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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吃人”事件
(2016-07-19 13: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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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央研究院李庄吃人 |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近千个头骨标本，随史语所其他器物开始搬迁，由南京而长沙，而昆明，而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令研究人员意想不到的是，在搬到南溪县李庄镇板栗坳不久，竟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中研院吃人”事件。
中研院史语所大批物资由昆明运往李庄板栗坳山村（又称栗峰山庄），其中有一批箱子专门装载殷墟出土人头骨，这批珍宝在宜宾转船抵达李庄码头，再向山顶的板栗坳搬运，其中一箱不慎摔裂，盛装的人头骨滚落而出，抬滑竿的当地农夫见状，大为惊骇，一胆大者迷惑不解地问道：“这箱子里咋会有死人头？”
史语所押运人员在痛惜之余，一边埋头收拢头骨重新装箱捆扎，一边没好气地答道：“不只是死人头，连活人头都有，你们这个样子抬咋能行，摔坏了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几名轿夫自知理亏，不敢争辩，也不再继续追问下去，但在心中有一个疑团始终挥之不去，那就是：这帮人到底是干啥买卖的？为什么箱子里竟藏着人头？难道是孟州道上十字坡那个开黑店、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又复活了吗？如果不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哪会有这么多的人头骨一箱箱藏起？
随着人头骨滚落，疑问在轿夫心中盘桓，一种不祥的谣言像风一样在李庄镇大街小巷弥漫开来：研究院开黑店吃人肉，箱子里还藏有将人杀死之后煮熟的残骨和人头……此种谣言如同暗夜的鬼火，由镇内散播到镇外，在长江两岸几十个村落飘忽流传，搞得人心惶恐不安，许多乡民开始疑神疑鬼，对“下江人”的所作所为越发关注和警惕起来。
更加令当地民众惊愕的是，自史语所在板栗坳开张之后，以董作宾为首的几个研究人员，竟在牌坊头厅堂将殷墟出土的甲骨，公然摊放在桌面上研究。而以吴定良为首的第四组人马，更是把殷墟出土的可怖的头骨，从封闭的木箱里取出，又是测量又是修补地反复摆弄。有机会进入该室的当地人见状，无不骇然，“研究院吃人”的谣传更加盛行，向更大的范围扩散。恰在这个时候，几个意外插曲相继出现，终于使“研究院吃人”谣言演变成一个难以遏止的大事件。
却说有一天早晨，李庄一农民应约为史语所送菜，当走进板栗坳后，面对层层阶梯和曲径通幽的大小套院、厅房，老农如进入迷魂阵，转了半天总找不到该走的门径。最后经当地人指点，才走进了史语所在一个院内开设的职员食堂。
在老农进门后，受“研究院吃人”谣言蛊惑的一帮闲极无聊的人，开始在大街小巷的墙角门边探头探脑地观望。但直到太阳下山，夜幕降临，也未见送菜的老农从食堂前门出来。于是流言很快传了出来，谓老农肯定是进了孙二娘的黑店，被史语所这帮“下江人”做了人肉包子吃掉了。——事实是，送菜老农从一个偏僻的后门离开了。这个后门是史语所为建食堂临时建造的，大小只容一人穿过，故连当地的好事者也多有不知。
就在“送菜老农变成人肉包子”的流言在李庄风传之际，恰好有一群当地农民娃娃在板栗坳山庄内玩“躲猫猫”或谓“瞎子摸鱼”的游戏。一个小孩跑到僻静的角落，将一只特大号木桶的桶盖推开一条缝，跳了进去。这小孩的奇招果然瞒过了前来“摸鱼”的伙伴，但也差点要了自己的小命。当“摸鱼”的孩子们迟迟不能捉到这一漏网之“鱼”，眼看天色已晚，便停止了搜索，各自散去。木桶中的小孩见长时间无人发现自己这条狡猾的“鱼”，暗自得意之余，想探出头来看个究竟。他万万没想到，这木桶又大又深，站起身踮起脚也摸不到桶沿，小孩于黑暗的桶内焦急地来回转圈、踢动，始终无法突围而出。小孩开始感到大事不妙，惊恐中手脚并用拼命击桶，并放声大哭，却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更没有人来搭救他逃出这黑暗的“鱼瓮”。多亏桶盖留出的缝隙可透进空气，否则该“鱼”将因空气耗尽而一命呜呼。
当小孩在木桶中拳打脚踢，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泪干泣血之时，他的家长在板栗坳内外的山林旷野中开始搜寻，经一天一夜未觅到踪影。此时，家长与闻讯赶来的亲戚们开始呼天抢地大放悲声，其哀凄之状令人心碎。在悲声不绝中，有人突然宣布，那小孩肯定是被研究院的人吃了。于是，“研究院偷吃娃娃”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
事有凑巧，就在“研究院吃人”的消息风传之时，住在李庄祖师殿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师生准备做人体解剖实验。因室内光线太暗，他们在室外花坛之上搭了几块木板作为解剖床，当几名教授和若干学生从室内抬着一具尸体呼呼隆隆来到花坛前摆放妥当，开始操刀解剖时，当地一位泥瓦匠正好在祖师殿的屋顶上做修缮工作。此人见状，大惊失色，一个恐怖念头忽地自心中冒出：看来不只是研究院吃人，同济大学也开始吃人了，眼前就是活灵活现的铁证啊！想到这里，泥瓦匠感到头皮发麻，两腿发软，差点瘫了。为了不被对方捉住吃掉，泥瓦匠迅速屈身弓背，顺着房后的梯子悄无声息地滑落到院外，溜之乎也。
