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世间再无梅贻琦
(2022-05-30 19: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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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梅贻琦清华校长纪念 |
六十年前的今天，即1962年5月19日上午10时50分，“两岸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先生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祭文用“天之将丧斯文”来追悼他，教育界以“原子开新运，士林哭大师”来怀念他。梅校长去世后，被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中国教育界一代名宿，连同一个伟大的灵魂，就此长眠于地下。今天，我们凭吊哀思，不由得想起老校长的一生，想起那些铭记于心的点点滴滴。
梅贻琦校长于1932年在清华演讲
梅贻琦生于天津，毕业于南开中学的前身——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后考取庚子赔款游美生，赴美国东部麻省的吴士脱工科大学就读电机工程系，1914年夏毕业，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这年暑期，梅贻琦作别留美的同学好友，乘船归国。1915年秋，受清华校长周诒春之邀，来到北京清华园出任教物理教员，这便是梅贻琦与清华师生的真正结缘。
大家知道，清华大学的前身是1911年在北京郊外清华园内创办的清华学堂，继之是清华学校，再继之是1928年北伐之后挂牌的国立清华大学，直到1931年底，梅贻琦才继任清华大学校长。
自清华学堂到梅贻琦任大学校长的20年间，国家动荡，清华不安，校名三更，校长十易，也就是说，清华二十年更换了十个校长。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以学生为主导的驱赶校长风潮逐渐兴起并越演越烈。许多年后，一个叫罗隆基的清华毕业生曾对外自豪地宣称，当年最大的丰功伟绩,就是“九年清华，三赶校长”，以示同学少年多不贱，个个都是叱咤风云、创造历史与改变历史的风云人物。
我对此粗略统计一下，二十年内，清华校长主校最久者为周诒春，任期四年五个月；较短者为温应星，也就是在台湾当过国军联勤总司令温哈熊的父亲，此人毕业于西点军校炮兵科，归国后官拜中将，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派他到清华当校长的，可谓是武人主校的开始。温应星和后来的吴南轩，任期皆未过两个月就退出舞台；短者为乔万选，这是军阀阎锡山派的一个小军阀，刚进校门即被学生赶出，任期约为一分钟；最短者为罗忠诒，未出家门即被拒，任期约等于零或负数。而在校长被驱逐之后的许多个时期，清华处于群龙无首状态，一切事务得益于多年形成的惯性或校务委员会出面维持。
1931年，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几个月，吴南轩校长被师生赶走，由地质学家翁文灏出任代理校长。“九一八事变”之后，翁文灏撂了挑子，清华又处于群龙无首状态。就在这个国家和民族以及学校最艰危的时候，当时正在美国担任留学生监督的梅贻琦奉召回国，出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的时候，已在清华任教16个年头，他从一个普通的物理教员，升至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长、清华大学驻美国留学生监督，直到这个时候才坐上校长的位子。哪么，到底是谁在背后使气运力，把他推上这位子上去的呢？清华校史研究者黄延复、钟透斌在《一个时代的斯文》中说：“过去有一种传说，说梅出任清华校长，也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由此还‘派出’许多‘演义’性的情节。其实这都是不确的。尽管蒋介石确曾亲自干预过清华事务，也亲自指派过清华校长（罗家伦、吴南轩，以及担任‘临时校长’的翁文灏），但梅出任清华校长却与蒋介石无干。当时梅贻琦还是个‘小人物’，在蒋介石那里根本挂不上号。引荐梅出任清华校长的，确有一个‘中枢人物’，那就是在1931年下半年接替蒋介石出任教育部长的前中法大学校长李书华。”
据我查考的资料，黄、钟二位先生所言大体不差。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学潮汹涌，清华学生会借机向教育部及最高当局发难，多次发表声明，宣称清华校长人选标准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能发展清华；（5）声望素着。在学生胁迫与清华校内外声势压力下，南京政府鉴于国破家亡的危急形势，不敢轻易往清华奉派校长，以避免引起更大动荡与风潮。经反复物色权衡，终于把目标投向了远在大洋彼岸、悄无声息、蛰伏隐忍的梅贻琦。在得到梅的同意后，教育部署理部长李书华果断颁布了训令。——藉此机遇，孤悬海外的梅贻琦在历史的夹缝中脱颖而出，动荡不安的清华大学，终于迎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校长。自此，国立清华大学迎来了梅贻琦时代。
