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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骋在华尔街的华裔巾帼

(2008-04-27 12:15:37)
分类: 牛人路径(0)
编者按:如以性别归类,也许华尔街是个“雄性”的地方。资本市场的惨烈搏杀,似乎本应让女人走开。然而,谁说女子不如男?尽管目前,女性华裔基金经理在华尔街仍是凤毛麟角,但这个比例上升的趋势不容小觑。作为女性,她们在异国他乡的奋斗,注定要比那些本土男性基金经理们付出更多。本栏将分3期连载,为您讲述那些在“男性世界”里脱颖而出的华裔巾帼。
 
波士顿阿卡典资产管理公司基金经理曾琦 (2008.3.15)

  川妹子曾琦是波士顿阿卡典资产管理公司(AcadianAssetsManagement)基金经理。在这家基金公司,她和其他14位基金经理共同管理800亿美元资产投资,是其中惟一一位女性,而且是华裔。该公司不是一个人管理一只基金,而是一个团队共同管理全部的基金。“如果该我值班,我就要总管这些基金。”

  打入“男性世界”的女人们

  究竟有多少美国华裔女性担任基金经理,没有人能够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华尔街猎头公司重心集团董事总经理裔锦声博士认为,在华尔街,女性华裔基金经理是“凤毛麟角”。过去,这都是白人男性的行业,因为“男人天生对数字敏感”。

  裔锦声博士分析说,这与华人的特点有关。华人语言稍逊,但在数学和技术方面较为突出。华尔街的职业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销售人员和交易员;分析师和产品设计、制造师其次;专业律师排在第三;最后是技术人员。“前两类容易提升为基金经理。”华人主要从事第2类和第4类,因为这两类人员不和人打交道,只是处理数字和技术。

  比如贝莱德资产管理公司(Blackrock)证券分析师赵睿,两年前,这位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博士经过5次面试才获得这个工作。她工作的小组共有5人,其他全是白人男性。她在工作中发现,中国人比较含蓄,美国人比较直接,“但工作上的争吵并不影响私下的关系”。

  赵睿说,作为这个小组的惟一的博士生,她的工作没有问题。而且,她的博士论文与目前的工作有关。不过,最让她感到不适的是,同事下班后常常去小酒馆里喝酒,“光喝酒,不吃饭”,和中国人不同。而且,白人女性也能喝,“喝酒我不行”。现在,她已经逐步适应了这个工作方式,对未来充满信心。

  在过去10多年里,像赵睿这样进入华尔街工作的华裔女性越来越多,部分人位居掌控巨额资金的基金经理高位。在这个传统的“男人俱乐部”里,华裔女性基金经理已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她们是如何一路走来、争得一席之地的呢?

  美国华人金融学会(TCFA)现任会长蒋明称,该学会共有1400名会员,其中女性会员占30%。从数据上看,女性基金经理很少,也“可能担任经理后没有向学会报告”。他认为,在美国,能否担任基金经理的竞争比较公平。“只要能够管理好基金,业绩获得认可,就可能获得提升。”

  蒋明认为,女性担任基金经理比男性要克服更多的困难。“这个困难不仅在工作,而且也在家庭和孩子。”作为妻子和母亲,女性经理既要照顾家庭,也要管理基金,还要进行社交活动。“各方面都要摆平,的确难能可贵。”

  曾琦:女性基金经理牺牲更多

  曾琦工作的公司主要用数学模型进行投资。“我的工作就是检查数学模型有无问题,与设计的原理是否违背。”她认为,基金经理非常辛苦,每天工作很晚。男性基金经理可以不让太太工作,或者请个保姆来解决,他们的事业仍然可以往上走。“但是,女性基金经理成家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她们根本没有时间聊天,下了班就赶快回家。因此,她认为女性基金经理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牺牲。

  从制药公司到华尔街

 

曾琦199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第二年来到美国一所大学,攻读生物统计硕士学位。拿到硕士学位后,她前往哈佛大学继续攻读生物统计博士学位,3年后拿到博士学位。教育经历一路顺风顺水,对此,曾琦解释说:“一些课程以前学过了,所以提前拿到博士学位。”

