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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恽傅斯年谁更牛?

(2020-06-02 11:52:41)

   陈寅恪、傅斯年谁更牛?                  

陈寅恽傅斯年谁更牛?                                                      

 

   作者:曹志耘                  

                                                 
     这次出差时,在机场的书店里浏览书刊,随手拿起一本厚厚的《陈寅恪与傅斯年》(岳南著),但外面用塑料薄膜封住了。正要放下,售货员眼疾嘴快:“你可以拆开来看。”边说边帮我把套封取下。我随手翻阅了一下,可能是出于感激售货员的热情,就买下了。

对于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位前辈,我所知甚少,也没有特别的兴趣。不过,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很多年前曾读过他的那篇慷慨激昂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知道他“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因而也就在旅途中翻翻看看。好在此书的作者不像一般的传记作者那样,处处为尊者讳,或者用一种什么主义的眼光去写历史人物,他的写法还是相当客观和中立的,以致笔锋所及,常常会损伤到一些不太相干的人。例如书中写到赵元任先生的夫人杨步伟女士时,就大大奚落了一番,让人看了不太舒服。

书的封面上除了书名外,还印着一句话:“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如果把陈寅恪、傅斯年称为“大师”,大概谁都不会有意见。他们两人(尤其是陈寅恪)的才学,也许真的称得上是几百年才出一个,难怪清华大学能够破例聘请既无学位亦无著作的陈寅恪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他们两人的背景和经历似乎也如出一辙:显赫的家族渊源,雄厚的国学根底,长期而丰富的留洋经历。当然这也是绝大多数同龄人所难以企及的。想起我自己小时候成天放牛割草,上学后就文化大革命,上大学前差不多是文盲一个,至今也仍然是菲才寡学,不觉汗颜无地!

但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好像作者也未能免俗,患了“无大师恐惧症”。其实,有没有“大师”,于国于民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假如万一碰上“大师”信口开河,说什么“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将再领风骚。”或者面对请愿的震区灾民,居高临下地说什么“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那还不如没有“大师”的好。

前段时间,钱学森先生逝世了,媒体上纷纷炒作所谓“钱学森之问”。说是钱老多次质问温家宝总理“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似乎钱老对“出不了大师”这件事耿耿于怀。但据我查阅的结果,钱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显而易见,“杰出人才”和“大师”完全是两回事,钱老并非对“大师”情有独钟。

其实,且不说一个两个的“大师”了,就是整个所谓的“学术”,它对国计民生到底有多大用处呢?古今中外的学者无不极力宣扬“学术”的伟大与崇高,而且都要把“学术”说得纯而又纯,不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誓不罢休。例如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曾举欧阳修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为例,说:“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似乎文人的一两篇文章,就能“匡浇漓,返纯正”,造就一个朝代的道德文化。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则说:学问“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

然而真的没有了烟火,学问是无法做的。史语所迁四川李庄时期,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研究人员也陷入饥寒交迫甚至生死危机之中。据说董同龢先生只得变卖结婚时的西装和皮鞋,成天就穿着裤衩和一双自制的草鞋。1943年6月2日,他无奈之中写信给所长傅斯年求救:“同龢之子及妻先后患痢,适值本所医师离所,闻本年曾订有临时辅助法,兹同龢之情形未悉仍能适用否,恳请设法予以救济。”(《陈寅恪与傅斯年》第214页)因为李庄缺医少药,生活艰苦,陈寅恪最终未来偏僻的李庄而去了位于成都的燕京大学,但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1944年1月25日,陈寅恪写信给老友傅斯年,说:“到此一月,尚未授课,因所居闹吵(引者按:李方桂先生一家住在楼下,陈家孩子可从楼板缝里清楚看到李家炒菜的情景),夜间不能安眠,倦极苦极。身体仍未恢复,家人大半以御寒之具不足生病。所谓‘饥寒’之‘寒’,其滋味今领略到矣。到此安置一新家,数万元一瞬便完,大约每月非过万之收入,无以为存。燕大所付不足尚多,以后不知以何术设法弥补。思之愁闷,古人谓著述穷而后工,徒欺人耳。” (《陈寅恪与傅斯年》第264页)

一代鸿儒陈寅恪,竟至如此境地,一般学者的状况就更不堪设想了。如今人们谈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中研院,总不免生出些艳羡之情,似乎那才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期,似乎唯有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条件才能出人才、出成果(“穷而后工”)。但如果陈寅恪地下有知,很可能会直起身子来说一句:“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学术”并没有那么清高,也不必搞得那么清高。说到底,“学术”也只是一种“术”而已。既然是“术”,就应该有它的用处——不管是为经济,还是为文化,甚至是为政治。像陈寅恪那样虽失明膑足、穷困潦倒仍矢志不渝地“为学术而学术”者固然令人敬佩,然而傅斯年创办史语所、执掌危困之中的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其为中国教育学术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却是陈寅恪根本无法相比的,更不用说傅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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