元魏时所筑,坐落于诸城北城上(今诸城酒厂处),俗称“北台”。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知密州时,“台已陈旧失修颓败不堪。”次年,苏轼鸠工“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经过“稍葺而新之”,复加栋宇成为宋代之阁楼式建筑。整修后的超然台,“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暖”,为苏轼在密州时主要的登临会友之所。苏轼特意请“适在济南”的胞弟苏辙为台命名,苏辙以老子“虽有荣名,燕处超然”之意,名其台为“超然台”,并作《超然台赋》赠之。葺超然台的同时,苏轼还于台附近“治其园圃”,亲自动手种菜、养鱼。
  超然台,深为苏轼所喜爱。他“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每当南望马耳、常山,东眺障日、卢山,极目西南的穆陵关,俯视奔流北去的潍河水,苏轼都会发出怀古之幽情。以至于“雨雪之朝,风月之夕”,苏轼“未尝不往,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在超然台上与宾客聚会,吟诗填词,唱和应答,真可谓“乐哉游乎”!苏轼在密州感到“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亦安予之拙也”。此时的苏轼,从超然台上所感受的乐趣中深深体会到“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因此,他认为一个人不要经常“游于物之内”(即不要沉溺于物欲之中)而不能自拔,而应持“游于物之外”(即超然物欲之外)之态度,那就会感到“凡物皆有可观,苟者可观,皆有可乐”,就会达到善恶福祸不芥于心、无往而不乐的境界。正因为苏轼能从切身的事物中超脱出来,客观冷静地对待自身的遭遇,做到心平气和,随遇而安,所以即使处于屡遭打击、穷困潦倒、令人不堪忍受的逆境中,他也能安之若素,不改其乐,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通过能动的选择来把握自己的命运,以超然物外之精神状态,多途径地实现其自身的价值。苏轼为此写下了名篇佳作《超然台记》。
  当年,苏轼登超然台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为人们展现了密州迷人的景色。他于细雨蒙蒙的春朝,写下了《望江南·春未老》词,绘出了一幅诸城暮春美景图;又于凉风习习的秋夕,留下了《江城子·前瞻马耳九仙山》勾勒出一帧密州晚秋风景画。苏轼于丙辰(熙宁九年)中秋在超然台上饮酒赏月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这首中秋词是一首久负盛名的浪漫主义杰作,在苏轼词中代表一种奇逸高旷的风格,它与其另一首别开生面的现实主义豪放词《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奠定了苏轼在中国词史上始开新风的地位。苏轼还在其一首寄子由的《画堂春·柳花飞处麦摇波》词中,以“平野水云溶漾,小楼风日晴和。济南何在暮云多,归去奈愁何!”的词句,写出了他在超然台楼阁之上远眺齐州,倍加思念胞弟的心情。元丰八年(1085年)10月,苏轼再次来到密州,又留下了《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涛。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苏公,在超然台上立了苏轼《超然台记》和苏辙《超然台赋》等石刻。超然台,虽已毁于战火,但“超然”精神却传留至今。
  苏轼时常登临超然台放歌抒怀,还曾到过琅琊台寻幽访古。