  曾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美国统计学会大奖,因此对她来说,找工作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在美国大的制药公司默克公司找到工作。”她说,其时她在药厂做统计,工作简单,没有压力,可她就是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于是,在这里呆了两年多拿到绿卡后,她成功地向摩根斯坦利申请到金融分析师一职,正式进入华尔街工作。

  后来,猎头公司发现了曾琦,将她推荐到波士顿的州街公司(StateStreet)担任首席分析师,手下有6个人,分析世界各地不同的投资产品,向客户提供投资咨询。不过,2006年,她在求学期间的一位教授入职阿卡典公司,这位教授力邀曾琦加入这家公司。

  曾琦说,她到这家公司后,发现该公司主要用数学模型进行交易,与她的专业很吻合,人也很好。“而且,我一来就担任基金经理。”工作后,她觉得这家公司很公平,也比较倚重她,没有歧视。因此,她决定不再换工作了,打算在这里工作到退休。

  数学工具是华人的优势

  曾琦说,该公司把所有的数据换成数据,即使数据数据化。因此,公司要设计数据模型。“我的工作就是做市场研究,设计数据模型。”因为华人数学较好,因此,许多华人都在做分析师的工作。

  因为市场不断变化,昨天的模型可行,今天可能就不能用了。她说,投资市场就像是天气预报。“有的时候预报准确,有的时候不准。”因此,她要经常设计投资模型,全部数字化。“哪里有问题,就在哪里解决。”

  该公司的投资者都是机构投资者和一些合格的个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额要在两千万以上。”机构投资者有纽约州政府、奇异电器(GE)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等大机构的退休基金。它们也有自己的管理团队。但是,为了分散风险,也拿出部分资金交给外边的公司管理。

  她说,该公司管理的基金大部分是对冲基金,小部分是退休基金。对冲基金可以卖空。但是,纽约州政府对退休基金的投资有规定。退休基金不能卖空,学校的捐款基金也不能卖空,也有的个人要求不能卖空。

  基金经理需要社交

  曾琦估计,华尔街的女性分析师约占20%至30%,“其中约有10%的女性可能升到基金经理的位置”。在波士顿,女性基金经理也就三五人,华人女性很少。“一到开会,黑压压的一片,全是男的。”

  她认为,中国男性做分析师的很多,但是提升为基金经理的很少,与人际交往很有关系。很多中国男性专业很好,但是语言不行,上不了场面,不能见客户。“他们读写听都不错,就是说不好。”这不是一两天念几本书就行了。“你不和别人交往,如何管人?”

  这里面可能有歧视。但是,若论歧视,美国人的歧视比中国人的少。她说,中国人离开学校后,就失去和美国人打成一片的机会,形成中国人自己的小圈子,一起吃饭,一起游玩。“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语言很差。除了工作,无法与美国人交流。”

  她认为自己能够担任基金经理与平日和美国人交往有关。许多中国人没有知心的美国朋友,而她有许多美国人朋友和欧洲人朋友,还有许多中国人朋友。“我经常和其他族裔的朋友谈话,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曾琦说,她进入华尔街时,很少看见中国人和美国人交往,因为不知道日常交往的话怎么说。“你越不说,就越不能说。”等到家人一来,一有孩子,整天忙于家庭和工作,更没有时间和美国人交往了。

  她发现,中国人很少找美国人外出吃饭,不知道如何和美国人打交道,因此很难成为老板。“在这个圈子内,你要幽默,会开玩笑,还要和别人一起哄哄笑。”有的中国男性很自傲,认为和别人交往是无聊小事,实际上失去了机会。

  她的建议是,从事金融行业就是要挣钱。但是,不要太贪心,钱够用就行了。一定不要给自己设定目标,一定要挣多少钱,这样精神太紧张。她认为,投资这个行业压力很大,不要给自己施加压力了。

  一定要充满好奇心,要和美国人交往,和他们成为朋友。一定不要划分界限,“我们中国人,他们美国人”。如果和美国人交往,就会发现很多机会。她说,她和美国人交往后发现,美国人很简单,反倒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比较复杂。

  一定要勤奋工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当年,她在摩根斯坦利工作时,公司一共裁员6次。“每一次我都认为这一次我要交代工作了。”但是,裁到最后,公司还是没有把她裁掉。她曾经有机会离开那里,跟随老板去新的公司。但是,她还是在那里潜心呆下来,学习不少东西。

