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錄》趣談之一
《燕行錄》是中國明清時期，朝鮮使臣往來燕京（今北京）等地時根據路途聞見所記載下來的紀行錄。因為是朝鮮王朝重要官員與知識份子，用他們獨特的眼光與感知，對明清時期中國的自然風貌、人文景觀以及朝政國情等的記錄與論述，所以這些《燕行錄》對研究當時的中朝關係、中朝文化交流與中國社會以及朝鮮社會等方面，就有著不言自明的價值了。
《燕行錄》又稱《朝天錄》、《東槎錄》、《銀槎錄》、《飲冰錄》等。《燕行錄》是個中性稱謂，無褒無貶。“燕行”者，“燕京之行”也。“東槎”，多指從水路到中國。《朝天錄》多是明代稱謂，“朝天”者，“朝貢天朝”也。因使臣出使，是以“季劄觀樂”的敬仰與渴慕態度而前往的。如李民宬在萬曆壬寅年以奏請使書狀官的身份出使明朝，他回來後給自己的《朝天錄》作跋時說：
古人云：“一樂生中國。”豈以涵育于仁義之教，禮樂之化為足樂歟！我輩生長於海東，徊翔於彈丸之地，真所謂坎井之蛙，不可以語海者也。由被仁賢之化，篤習《詩》、《書》之教，見稱以禮義之邦，殆庶幾於生中國者。今又獲備末价，預於觀光之列，斯豈非幸歟！
這種“觀光學習”、“渴慕仰止”的態度，在今天已經“去中國化”的韓國和朝鮮，絕大部分國民是不承認的。
其實不用等到今日，甚至晚明，鮮人就以“小中華”自居。到了清代，他們認為中國已經淪為犬羊腥羶之地，億兆黎民，水深火熱，而中華禮樂，萬劫不復。因此，朝鮮還曾一度想興兵“北伐”，以解中國百姓于倒懸，恢復神京，再創中華。就在明遺民到處反抗清廷的時候，朝鮮也在加緊備戰呢。當時朝鮮各種書籍中盛行這樣的故事，如《醒睡叢話》說：
李貞翼公浣，荷孝廟眷注，將謀北伐，廣求人材，雖於行路上，如見人之貌之魁偉，則必延致之門，隨其才而薦於朝。
《叢話》裏還說，李浣曾經遇到一位三十多歲的朴鐸，延致身邊，教其兵法，每於之議北伐之事，後以孝廟死，鐸辭別而去，與老母終老山野。又《叢話》論“皇朝遺民”時還說：
崇禎甲申以後，皇朝遺民之東來者甚多，有一仕宦人，削髮衣緇而來歸京司馬。過半年，忽謂其上佐僧曰：“吾聞懷德宋相某方贊助國家大議，鎮岑申生亦預其事云。此是吾日夜所冀望者也，吾將見此兩人之如何樣？”
後來，這個僧人終於見到了兩人，覺得此二人可輔成大事，並且說：
“朝野俱有此等人材，何患大事之不成，而必有大有為之君然後可用此等人物，吾第觀主上之何如也。”更留京數月，孝廟適行閱武於露浦之上，僧從觀光人叢中一瞻天顏，急向靜僻處放聲大哭，上佐驚怪而問之，則掩淚而言曰：“吾之一片苦心，今焉已矣。吾觀主上天日之表，可謂英傑聖明之主，可以有為，而但屍氣滿面，壽限盡於今年之內。天乎！天乎！既出其人，又何奪之速也。”哀痛不已，其後一旬之間，孝廟賓天，而其僧不知去處云矣。
孝宗李淏曾在瀋陽做過質子，對清朝可以說是懷有刻骨仇恨。他打算培育精兵十萬，伺機北伐。大臣擔憂“萬一蹉跎，有覆亡之禍，則奈何”，孝宗認為“以大志舉大事，豈可保其萬全也。大義則明，則覆亡何愧，益有光舉於天下萬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為似無覆亡之虞也”。但他在位僅僅十年，因此隨著這位“偉大領袖”的撒手西歸，“北伐”一事，遂從此擱置。打個不恰當的比方，這頗有點兒老蔣當年在臺灣天天準備反攻大陸一樣，都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多搜斂百姓賦稅的把戲而已。
朝鮮人受兩個“朱夫子”影響甚深，即從思想上遵從“朱夫子熹”，從帝王統緒上遵從“朱夫子元璋”。今明朝既亡，則周魯禮樂，所謂“遵王心法，列聖相傳”，今承其缽者，乃西歸朝鮮也。故鮮人一方面仍用明朝崇禎年號，另一方面在明亡“周甲”也就是六十年之時，在宮中後苑建“大報壇”，以祀在“壬辰倭亂”期間出兵朝鮮，使“東藩再造”的明神宗萬曆皇帝。雖然從“丁卯虜亂”（1627）與“丙子虜亂”（ 1636）後，逼迫與清簽定城下之盟，仍須到中國進行朝貢，但這是大個子力壓小個子的事情，雖然萬般不願，但還是得去，而且要裝出恭敬從順的樣子，所以很多入清以後的《燕行錄》，就被稱為《飲冰錄》。私下稱清帝為“胡皇”，稱清使為“虜使”。
《莊子·人間世》說：“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意思是十分驚恐焦灼之義。朝鮮使臣既是從“文明區”到了“淪陷區”，還要向“胡皇”磕頭下跪，當然就覺得屈辱、憤恨兼備，用他們常說的兩個字來形容就是――“悶鬱”。清崇德六年，以聖節使兼冬至使副使出使瀋陽的李景嚴，離沈之日，甚至稱“以脫鬼門關為幸快”，其情可知！
