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钱文忠解读《三字经》”中，讲到“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时，理所当然地要涉及商纣王。我在讲的时候，几次明确叙述了商纣王的暴虐和荒淫，举了大家都知道的炮烙之刑和活剖比干为例子；同时，也提出历史的复杂的，暴君并不一定，而且往往不是窝囊废，不然不会有司马迁在《史记》里的那一段话：“帝纣------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我也谈到‘这个帝王-----也做了一点事情，从比较长的历史阶段来看，还是有利的”。这些话明白地就以白纸黑字印在《钱文忠解读〈三字经〉》（上册）的第230-232页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翻翻。这些哪里称得上是什么“新观点”呢？对历史学有点基本知识的人都知道，类似的意见早就有人谈过了。

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居然又成了“热点”。一时间什么学术浮躁、话语霸权的帽子满天飞，居然还有人替我讲类似“学术精英就要垄断话语权”的话。造个靶子自己打着玩，这样的批评算什么呢？

大概十多天前，正好我在和学生谈话上课，有一位自称是成都某家报纸的记者的人，打来电话，说是要采访关于商纣王的问题。我告诉他无法谈话，就请他晚点再打来，后来也并没有接到此人的电话。我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听清楚记下来。很快就在这家报纸有文章发出来了。“热点”的源头就在那里。

后续文章很多，我也没有怎么看过。近来拜读，才知道几乎都是以网络为依据，没有去看看早就出版的我的书。好象他们所批评“商纣王”和我写的并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把一些不知道哪里来的意见归到我头上就是了。

这样的批评在某些媒体上很流行。好象连“翻翻书”这样的起码要求对它们都是太高了。于是，我就更无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