  不要怕承担风险。担任基金经理就要承担风险。“要想成功,就不能想得太多,勇于尝试,不怕担风险。”换工作也是风险,她一共换了几次工作,但是一次比一次好。因此,要敢于换工作,就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给个人投资者的忠告

  曾琦进入投资行业已近10年,经历不少大的投资公司和基金公司,知道这些大型公司的运作。掌管几十亿元投资的她说,散户没有竞争力,一定不要和机构投资者竞争。对于中国的个人投资者,她有如下建议:

  一,个人投资者最好不要炒股票。中国股票市场和美国股票市场不一样。“在中国,投资像赌博,因此,不要炒股票,要买共同基金。”很多人只看到有人在股票上赚钱,却忘了同时有更多人在亏钱。“他们得到的信息没有专业人士快速和准确。”

  二,最好的投资理财方式是投资共同基金。与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经历在选择股票上,不如花时间好好工作,把事业和家庭搞好。“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曾琦说。要知道,股票投资只有少数人有运气,对多数人没有意义,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都会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点。

  三,投资基金时,最好是选择代表性广泛的指数型基金,不要把指望放在一夜暴富上,热门的东西最好少碰。暴涨就可能暴跌,而且十有八九会出现暴跌。因此不妨将投资心态放淡一些。如果把投资当做游戏的话,也切记不要玩得太大了。“运气不能重复。”

 

芝加哥麦克阿瑟基金会国际投资总经理郭津德 (2008.3.22)

 

郭津德在1991年进入基金行业,2000年正式成为国际投资总经理。她说,这个圈子长期被称为男人俱乐部(BoysClub)。一开始,几乎全是白人,中国人很少,女性也很少,“自己觉得像个外星人”。“以前出去开会,他们并不把你当成一回事。”后来,她感到情况发生变化。“他们开始尊重你的想法,把你看作一个专家,认真听取你的意见。”

  高考制度的幸运儿

  1977年,也就是中国大陆恢复高考制度的那一年,郭津德考入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国际政治专业。10年后,她远赴重洋,来到大洋彼岸的德克萨斯州州立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郭津德原本打算准备毕业后回国。因为两年后的外界因素,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一开始,郭津德准备等情况稳定下来后再回国服务。她先在罗得岛的布朗大学做研究,后来应几位美国朋友邀请前往芝加哥。“我在北京长大,比较喜欢大城市,发现芝加哥不错,就想在当地找工作。”

  偶然机会转战投资界

  郭津德有位朋友曾经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与基金会的人比较熟悉。“于是,朋友推荐我去基金会工作。”基金会同意接受她作为见习生。因为她有国际关系的教育背景,被分配到专门分发捐助资金部门。

  半年后,机会来了。麦克阿瑟基金会开始筹建投资部,把基金会的钱去投资挣钱。她说,她虽然学过工商管理,但专业是国际贸易。“我父母是高级工程师,其他亲戚都是教授之类,对商界没有一点认识。”但是,从身分考虑,她只能去投资部,因为只有进这个部门才能成为基金会的正式职工。

  她现在明白了,当时这个无奈的选择其实非常正确。“这个领域非常具有挑战性,可以学习很多东西。”她对投资逐渐产生兴趣。她说,当时该部门只需要一个一般分析员,因此没有什么人竞争。“基金会的人认为我做的工作可靠,就没有对外招聘。”当时,在这个领域里从业的中国人很少。郭津德说,基金会是个好地方,给她提供许多机会。基金会给她申请工作签证和绿卡,支持她进修,“我是边工作,边学习。”1995年,郭津德通过了注册金融分析师(CFA)考试。

  在男性的世界里做好“惟一”

  郭津德管理的基金全部投资于国际市场。为了了解国际市场,她经常出国,建立广泛关系网。“基金会对我出国考察都是鼓励,只要需要,想去什么地方就可以去什么地方。”

  后来,基金会的投资部增加到10来位员工。“我是惟一的女性,其他全是美国人。”美国人比较外向,喜欢表现自己,善于出头露面。“因此,我不能老坐在那里不说话。”过去,她的性格比较内向,为了适应这个工作,她就需要“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郭津德说,如果不采取主动态度,就会无人注意。