梅贻琦担任校长后，国难日重，学潮更加凶猛，威逼校长、教授之事时有发生，但在清华园却发生了一个奇怪情况，校长梅贻琦不但没有在学潮中被驱赶，反而在激烈分子提出“打倒某某某”口号或标语时，后边还要赘上一句“拥护梅校长！”
自1931年上任，到1948年底被迫离开北平，梅贻琦任清华校长达17年，这么长时间里，梅贻琦一直受到师生的拥护，对此，清华出身的钱思亮深有感怀地说：梅贻琦于廿年接任校长，“那时期清华校长连年更迭，学校很不稳定，校长很少作得长久的，自从梅先生接长以后，就一直安定下来，就只这件事在教育史上已是不朽。”
然而，当有人问梅有何秘诀令学生如此敬佩爱戴时，梅贻琦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也是梅贻琦为之自豪之所在。梅校长所以赢得师生广泛敬重，自有他过人之处，或者说内含玄机。那么，这个玄机是什么呢？这正是我下面要讲述的。
大家知道，中国的官办大学早期都是当衙门办的，无论是由京师大学堂演变的国立北京大学，还是清华学堂演变的国立清华大学，甚至于后来的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无不如是。
清华大学在梅贻琦上任之前，衙门习气虽有不同的收敛，但仍残存不消。如周诒春校长算是开明的校长，但仍保持衙门的一套，上午基本躺在床上抽烟不起床，若需要拟档或条例等，也是传唤秘书来到床前，周校长一边喷云吐雾，一边断断续续说着，秘书一一记录，整理后传达全校。即便是北伐成功后的罗家伦，也是身穿少将军服，脚蹬马靴，以征服者和衙门官僚政客的做派，志高气昂地进入清华园接收，他把教授看成是无职无权，随便开革扫除的一文不名的过河卒子，梅贻琦这样德高望重的人物都被他扫地出门，流放海外，清华国学院主任、老实巴脚的吴宓教授，面对罗家伦的官僚霸道做派都胆战心惊，小心谋划应对，唯恐被罗扫地出门，步梅贻琦的后尘。清华早期的体育是很有名，后来在马约翰教授带领下就更厉害了，可谓声名赫赫，但罗家伦认为体育一科的教头如马约翰、周更生等，不配“教授”这个闪亮头衔，就是一个低贱的体育教员，如是下令革掉马约翰等人的“教授”帽子，且降低薪水，如同一般职员对待。此事的处理引起了清华师生的同情与愤怒，罗家伦也因为官僚做派太张扬，不知天高地厚，以皇帝自居，凌驾于众教授之上唯我独尊，很快被教授和学生联合赶出了清华园。
梅贻琦执掌校柄后，凭借二十年的清华经验，深刻吸取前十任校长被革职查办或被学生一个个打跑的教训，风格为之大变，整个清华园面貌为之一新。其间经过，有下列几点：
首先，去衙门官僚作风与派系恶习。此前梅贻琦是被看作南开派的，当他成为校长后，有人认为他会重用南开出身的人，形成一个小团体。但梅贻琦没有这样做，他对清华教授一视同仁，唯才是举，绝不搞小圈子。如此一着，清华面貌一新，以后再也没有圈子或派系存在了。
破除了圈子与派系，在个人利益方面，梅贻琦更是小心谨慎，绝不专权搞个人私利，这包括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他曾对他的秘书说，如果有找我开后门办私事的，这类信件不必给我看，直接封存或扔到纸篓子便是。这是他洁身自好，也是人格道德的一个体现。
其次，破除衙门官僚作风，摆正自己与师生的关系，也就是摆正自己的身份和位子，说得通俗一点，那便是，“我是谁？”
第一，梅贻琦认为自己是庚款的受益者，能赴美国留学，是天之恩泽，所食之禄，是民之脂膏。做人若不以敬天爱民为纪纲，则与禽兽何异？因而和他的后学一样，时常提醒自己：“尔所受者不是皇恩是天恩，尔所领者不是官费是民费。”——也就是说，他有一颗感恩、感激之心，这个感激不是朝廷，而是人民，确切地说是四万万中国同胞与美国的大学教育。因此，他学成回国服务清华，借这个平台培养后进，为国储才，则是报答国家与人民之恩，不是报答朝廷之恩。此情此理，通过梅贻琦自己的言论可以验证。如1941年4月底，正是清华建校三十周年与抗战南渡昆明三周年纪念日。清华在昆明云大校园举行了校庆会，梅贻琦作为大会主席在致辞中简要回顾了自己服务清华的历史，继之满含深情地说道：
母校成立，今年恰为三十周年。琦自一九0九年（宣统元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即受清华之多方培植。三十二年来，从未间断，以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之。
这就是梅贻琦给自己的身份与地位的定位。他绝不把清华当成衙门，把自己当成一个官僚，假公济私，把身边工作人员和教授看成是自己的下属。他把自己看成是受惠者、服务者、报恩者，而不是征服者、统治者或独裁者。他曾公开说过，校长是什么？“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这是自谦，但也说明他看待自己身份的态度和治校理念。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位——一个为教授搬凳子的人。
一个搬凳子的人，不可能设置戒备森严的官衙，也不可能把自己搞成土皇帝，唯我独尊，搞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官场陋习，在梅贻琦时代，清华就是一个研究学术、造就人才的高级学府，校长、师生是一体的，人格独立，各司其职，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前进。——这是梅贻琦在清华二十年之后开创的一个崭新风气。