因了泥瓦匠关于自己“虎口脱险”的叙述，研究院与同济大学共同吃人的传闻如同火上浇油，越发凶猛广泛地在李庄镇内外燃烧流窜起来。因为有泥瓦匠亲眼看到的“活生生的事实”，有人向丢了孩子的家长献计：小孩在板栗坳丢失，很可能被研究院的“下江人”藏起来或已吃掉了，让其直接找研究院的人索要小孩，如对方交出便罢，若拒不交出，就和他们拼命，把板栗坳史语所弄个底朝天，找出证据，把“下江人”全部逐出李庄。
丢小孩者听了这一建议，急火攻心，顾不得多想，便召集亲戚好友呼啦啦来到板栗坳，怒气冲冲向史语所要人。李方桂、董作宾、李济、吴定良等见对方来势凶猛，呈咄咄逼人状，开始就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待问明事情原委，甚觉冤枉，但一时解释不清，同时又替对方着急。读书人毕竟是读书人，董作宾、李济怀着同情和理解，主动与对方一起分析当时的情况和小孩可能的下落。从对方叙述中他们意识到，小孩被当地土匪绑票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苦人家的孩子，土匪不会费心思做这一桩出力而不获利的买卖。最大的可能是小孩仍在板栗坳的某个地方，要么掉入深井或山谷已经死亡，要么困在哪个平时不为人注意的阴暗角落在苟延残喘。对方该做的不是气势汹汹，凭着坊间传闻向史语所要人，而是在板栗坳一带展开更加耐心细致的搜寻，特别注意平时易被忽略的死角和奇特的建筑物等。
听了董、李等几位学者平心静气的分析，小孩的家长及一堆亲戚终被说动，尽管对“研究院吃小孩”的传闻仍是半信半疑，但毕竟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不便总赖在史语所办公室不走，况且研究院的人说的也有些道理，还是找娃要紧。于是，对方决定暂时停止找史语所的麻烦，分头在板栗坳一带继续“瞎子摸鱼”。临走时，李济突然想起了什么，把对方叫住问道：“你们原来是咋个方法摸的鱼？”
对方听罢，稍一愣神，想了片刻答道：“咋个摸法，还不就是在这一块转圈寻？都转了几十圈了，又到山上和江边去摸，咋就摸不到？”
对方的话，让李济想起了网球与方格探方，或被称作“瞎子摸球”的当地游戏。
一个网球在一大片草地中不见了，谁也不知道它藏身何处。好几个找球的人在草地上来回搜寻，就是找不到网球的踪影。最后有个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草地上按一定尺寸划出若干方格，然后逐个方格依次寻找。结果，网球找到了。——这即是李济前些年在山东城子崖遗址发掘中采用的方法。李济将这一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田野工作方法总结为“方格网式普探法”。这一方法不但在后来殷墟历次发掘中被借鉴沿用，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考古界普遍遵循的一种科学发掘方式。
想到这里，李济便想把考古学上的理论应用于这次现实中的“瞎子摸鱼”，他真诚地向对方建议道：“你们以前的方法容易有漏洞，大家看是不是这样，先把板栗坳分成几大块，你们十几个人分成几个小组，从南往北，一块一块，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搜索，哪怕是草丛中的一块石头、一根木头，也要细心地晃一晃，摇一摇，搬一搬，探一探，看有无异常。如此走下来，效果可能会不一样。”
对方听罢，觉得合乎情理，便按照李济的说法行动起来。
大约过了三个小时，有消息传来，丢失的小孩找到了。此前，不止一个搜寻者曾在那个偏僻角落的大木桶边走过，却都没有上前揭开盖子探个究竟。这次，小孩的舅舅因心里装着李济说过的话，搜索极其细心，当他来到大木桶前，下意识地伸手推了几下木桶，突然感觉有些异常，像有什么东西在桶内活动，心中一惊，立即双臂用力将庞大厚重的桶盖揭开——奇迹出现了，奄奄一息的小孩正蜷缩在桶底。
由于李济推荐“方格网式普探法”，让家长找到了丢失的孩子，按理说对方应当表示感激。可是由于“研究院吃人”的谣言依然在坊间乡里蔓延，不但“吃人”的事未能澄清，反又横生枝节，很快产生了“研究院的人把小孩抓了放到桶里待煮吃，后被发现未吃得成”的谣言。史语所的李济、董作宾等人听了，只是苦笑，并没有放在心上。按他们的想法，这些谣言乃当地坊间乡里无聊之人所编所传，很快就会过去，不会掀起多大的波澜。作为学者，他们智慧是超人的，而一旦面对现实生活却过于天真。他们没有想到，此时当地一些受谣言蛊惑的无业游民、地痞流氓及部分工商失业者联合不明真相的乡民，正在悄悄设法对这些“下江人”施以颜色。
先是在乡民与研究院、同济大学等机构的人员之间，建起了一道心理屏障，呈井水不犯河水之势。倘有人路过史语所驻地板栗坳、社会所驻地门官田、中国营造学社驻地上坝月亮田，或李庄镇内同济大学所在的几个学院，宁可绕行，不予接近。与此同时，在李庄镇经营柴米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商贩，见“下江人”前来购买，无论对方出价高低，坚决不卖，弄得“下江人”尴尬疑惑又无可奈何。就在同济大学与各研究机构人员的生活即将发生危机时，又一件奇特诡谲的事发生了。