  郭津德认为,作为女性基金经理,阻力不在内部,而在外边。基金经理经常要与外边的人打交道。当时,投资经理绝大多数是男人。“他们的社交活动是打高尔夫球,在打球过程中交流信息,联络感情。”因为她不会打高尔夫球,和这些人共同语言不多。

  有一次,郭津德去日本考察。因为一开始双方是通过其他方式联系的,“因此他们不知道我是女的。”郭津德去考察的是日本最大的4家投资公司。“我一进董事会的房间,发现10多个老头坐在桌子的一边,看到我后非常吃惊。”她说,在日本,她看到日本女性都是倒茶送水,还要退着走,因此,那些投资公司的老总们看见她时感到吃惊,并不意外。

  在非洲和中东,男人见到她也会很不自然。“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已经习惯了。”郭津德说自己很随和,遇到这种情况,总会尽量让对方放松下来。现在,美国女性基金经理比以前多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也就少多了。

  成功的四个因素

  郭津德手下有两位白人男助理。她说,过去,她曾经投资股票、债券和私募基金,现在主要投资在股票市场上。她的投资遍布全球,其中有中国大陆市场和香港市场。“我的成绩每年都比市场好,我也比较自豪。”

  郭津德承认,担任基金经理压力很大,每年都要看盈利数字,基金会和大学捐助基金一起排名。但是,基金会没有大学的基金优势多。“大学基金每年都有人捐款,而基金会没有。”她认为自己的成功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对外国不要存在偏见。“我对外国文化很感兴趣。”郭津德认为,美国人的最大问题是总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分析外国投资对象时,常常存有偏见。“他们总是以美国为标准,认为外国制度不民主,法治不健全,管理不正规。”郭津德说自己就没有这些偏见。“我比较客观,新兴市场是没有美国完善,但是存在许多优势。”

  二,一定要走在别人的前面。郭津德说,现在大家都说中国大陆很好,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蜂拥而至。“如果和别人一起去,收益率不会很高。”她早在1995年前后,就回到中国寻找机会。当时,中国已经出现私募基金,几位美国华裔回到中国和中国人建立的合伙私募基金。“他们还带我去一家登山车厂。”当时看得多,没有投资。但是,这些关系为她后来的投资创造了先决条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在投资上要有勇气和信心。郭津德说,有的人比较保守,就按照股票指数的成份股购买股票,而且比重也参照成份股的比重。例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有30只股票,每只股票比重不同。道琼斯股票涨,他们的股票也涨,反之亦然。她则不同,如果觉得某个国家市场好,就要多放。但是,不能瞎来,要有根据。

  四,坚持去所投的公司考察。“你对市场越了解,投资就越有把握。”从2000年开始,郭津德都坚持亲自去基金会投资的公司考察。“开始时,投资者很少考察公司,都是股票分析师去。现在,投资者去公司很常见。”她认为,有的分析师出于各种原因,讲的不一定正确,投资者就要“像领导一样下基层”。

  做多中国获利丰厚

  郭津德说,2007年,她管理的基金效益最好,主要是中国大陆市场的投资回报高。10多年前,她就看好中国大陆的发展前景,多次回到中国大陆考察。她认为,那时中国基础差,尚不能贸然投资,但是将来一定会飞速发展,因此她就密切观察,耐心地等待机会。

  郭津德在1995年与一些中国的私募基金建立了良好关系,回到美国后,她仍然和他们保持着联系。最近几年,她开始投资中国。她认为,几年后,还会有更多的外国人会前往中国投资。“那时候再进去获利就低了。”

  郭津德说,从长远考虑,只有与中国有商业关系的公司才有前景。2007年,她投的中国公司比例最大,因此所获得的投资收益也最大。但是,如今,中国市场出现了一些困难,郭津德也对麾下的投资进行了一些调整。但她坚持认为,中国市场来来的潜力很大,非常大!