梅贻琦出任校长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校长治校”，还是“教授治校”，这个决定他本人以及清华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最终，他选择了“教授治校”，而不是北大校长蒋梦麟提出的“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理论。此点，清华法商学院院长陈岱孙对此有一评价，陈说，蒋梦麟这个主张“其实也无可厚非，如果校长能真正把校治起来，广大的教师是不愿多管闲事的。但在动荡的三十年代，至少在清华，是不具备这条件的。”
无论是“对立”还是“斗争”，皆为政客型和挟私弄柄的校长所不喜，因而彼辈对“教授治校”恨之入骨，自有其渊源所在。梅贻琦返国长校前，由于罗家伦、吴南轩等政客校长的政治势力，以及企图夺取教育机构控制权的阴谋，使清华教授们感觉到为维护教育的民主自由，以某种形式组合起来的校内民主、自由领导体制十分必要，且迫在眉睫。这就促进了清华校内领导体制在“校务委员会议暂行维持校务”期间的迅速发展和确立。1930年至1931年间，这个体制迅速形成，它的组织就是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理论上说，教授会对校务有绝对的支配权，其作用则是通过评议会具体表现和实施。
梅贻琦抛开南京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校长总揽人事大权的《规程》，重新按1926年曹云祥长校、梅氏本人被选为教务长时代，由清华教授会制定的《组织大纲》行事，即：评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教授会担任制衡角色，校长为“王帽”，三者相互制衡监督。
在这之前和之后的梅贻琦，一直把自己当作京戏中王冠整齐、仪仗森严、端坐正中，其实并没多少戏份和唱段的“王帽”看待，这个制度一直坚持到1948年底，共军围城，梅贻琦出走清华园，飞往南京的一刻。“教授治校”制度是奠定清华稳步向前发展的基石。
关于这个制度的实施是否出于梅贻琦的直心实意呢，通过实践和教授们多年的观察看，应是诚心实意的，梅贻琦对此也有过一段说明。那是1940年，清华校友在昆明为梅贻琦服务母校二十五周年召开庆祝会。会上，梅在答辞中说：“诸位觉得一人在一个学校服务二十五年，应予鼓励。其实在清华服务达十年以上者，已有三四十人，十五年以上者，亦有一二十人，而马约翰先生且达二十六年之久。可见清华近些年之进展，不是而亦不能是一个人的原故，是因为清华还有这很多位老同事，同心合力的去做，才有今日。现在给诸位说一个比喻，诸位大概都喜欢看京戏，京戏角里有一个角色，叫‘王帽’的，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除了很少数的几出，如《打金枝》、《上天台》——并不要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清华法商学院院长陈岱孙晚年亦解释过此事，陈说：“无论如何，梅在受任校长后接受了这一体制，并加以扶植。……在理论上，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校长四者之间，在权限和意见上是可以发生矛盾的，但在实际上却没有发生过任何裂痕。校长是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的主席，在会上梅总是倾听群众的意见，而与会的成员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见。”这样一个局面，使学校的许多危机化为无形，许多难关亦平安度过去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或如朱自清所言：“在这个比较健全的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
“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正是梅贻琦掌校后“大家”的共同认知和心声，也是力量集结的源泉和化险为夷、不断前行的催动力。正如清华历史系主任，后为联合国常驻代表的蒋廷黻所言：梅贻琦长校后，清华“在他的领导下不再是个政治皮球，步上了正轨。”
当“教授治校”这块决定国立清华大学发展的柱石，被“同情者”梅贻琦赋予校内合法地位并夯实蹲牢后，清华这个在历史夹缝中闹腾了二十年的“政治皮球”，于“九·一八”学潮稍微缓和之后，在正常的轨道里运行开来。
1932年，清华大学规制已达4院15个学系，设立了航空研究所、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等。梅贻琦是清华“改大”的强力推进者，曾寄予清华特殊的期望和使命——“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也”“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等等流传后世的名言警句，是梅贻琦于1931年底掌校第一天在清华大礼堂对全体师生讲的，这个话之后，也实实在在带来了清华的“黄金时代”。除了原有的陈寅恪、冯友兰、陈岱孙、叶企孙、叶公超、刘文典、潘光旦、吴宓、金岳霖、朱自清等大师，一群年轻的才子如陈梦家、吴晗、沈从文等纷纷云集清华园或西南联大，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星河。