  琅琊台,位于今胶南市之城南26公里处,依山傍水环海而筑,山台合而为一,南坡稍缓、北坡陡峭,远望颇似一头昂首雄狮,冠领琅琊诸峰俯瞰大海,吞云吐雾,气势恢宏。此台海拔183.4米,“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台顶)方二百步余”。早于秦万里长城460余年的齐长城,便是至此台入海。据《史记·泰山郡记》载:“泰山西北有长城,经泰山千余里,至琅琊台入海”。翻阅史料可见,历代帝王、名士对琅琊台十分看重。据《越绝书》、《吴越春秋》载: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国后为霸领诸侯,“跨江涉淮”,由会稽徙都琅琊,“从琅琊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并于台上会秦晋齐楚四国君主。自勾践起“凡八君都琅琊二二四年,皆称霸”。《诸城县志》载:越王勾践于琅琊台东顶筑望越楼,以望会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3次东巡,均至琅琊台。《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公元前219)年,始皇东巡……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此间,秦始皇曾命人削平旧台,重建新琅琊台,不仅于台上“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并建有“四时主祠”以行祭祀。随后,秦二世、汉武帝等历代帝王屡登琅琊台,文人墨客亦多游览。苏轼曾登临琅琊台,撰《书琅琊篆后》文,慨叹秦刻石“绝人者文字之工”。今秦始皇刻石已毁,秦二世刻石尚在,为现存秦石刻小篆字数最多者,传为李斯所书。
  此外,值得提及的是,苏轼知密州时,还在署北正中筑有“盖公堂”,纪念汉初黄老门徒盖公。堂中,有苏轼命画工摹写的陆探微名画,画中猛狮“奋髯吐舌”盘踞壁上,并留有苏轼所撰写的《盖公堂照壁画赞》和《盖公堂记》。苏轼崇尚盖公“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思想,主张为政应顺应自然,“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
  苏轼知登州,到任五日便诏命还朝离开此地,停留不足一月时间。他在处理军政要务之外,常在公务闲暇之时,寻访古迹,探奇揽胜。宋代的登州,辖蓬莱、文登、黄县、牟平四县(区域相当于今日烟台市的福山区、莱山区、牟平区、蓬莱市、长岛县、龙口市、栖霞市、威海市的环翠区、荣城市、文登市、乳山市等县、市、区),治所在蓬莱。据载,蓬莱乃“汉武帝于此望海中蓬莱,因筑城而名”。
  蓬莱位于山东半岛的最北端,北濒渤、黄二海,与今日的长岛县隔海相望,自古被称为“山海名邦”。境内地势南高北低,呈簸掌形,山峦起伏,水源丰富,海中岛屿众多,星罗棋布。这里素以山光海色秀美壮丽著称于世,尤以蓬莱阁、海市蜃楼闻名遐迩。
  苏轼久闻蓬莱城北的蓬莱阁和登州海市为当地奇观,十分向往,不仅多次登览,还留下许多优美的诗文和传说。蓬莱阁坐落在城北1公里许的丹崖山顶。据载,此阁始建于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年)。当时的郡守朱处约,见这里山势雄伟,景色幽美,便建阁其上,以供游览。山顶殿阁凌空,云烟缭绕,而山下则临大海。主阁楼高15米,坐北朝南,阁之四周环以精巧明廊,游人漫步长廊,南可望烟雨万家,北瞰碧海苍茫,时或一阵海雾飘来,轻纱般云雾环绕,殿阁在雾霭中时隐时现,令人产生一种腾云驾雾、超凡出世的感觉。立于主阁,俯视山阴呈褚色直插水中,成倒悬之绝壁,成千上万年的“惊涛拍岸”,终将乱石穿空,有洞10余个,以“半仙洞”、“狮子洞”最为有名,“有人秉烛入洞数里,卒莫能穷”。崖下曾有泉,名“冷然泉”,古称“浪井”,距海不过数尺,却水味甘冽,实属罕见。
  蓬莱主阁左右,坐南朝北一字排开的建筑,与苏轼有关的有卧碑亭、苏公祠、宾日楼。卧碑亭里有长方形刻石横卧在地上,即有名的卧碑。碑的背面刻有苏轼手书的《登州海市》诗,正面刻的是苏轼手书的《题吴道子画后》。两件手迹都是横幅。《海市诗》是楷书,《题吴道子画后》是行草(前大半是行书,年款之后是草书)。苏轼是大文豪、大画家、大书法家,一碑留三体,十分难得。苏公祠正中悬有苏轼石刻画像拓本,还嵌有清代书法家翁方纲临写的《海市诗》刻石。宾日楼,为两层八角亭,楼上是看日出的好地方。苏轼曾有言:“宾出日于丽谯,山川炳焕”。《东坡志林》中曾提及他曾在“宾日楼”上作画,成“枯木竹石图”,苏轼自认为是“此来之绝”。苏轼身居人间仙境,时常登蓬莱高阁,远眺辽阔大海,“海如镜面,与天相际”,极目“海舟自有如黑豆数点”,飘然来自天际,“不一炊久,已至阁下”。他观赏慨叹之余,挥笔写下《登蓬莱阁记》。