  与其他基金经理起早贪黑、早起晚睡不同,郭津德喜欢晚睡晚起。“我早上8点半上班,晚上8点半回家。”她说自己喜欢收市以后,一个人呆在办公室内,可以静静地看看资料,细致地考虑投资战略的问题。比起很多工作、生活“蜡烛两头烧”的女性同行,郭津德还有更重要的一个优势——“儿子上大学后,我可以把全部时间用于工作。”

 

纽约富尔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兼首席基金经理高梅 (2008.3.29)

在华尔街,女性华裔基金经理少之又少。担任美国华裔金融学会理事的高梅认为,在华尔街要靠真本事,还要有运气。“能挣钱就是能挣钱,最后要看业绩。”当然,高梅也承认,有个好的上司也会对获得成功有所帮助。不过话说回来,老板要对投资者负责,所以,要坐稳基金经理的位置,最终要有高的回报才行,光凭关系,也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文学青年转学投资

  高梅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1989年怀着文学梦想的她考入汕头大学文学系攻读,4年后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3年后,她前往加拿大WilfridLaurierUniversity攻读MBA。1998年毕业后,她申请了多伦多一所大学的博士生。

  高梅说,当时与她一起申请的,还有另一位候选人。教授后来发现,尽管高梅的硕士成绩很好,但是竟然在本科阶段没有学过数学,因此要求她补修数学,等待数学学分够时才进入博士项目。“我认为时间太长,便放弃读博士。”高梅说。

  说来也巧,当时该校一位毕业生在多伦多道明银行(TorontoDominionBank)工作。因为业务发展需要,到母校招聘,请教授推荐人选。高梅说,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已经发生,传言说加拿大四大银行准备合并成两家。“合并就要裁员,因此当时工作并不好找。”

  高梅决定抓住这个工作机会。她的申请异常顺利。“周一申请,周三面试,周五就拿到工作。”高梅觉得自己太幸运了。“许多有加拿大工作经验的人都找不到工作。”有人向她取经,高梅回答说:“首先要认真读书,其次,教授的推荐也很重要。”

  当时,高梅的工作是做金融衍生产品分析,为交易员提供研究报告。“交易员属于前台,我做的工作属于后台。”后来,一位同事出差,经理让她兼做同事的工作,她惊讶地发现,同事“很多东西做错了”。于是,她每天加班,一个月后才把所有的错误改正过来。2001年,高梅通过了注册金融分析师(CFA)考试。

  当时,多伦多道明银行在美国纽约市设有一个自营部,用银行自己的钱投资可转换债券。有一天,高梅的经理问她是否想去纽约工作,她高兴地答应了。高梅知道,该纽约的自营部当时由著名华人投资者黎彦修领导,业绩在华尔街名列前茅。

  当时银行的自营部只能做可转换债券,其他产品不能投资。2003年,黎彦修带领自营部的20个员工全部离开银行,成立了独立的富尔前沿投资管理公司。“公司有4位合伙人,黎彦修是总合伙人,我和另外两人是普通合伙人。”

  现在,富尔前沿投资管理公司共有23亿美元的投资,“通过杠杆投资的资金规模达到五六十亿美元。”高梅负责与股票有关的债券和与债券有关的信用投资。除了共同管理这些投资外,她还主要负责另外5亿美元的高收益贷款的投资组合。

  高梅说,这个团队过去没有投资过高收益债券。2003年,她开始尝试债券交易。“当时没有经验,我主要依靠摸索。”以前,债券投资者不买高科技公司和网络公司的债券。他们认为高科技虚无缥缈,不像传统的公司有个实体。“实际上,许多高科技公司和网络公司都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水和电一样稳定。”

  看问题要有变化的眼光

  作为一名华裔女性,在弱肉强食的华尔街里,高梅能够证明自己堪以基金经理重任的,是业绩。2002年,Veritas设计管理软件公司两年期的可转换债券在市场上的价格达到年利率11%,减去国债利率的3%,每年盈利率达到8%。而且,这家公司的现金比债券还多,现金流也很强,高梅认为不错。她决定大量购买这家公司的债券,结果证明她对了。

 2002年,卫星电视(DishNetwork)的可转换债券,减去国债的收益率后,其收益率达到10%。但是,公司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例如,其税前盈利是负数,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很大。因此,有人担心公司没有钱偿还债券。但高梅不这样认为。她说,投资公司一定要看到公司的前景。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可以看有线电视,但是,在许多郊区和乡村,人们没有有线电视,只能看卫星电视。而且,卫星电视可以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性,就像手机一样。因此,她认为值得投资,结果证明“收益不错”。