有了大师，继之就是如何培养和造就人才，而清华的通识教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识教育不是梅贻琦的发明，在梅当校长之前就开始实行，但形式大于内容，很难落到实处，梅的同开同学张彭春在清华做教务长的时候，曾搞过类似的通识教育，但是他失败了，且一败涂地，被校长曹云祥与几名教授合谋，逐出了清华园，张彭春弄了个灰头土脸，从此在教育界就难以立脚了，后来做过几个小国的公使，最终客死在美国。只有到了梅贻琦掌校之后，通识教育才全面贯彻实施开来。——这也是梅贻琦作为教育界巨头超前的理念在实践中的应用。
现在，各大学似乎都在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梅校长的这个会议，也是以通识教育中心的名义主办的，因而今天谈“通识教育”似乎很平常，但在梅贻琦时代，“通识教育”在清华开了先河，却引起一阵很大的争论，喧嚣了大半年方才平息。
梅贻琦的理念很清楚，他主张，学生应先通后专，即“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新生入学第一年不分文实，各系学生一律实施通才教育，第二年起进入各自专业领域。各学科分为必修和选修二种，成绩以学分计算，视学生能力定高低，各系毕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6 个学分（体育除外），土木工程学系单列。如此改革的总目的，是让学生有较大的选修空间，但各系学生毕业之前，须受该系之毕业考试，考试及格，方为毕业。
因为这件事关乎清华教育和梅贻琦个人者大，我在《大学与大师》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这个教育理念的来龙去脉和成败得失，最后当然是肯定的、敬仰的。清华老校友、著名史家何炳棣曾说过：“我国20
世纪论大学教育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从未有坚毅明通如梅师者。梅师长校之初即提出含有至理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唯大师始克通专备具，唯大师始能启沃未来之大师，此清华精神之所以为‘大’也。”
1937年至1946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了标榜青史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大学在长沙、昆明呆了九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才分别回到北平和天津。这个时期的辉煌大家已经知道，我这里只简单说一点与梅贻琦有关的几件小事。
短短8年的时间，西南联大这所很穷很破的大学，竟凝聚并培育出了一大批精英，比这三所院校在三十年内培养的人才还要多，并产生了李政道、杨振宁这样斩获诺贝尔奖的杰出人物，这也是西南联大称之为“传奇”的一个原因。这里我特别指出的是，西南联大虽由三所院校组成，但南开校长张伯苓与北大校长蒋梦麟不常川在校，实际就是清华校长梅贻琦一人在撑持，他作为联大的常委会主席几乎贯穿了始终。体力的劳苦不必提，精神上的劳苦也是可想而知的。西南联大之所以为“大”，这与梅贻琦的“大”是分不开的。对于这一点，清华校友傅任敢曾有过一段精彩论述：
抗战起后，国内成立过好几所联合大学，可是除了西南联大一直联到胜利以后方才各自复校以外，其余全都中道夭折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倘若西南联大也如其他联大，因为意见不合，联不到底，那是中国教育界以至全中国国民多么重大的一件耻辱。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是一个无组织的国家。倘若在那国难临头的时候，连智识最高的高等教育界都仍没有例外地联不拢来，一盘散沙之说岂不全盘证实，百口莫辩了吗？而其所予全体国民与下代青年的暗示又将是何等的恶劣与深远？我们又可以再想一下，为什么其他的联大通通联不下去，惟有西南联大能够联到底呢？这就与梅校长的大很有关系了。
傅氏所说的国内成立过“好几个联合大学”，主要指西北联大与东南联大。东南联大由时在上海的暨南大学为首，收拢上海、江浙一带几家专科学校师生，在福建建阳筹备国立联合大学，惜因诸方实力不一，合作困难，1943年6月2日，教育部指令东南联大文、理、商三学院并入暨南大学，法学院与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士大学，7月底所有移交工作全部结束，东南联大就此流产。
与西南联大几乎同时成立的西安临时大学，于1937年9月10日在西安开课，同年11月9日太原沦陷，日军沿同蒲路南下，迅速占领临汾、侯马、直逼潼关，西安告急并遭到敌机轰炸，临大教务长杨其昌与几位学生被炸死，师生处于极度危险境遇中。为避战乱与敌机轰炸，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迁往陕南汉中城固及周边地区，4月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全校设6院23个学系，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样，同为校务委员会制，由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大学校长李书田等组成校务委员会，上述3人为常委，管理校政。学制一般为4年，医学院为5年。