这天晚上，板栗坳牌坊头戏楼院对面山上一座草屋突然着火，史语所人员见状，忙提了水桶脸盆，盛水前往扑救。就在这时，山顶突然传来了喊声：“不得了了！吃人了，下江人吃人了！吃人了……”寂静山坳，墨色的天地间，这喊声如同野坟乱岗中猫头鹰发出的凄厉悲鸣，闻者无不心惊胆战，惊骇莫名。
当此之时，川南一带为防匪患，正实行保甲制度搞乡村联防，每家每户都制有竹梆。倘一家发生不测事故，立即敲梆求援，相邻各户必须迅速取出竹梆跑到门外的高处或宽阔地带予以敲击，以示声援。若哪家遭遇了盗贼或抢劫绑票的土匪，只要一喊，各家各户立即敲着梆子跑上山，一边急剧地敲梆一边高喊“某某家遭抢了”“某家小孩被绑了”“土匪向那个方向逃走了”，等等。敲梆的意义除了先声夺人，把信息传给更广大的民众外，也有震慑作用。待各处梆声响起，一般的情形是，当地民团、镇内的警察及保安部队闻声而动，前往清剿。盗贼或劫匪见自己的行动已经暴露，且周边梆声、喊声震天动地，不敢久留，抢些财物便匆匆逃走。如果梆声响起，众人纷纷奔出家门，聚集镇郊、山坡，而有不出门者或落后分子，则被当地政府安保机构视为与盗贼土匪有勾结的“特嫌分子”予以捉拿和监控。
当板栗坳牌坊头对面山坡草房着火，凄厉的喊声响起时，四周乡民大惊，纷纷拿起竹梆奔出家门，连敲加喊地向板栗坳方向狂奔而来。当地民团、警察、保安部队闻讯，立即操枪持械将板栗坳张家大院围困起来。另有一帮乡民打扮的人，在熊熊火光映照下，吵闹着要把史语所的人扔入火中。据当时参与灭火的史语所研究人员石璋如回忆，面对这种纷乱且明显带有敌意的挑衅，“我们就极力想解释清楚，以破除谣言”。遗憾的是，不但没有解释清楚，史语所的人还差点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趁着夜色扔入火中当北京烤鸭烧了。幸亏当时驻军周勋团的一个连赶来，与当地警察一起制止了这群人的行动，使研究人员幸免于难。
第二天，“下江人”吃人的谣言，由李庄很快传遍了祭天坝、宋家山、牟家坪等乡镇，接着又在长宁、庆符等县传开。研究院几个所的工作人员、家属及同济大学师生，被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李方桂、董作宾、李济、梁思永以及社会所的陶孟和、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等人，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与严重性，决定电告傅斯年和教育部，把近来李庄发生的所谓“吃人”谣言及颇感蹊跷的事情逐一汇报。同时史语所请傅斯年不要只在重庆做甩手掌柜，应时刻关注李庄弟兄的处境和人身安全等。
傅斯年接电，认为事涉属下和家眷的人身安全，必须加以防范，遂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同时向教育部、内政部、国防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做了报告，并表示自己决不做甩手掌柜，要亲临李庄与地方政府一道处置此事。于是，傅斯年辞却繁忙的公务，乘坐民生公司的“民望轮”由重庆溯江而上，向李庄驶来（作者：岳南）。
(注：本文引自2016年7月最新出版《那时的先生》，有删改）
［美读客］在线沙龙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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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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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又不热，少有人去读他们当年的研究著作，少有人关心他们的际遇与挣扎、风骨和人格。
（1941 年，病中的林徽因与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在四川李庄。）
2005年，纪实文学作家岳南先生推出《李庄往事》。2011年，纪实文学作家岳南先生出版《南渡北归》，从翔实的史料、文献入手，描绘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南避战乱、北上回归以及之后的对立与分别的历史图卷。披沥十余年，并得益于曾任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的经历，岳南先生掌握史料更丰，2016年再推出《那时的先生》，向读者还原抗日时期，史语所、社科所、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一大批机构和学者南迁四川李庄的一段往事。
7月20日（星期三）晚上8点，美丽阅读
邀请到作家岳南先生做客［美读客］在线沙龙，与大家畅聊他心中的民国大师，解密民国时期的大师风采和命运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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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为孤岛，一书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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