  高梅在朗讯科技(LucentTechnology)上的投资也很成功。2002年,朗讯面值1000元的可转换债券当价格下跌至180元时,有人估计这家公司再不能付息。“当时,互联网泡沫破裂,朗讯的设备卖不掉。”因为许多公司重组以降低费用,因此减少购买朗讯的设备。

  但高梅认为,朗讯支付债券应该没有问题。她判断的依据是,许多大的通信公司都是朗讯的客户,朗讯有厚实的基础,公司应该能够捱过泡沫破灭的痛苦,生存下来。在资本市场上朗讯可以再融资,以获得时间重组而降低成本。后来,朗讯的债券价格涨了,从180元涨到800多元,高梅大获全胜。对此,高梅总结说,看问题一定要有变化的眼光,陷入困境的公司可以采取裁员、关闭部分部门以及重新融资来重生。

  高梅说,做了近10年的投资,虽然以成功的居多,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我从市场学到不少的教训。”例如,朗讯发行过30年期的债券。“朗讯以前信用评级很高,只有评级为A的公司才可能发行这么长期的债券。”后来由于公司经营状况变差,这些债券都是折价出售,100元的面值债券售价为60多元,收益率是5%。但是,朗讯的信用衍生产品的收益率却高达7%。因此,她认为朗讯的债券定价过高,其价格应该下降。但是,她当时忽略了一点。债券毕竟是债券,如果朗讯倒闭,朗讯就会卖东西偿还债主。“首先偿还债券所有者,价格60多元就会获得60多元赔偿。”因此,这个价格不会下降。“于是,我赶快把它们买回来。”

  她从中获得一个经验,就是首先想到市场是对的。如果发现市场不合理,就要去设法找出它的不合理处。如果经过反复检验,证明市场是错的,才能采取行动。“如果对市场不理解,就要设法理解它。”

  在次贷泡沫中捞金

  次级房屋贷款指数是个新型产品,该指数由20种债券组成,每种债券又有1万至2万个次级贷款组成。高梅认为,“100元就是100元,市场不可能生出钱来。”但是,次级贷款就像是市场能够生出钱来一样,“每个人都获利。”她说,这就是不合理。“次级贷款是一个泡沫。”

  她关注次级贷款许多年,但是一直找不到转折点。当时,次级贷款在市场上很抢手,也有人不看好,要卖空。“但是,卖空就亏,有人经不住损失就走了。”她认为,过去40年,美国家庭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只增加四分之一。房价上升与格林斯潘为市场注入过多的资金有很大的关系。从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成为完全付债消费,长期一定不能支撑。

  2007年3月,她开始卖空次级贷款,但是4月份就亏钱,“因为时间太早了。”到了5月份,次级贷款指数开始下跌,基金也开始赚钱。她说,她也卖空与次级贷款有关的金融公司,如全国金融(Countrywide)和华盛顿互助(WashingtonMutual)。

  对个人投资者的3个建议

  对于个人投资者,高梅建议道,要牢记著名投资者巴菲特的话——“在别人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她说,华尔街的人就是在恐惧和贪婪中生活。他们赚了钱的时候不可一世,亏了钱就觉得没有未来,其实没有必要。

  此外,投资时不要跟风,一定要加入自己的思考,不懂的东西不要做。在市场上,有的产品收益率很高,看起来特别好,就要检查是否存在什么问题。

  高梅认为,并非每个人都适合炒股票。股票市场的风险太大,个人投资者一定不要负债太高。有的华尔街人士赚了钱后,以为每年都会这样,就开始大手脚花钱。“他们先在曼哈坦购买一个高级公寓,又在长岛买下一栋渡假别墅。”结果,现在华尔街的人失业的很多,那些高价买来的豪宅别墅,只能仓惶出手。

  “最愉快的时候”

  高梅说,自己的最大优点是,脚踏实地,近十年来没有跳槽,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努力提高自身的价值。每天想的都是工作,甚至外出游玩也不例外。“半年前我生第二个孩子时,只请了6周的假期。”

  既是基金经理又为人妻母的高梅,“每天相当忙。”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起来就看商业新闻电视台,然后在手机上阅读分析师发送来的报告。7点半就要到公司上班,“讨论市场情况,提出注意事项。”每天晚上7点回家,吃饭后与两个孩子玩一会儿。“这是我最愉快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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