国立西北联大开课不久，因校方高层几位常委以及教授之间意见不合，加之中共地下党分子频繁制造、鼓动学潮，搞得鸡飞狗跳，克无宁日，学生无法进行正常课业。1938年7月，工学院单独设立，称西北工学院；农学院也单独设立，称西北农学院；教育学院改称为师范学院。1939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发出指令，撤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新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等五个独立国立院校。8月，西北联大正式撤销，存在时间为一年零四个月。自此，中国抗战史和教育史上昙花一现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就此成为明日黄花。
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之初，清华、北大、南开教职工和学生的人数比例是7：5：2，清华人多势众，又有庚款加持，自是最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时候，身为联大委员会主席的梅贻琦格外小心谨慎，竭力维持校内各阶层人事平衡的同时，最忌违、也最提心吊胆的是清华在领导层人数一家独大，或渐渐演变成一家独强甚而独霸，成为联大分裂的导火索。北大师生尚来就有不惧怕权威，不服从强势的传统，“五四运动”在北大发源不是偶然的。按当时北大师生的心境，你清华再牛，我北大比你更牛。联大开办之初，果有北大教授向校长蒋梦麟提出，清华在校内高层的人数占比过多，理工科我们是甘拜下风，可文科我们并不弱，为什么不能领导群伦？文学院长由清华的冯友兰担当，北大的汤用彤是哈佛毕业生，学问不比冯氏差，为什么不能当院长？如此等等，引来了清华与北大的矛盾与分歧。面对这一裂隙，梅贻琦尽量在联大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建设长、训导长、图书馆长等“巨头”方面，搞三校兼顾，人事平衡，裂隙逐渐得以缝合。
我通过研读《西南联大校史》，从开列的校内高层名单看，基本是三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校务高层的“四长”及院长的比例也基本持平。如中文系主任分别是朱自清（清华）、罗常培（北大）、闻一多（清华）、杨振声（北大、清华、教育部）、罗庸（北大）。其他系如此前三校皆有设置，则错落程度与比例相似。若属一家独有或独大，如清华的工学院或外国语文系，属清华专设或独强，系主任自是全为清华包办。也因为这个缘由，就联大全部系主任比例看，清华还是高于北大与南开，这说明梅贻琦搞的平衡不是平均，该突出还是要突出，因为当时清华无论在科系设置还是师生的人数上，确实是老大，北大、南开不能无理和任意挑战。
除了人事上的“误会”和分歧，还有经济上的差异与“误会”。当时清华师生间多少有一股“怨气”，认为自己有钱有人，何必与一个牛气哄哄的穷北大联合，我们自己单干不是更好？到了中后期，果然发生了分裂。北大校长在重庆向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告状，说清华有钱不愿意掏出来与大家共享，表示要与清华决裂，分家单干。为此事，陈立夫专门召梅贻琦到重庆磋商，梅认为蒋梦麟校长所述不是事实，当场与蒋争执起来，后来也有点感情用事地说，分开就分开，清华受够了，不怕，也愿意分开云云。就在将要重演西北联大因不合而解散悲剧的最后一刻，陈立夫请示蒋介石委员长，蒋委员长让陈立夫竭力劝说蒋梦麟与梅贻琦，并捎话，大意是：“抗战之初搞了三个联合大学，有两个已烟消云散了，如果西南联大再一解散，成何体统？如何向国人和外界交待？——这个话，也就是傅任敢前边所说的大体意思。
经最高权威蒋介石这么一指点，陈立夫从中说合，最终，梅贻琦同意从清华校款中拔出五十万元给北大，供北大自己的研究所应用。蒋梦麟见梅贻琦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也就不再争执，联大继续合作下去，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成就千古伟名。
八，梅贻琦风范长存
梅贻琦曾说“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他毕生47年的精神投注于清华教育事业，强调“德智体美群劳，诸育并进”，强调大学之目的有二：“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他早年发表的《大学一解》中，前瞻性地提出“新民”的概念，强调健全人格的重要性。他强调“在通而不在专”，宣扬通才教育理念。诸多贡献，铸就今日两岸一流之学府，梅校长本人也被誉为两岸清华“永远的校长”，他在短暂的七十三年人生旅程中，施于清华乃至整个中国教育事业的恩泽，永为后人铭记、感怀。
梅贻琦校长精神永在，风范长存！
（文/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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