  苏轼期盼能亲眼目睹登州海市。于是,他时常到当地人提及常出现海市的地方去观望,以了却他多年的心愿。登州海市,自古以来久负盛名,最早见之于晋人伏琛的《三齐略记》所载:“海上蜃气,时结楼台,名海市。”后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又说:“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气所为,疑不然也。”沈括生疑是有道理的。其实,海市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光线通过密度不同的气层,便会发生折射或全反射,形成海市。登州常见的是折射现象,这种现象发生时会在长山诸岛的上半部中现一条无形的水平线,线上的岛形依旧,线下的岛影便连接起来,两岛之间也会沿着水平线架起一道长桥。古人曾形容:“遍观诸岛,咸非故形……时分时合,乍隐乍现,真有画工之所不能穷其巧者”。而少见的是全反射现象,这种现象发生时在长山诸岛之上便真真切切地出现倒影,像在镜子里映照出来的一样。
  没想到十月中旬,苏轼于偶然之中使多年之心愿得以满足,有幸目睹多在春夏才出现的登州海市。为此,苏轼即书“登州海市诗并引”,以纪胜。此时,他虽以“海市”为题,全诗中却充满诗人饱经忧患后的身世之感。
  苏轼曾数次游览蓬莱城西北3里许的田横山,尤其是对其山阴下滩头之卵石情有独钟。田横山俗名“老北山”,因山后多卵石,又称“珠玑岩”或“登州岬”,是渤、黄二海的分界处。相传秦朝末年,田横与其兄田儋一同起兵反秦,东逃之时,曾在老北山上扎寨休兵,故名“田横山”,又名“田横寨”。田横山与丹崖山相接,山之西、北两面,悬崖陡峭,拔海千仞,半浸海中,形势险要。田横山山阴,因受浪涛淘洗,碎破裂穿,形成一片嶙峋奇石,形态各异,悦人眼目。其滩头,卵石累累,珠光宝气,深为苏轼喜爱。《齐乘》卷五云:“(蓬莱)阁下碎石为海浪淘激,岁久圆滑,土人谓之弹子涡,黑白者可以奕。”据旧修《蓬莱县志》载,苏轼离开蓬莱之后,曾与诗记之。他写道:“蓬莱阁下,石壁千仞,为海浪所战,时有碎裂,淘洒岁久,皆圆熟可爱,土人谓之弹子涡也。取数百枚以养石菖蒲,且作诗遗垂慈堂老人。”这首诗是苏轼将所得蓬莱卵石赠送给他的好友、僧人了性时所作。诗中既描写了山风海涛,又阐明卵石成因,还指出置卵石座旁观赏可给人以无限趣味。苏公祠内有此诗残石,行书,不类苏字。蓬莱,与今长岛县隔海相望。长岛县由32个岛屿组成,位于渤海海峡中的黄、渤海交汇处,如同一串珍珠镶嵌在海中。长岛历称庙岛群岛,又称长山列岛。岛上山峦叠嶂,绿树葱郁,海滩遍布珠玑宝石。苏轼曾写下《北海十二石记》,赞誉长岛球石“五彩斑斓,秀色粲然”,置于盘、钵水中观赏,颇具天然情趣。
  苏轼在讴歌山海风光之外,还未忘给登州特产海珍——鲍鱼写了一首乐府长歌《鳆鱼行》,读来妙趣横生。鳆鱼,即鲍鱼,状如蛤,偏著石。壳可入药,即石决明。苏轼在此诗中,文思如潮,从王莽、曹操爱吃鲍鱼说起,竟一气举出近10个典故说明鲍鱼的名贵,还指出“蓬莱阁下砣矶岛”是鲍鱼的产地,并说明捕获的季节及铲取的方法。苏轼在此诗的最后写道,他此行收集到鲍鱼一斛,但绝不送呈权贵,而是要分赠朋友食用,并且用壳入药以求明目。
  苏轼知密州、登州赴任之往返途中,也曾留下了一些诗词文赋与题刻。他第一次来山东返程途经今距济南市区15公里处的“龙洞”留有题刻;又在济南市历城区,写下了《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韵二首》诗;还在今章丘市龙山镇,填写了词作《阳关曲·济南春好》等。他第二次返程经今日莱州市,写下了《过莱州雪后望三山》、《望东海》等诗作。
  苏轼留下的记游之诗文,不仅说古论今,还将抒怀咏志杂于其间,并把古迹胜景、风土人情、沿途的内心感受以及鉴赏评价融为一体,充分显露出他知识广博,才华横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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